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法的习近平步履蹒跚，即使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他也无力控制自己的身姿——那个庞大的躯体就象他的帝国一样正摇摇晃晃走向自己的终结时刻。
这个国家正在走向自己的失败。
这失败是必然的，只要没能完成底层逻辑上的自我超越，帝国就跳不出治乱循环， 就无法逃脱覆灭的宿命。
从秦到清，“帝国必然覆灭”这一历史规律已被无数亡者的血泪反复验证。
即将被亿万人血泪再次验证的，并不仅仅是中共帝国的失败，更是大一统帝国模式的失败。
是基于伤害链逻辑构建庞大帝国，繁育出众多人口，但却迫使这些人忍受低贱的社会地位，满足于低劣的生活水准，保持低下的思维能力，迫使庞大人口成为牲人，象牛马猪羊一样任权贵们驱使宰割的帝国模式的失败。
这失败的根源，来自伤害链逻辑本身。
产业链逻辑的内核是“自愿合作”，伤害链逻辑的内核是“强迫合作”，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不愿深究的人眼中并不明显，就象基于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和基于董志民式掳劫囚禁行径结合的“婚姻”之间的差异在王志安之流眼中一样不明显。
但基于伤害链逻辑达成的合作，只能是低质量的。
在靠强迫形成的“合作”关系中，双方都需要把大部分注意力用在维系已经形成的关系上，强者需要努力维持伤害力落差，牢牢抓住系在弱者脖子上的铁链，弱者则需要在强者的胁迫下一边劳作生产，一边尽可能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截留资源。
双方都需要把注意力主要用于“解决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基于伤害链逻辑形成的合作关系，在“解决问题”方面注定是低效的。
而庞大国家的治理就象大型企业的管理一样，和“能解决人”、“会搞关系”比起来，更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帝国的治理模式因此是注定失败的。
因为当帝国变得庞大，当帝国因人口规模增长、幅员辽阔、民情复杂而对中枢决策者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帝国中枢是注定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
因为伤害链系统的规模增长、治理难度增加，和伤害链系统因需要进行愚民教育将底层规训为牲人导致的全民降智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越大，承平越久，民生越繁盛，则皇帝越赢弱，吏治越败坏，朝争越混乱，即使皇朝后期出了忠直的名臣、勤政的英主，也总是无法挽回“天命”。
这“天命”就是帝国的治理能力有一个会随时间推移自行下降的上限，而帝国的治理需求必然会突破治理能力的上限。
很多人把习近平比为崇祯。
虽然有人说他不配，但从“尽力挽救即将覆灭的帝国”这个角度看，他和崇祯确有几分相似。
相似在他们同样都在做无用功。
相似在他们都同样深信了那套由统治者创建出来用于愚弄臣民的说辞，并循这套说辞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结果被自家先辈带到了坑里。
崇祯是相信了儒家的治国理念，习近平则是相信了中共宣传部门的宏大叙事，相信了东升西降，不忘初心。
但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和中共的宣传叙事都不能解决帝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问题，和伤害链链主需要在一个能解决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问题的专业团队里既保持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又不对专业团队的专业工作造成干扰的问题。
这类问题其实从未被解决过。
超大型企业的管理，如何让超大型专业团队保持工作效率，一直都是让社科学界挠头的难题。
哪怕在欧美列国，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方案，也一直是把大型社会拆解成较小的政治单元。在美国，联邦、州、县各有自己的选举，各有自己的法律。欧洲的政治结构则更松散和多元。
如果要用商业模式来比喻现代国家向社会提供治理服务的政治模式，那么把现代国家看成象淘宝、拼多多、亚马逊那样的“平台”，把活跃其中争取选民信任的政党和政客成看成在平台经营的品牌、“网店”，更为合理。
在平台模式下，国家只需要守住自己在宪法中向选民作出的承诺就能维系自身的存在，不需要巨细无遗的为每个政党、每个政客、每个政策的错漏负责。
而和欧美的务实做法相比，儒家理念和中共的宣传叙事更象是种玄学。
儒家理念让君主相信自己的德行可以影响国运，相信“亲贤臣、远小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相信了这种说辞的君主由此就专注于“修身”和“举贤”，却放弃了“任能”，放弃了对“真问题”的关注，放弃了对更专业治理团队、更科学治理方案的追求。
中共的宣传叙事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他在想方设法揽更多的权，他在试着摆脱改开时期进入中上层的技术官僚们的影响，作为一个不懂国家治理的领袖，他认为只要领袖的革命意志够坚定，下属足够听话，就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他是一个不懂技术的人，他不具备技术思维，但他正面对的是一个高难度（难度仍在上升）的技术问题，他手下那些还能帮他勉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下属，是在改开时代至少部分程度上凭技术能力爬上去的技术官僚。
他不知道这个帝国一直在吃的是“中成药”，中共在改开时期一直使用的“治国良方”，是名为中药，实际上靠西药成分（市场）取得疗效的膺品。
他不知道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的不匹配是千古绝症，无药可医。
而要让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重新匹配，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让帝国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