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 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怎么能只写了一句话？这不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啊。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