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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在我看来，对一个孩子最好的祝福就是：“祝你能带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长大。”

摘录自《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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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需求为发明之母”这句老生常谈说起吧。一般认为，要是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需求不能满足，或者是某项技术不如人意，人人盼望改善，就会产生发明。有发明天赋的人察觉到社会的需求，受到经济（金钱）或社会文化（声誉）因素的驱策，就会着手发明创新。有些发明家最后成功设计出优越的产品，取代不如人意的技术。要是新发明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术也能兼容，这个社会就会采纳那个新发明。

说起来，符合“需求为发明之母”这个常见观点的发明，还真不少。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政府展开“曼哈顿计划”，目标就是发明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并且要赶在纳粹造出原子弹之前完成。那个计划在三年内就成功了，共花了20亿美元（约相当于现在的200亿美元）。其他的例子还有：1794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从棉花中分离出棉籽，就是因为在美国南方那是非常耗费人力的工作；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是为了把水从英国的煤矿中抽出来。

这些熟悉的例子误导了我们，让我们以为其他的主要发明也是响应需求的产物。事实上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发明是好奇心的产物。发明家动手动脚、修葺补缀，做出巧夺天工的玩意儿，往往是福至心灵、妙手偶得，事前哪里有什么目标、蓝图？一旦发明了一件事物，发明家必须做的就是为它找个事做。只有在新发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才会觉得他们“需要”那件发明。还有一些新发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明的初衷被忘记了，因为消费者为它们找到了新的用途。事后才找出用途的发明并不罕见，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属这一类，例如飞机、汽车、内燃机、电灯泡，以及留声机和晶体管，读者知道了有没有大吃一惊呢？所以，往往发明才是需求之母，常见的观点把两者的关系弄反了。

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是个好例子。爱迪生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留声机是他最有创意的发明。1877年爱迪生制作出第一台留声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宣扬这个新发明的十大用途，例如记录垂死之人的遗嘱，为盲胞录下有声书，报时，教学童拼字。“复制音乐”在他的单子中并未占有什么显著地位。几年后爱迪生还跟助理说，他的留声机并没有商业价值。又过了几年，爱迪生改变了主意，开始生产留声机出售——作为办公室中的留言机。其他有商业头脑的人想出点子，将爱迪生的留声机当作点唱机用，只要投币就可以播放流行音乐，爱迪生认为那对他的机器是种侮辱，因为办公室事务机才是比较“正经”的机器。差不多20年后，爱迪生才不情不愿地同意：他的留声机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录放音乐。

机动车是另一个对我们而言用途明显的发明。不过，它不是发明来应付任何需求的。1866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奥托建造了第一部内燃机，那时马匹作为人类陆上交通工具已有近6 000年，蒸汽动力的火车才出现几十年，重要性逐渐增加。当时的马匹供应并没有什么危机，大众对铁路运输也没有什么不满。

奥托的内燃机动力不强，很笨重，高达7英尺，不像是能比得上马匹的样子。直到1885年，内燃机的设计才得到了改进，另一位德国发明家戈特弗里德·戴姆勒将其装在一辆自行车上，那就是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他等到1896年才造出了第一辆卡车。

1905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玩具，昂贵且靠不住。大家对马匹、火车仍然非常满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才意识到需要采购卡车。战后，卡车制造业者与陆军展开密集游说，终于让大众觉得他们需要机动车，于是在工业国家中卡车逐渐取代了马车。这场变革，即使在美国最大的城市，也花了50年才完成。

由于新发明的早期原型多半表现不佳，很难看出什么用途，发明家往往必须孤单地坚持很久，以改善他们的发明。最初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都与奥托那7英尺高的内燃机一样不合用。因此发明家本人难以预测自己的原型是否必然有用，而确定有用后，才可能继续投资改进。美国政府每年发出7万件专利凭证，只有少数能达到商业生产的阶段。一些重大发明找到了用途，而无数的发明根本找不到用途。此外，一些发明在一开始就做得能满足发明的目的，后来又因为发现新用途而变得更有价值。瓦特的蒸汽机原本是为了从矿坑中抽水设计的，后来却用来推动轧棉机，连火车与船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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