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ying to Avatar 九犬一獒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 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 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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