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罗伯特・希格斯
日期：2005年5月16日
通过让民众长期处于人为加剧的忧虑状态，政府与媒体联手为推行特定政策铺平了道路——包括税收、监管、监控、信息上报等各类侵犯民众财富、隐私与自由的措施。
引言
> “既然爱与恐惧难以共存，若必须二选一，被人畏惧远比被人爱戴更为稳妥。”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所有动物都会感受到恐惧，人类或许尤甚。任何缺乏恐惧感知的动物，无论体型大小、速度快慢或具备其他特质，都难以存活。恐惧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威胁自身福祉乃至生命的危险，促使我们采取逃跑、躲藏或准备抵御危险等应对措施。
无视恐惧无异于将自己置于致命险境。即便是战场上的英雄，若坦诚相待，也会承认自己曾感到恐惧。告诉人们“不要害怕”，实则是给出了一条无法践行的建议。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结构，让我们本能地惧怕各类真实存在或潜在的威胁，即便这些威胁仅存于想象之中。
那些自封为统治者、蛮横支配我们的人（即所谓的“政府”）深谙这一人性本质。他们利用恐惧、培植恐惧。无论属于“战争国家”还是“福利国家”，政府都依赖恐惧来确保民众顺从、遵守官方指令，有时甚至需要民众积极配合其推行的各类事务与冒险行动。若失去民众的恐惧心理，没有任何政府能维系超过24小时。大卫·休谟认为，所有政府皆建立在公众舆论之上，但我认为，舆论并非政府的根基——公众舆论本身植根于更深层的东西：恐惧¹。
休谟承认，支撑政府的舆论其力量源自“其他原则”，其中包括恐惧，但他认为这些原则只是“政府的次要原则，而非根本原则”（[1777] 1987, 34）。他写道：“若暴君的权威仅源于恐惧，那么无人有理由惧怕其暴怒。”（同上，原文强调）我们或许认同休谟的这一表述，但仍需指出，政府对绝大多数民众的权威本质上依赖于恐惧。任何赋予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都离不开某种或多种恐惧的支撑与渗透。这种恐惧未必是对政府本身的惧怕，更可能是对暴君声称要保护民众免受的某种危险的恐惧。
恐惧的起源
数千年前，当最早的政府开始对民众施加控制时，主要依赖战争与征服。正如亨利·黑兹利特（[1976] 1994）所观察到的：
“或许正如18世纪部分哲学家所设想的，曾有一群和平的人们在下班后聚集一堂，起草了一份社会契约以建立国家。但从未有人找到过相关确凿记录。实际上，所有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政府，其起源都是征服的结果——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一座城市征服另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当然，历史上存在过制宪会议，但它们仅改变了已存在政府的运作规则。”
在征服中未被杀害的失败者，不仅要忍受随之而来的劫掠与蹂躏，更要长期被迫向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曼瑟尔·奥尔森（2000, 6–9）贴切地称之为“常驻匪徒”）缴纳贡品。被征服的民众有充分理由为自身性命担忧，在“失去财富”与“失去生命”之间，他们往往选择牺牲财富。税收制度由此产生，形式包括实物、劳役或货币等（诺克 [1935] 1973, 19–22；诺克的观点借鉴并认可了路德维希·贡普洛维奇与弗朗茨·奥本海默的开创性历史研究）。
然而，被征服的民众自然会怨恨这种强加于身的政府，以及政府强行征收的税收和施加的其他侮辱。心怀怨恨的民众极易变得躁动不安，一旦出现推翻压迫者统治的有利时机，他们便可能奋起反抗。即便不发动叛乱或公开抵抗，他们也会暗中设法逃避统治者的苛捐杂税，破坏政府的统治机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若征服者未能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很快就会失去所获一切，即便暂时保有，也会深陷无尽的麻烦与困扰之中”（[1513] 1992, 5）。对于“常驻匪徒”而言，仅靠武力维持民众持续创造大量贡品的状态，成本极高。
因此，所有政府迟早都会将武力与神权相结合，打造“王权与神权的铁盟”。在古代，统治者常宣称自己是神——古埃及法老数千年来一直如此宣称。这样一来，民众不仅惧怕统治者的强大武力，更惧怕其超自然力量。此外，若民众相信来世可摆脱今生的痛苦与悲伤，祭司便拥有了特权，能够规定民众今生应如何行事，以确保来世获得福祉。马基雅维利在谈及他所处时代的天主教会时，提到“精神力量本身就赋予了其无比强大的权威”（[1513] 1992, 7），并盛赞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始终以宗教为幌子……采用可称之为‘虔诚的残酷’的手段”（59，原文强调）²。
人们自然会好奇，乔治·W·布什总统是否借鉴了费迪南德的手法（具体可参见希格斯 2003a，更多相关内容参见希格斯 2005b）。
当然，武士与祭司即便并非同一群体，也几乎必然会成为统治机构中的合作方。例如在中世纪欧洲，男爵的弟弟可能期望成为主教。
由此，政府中的武士阶层让民众为生命担忧，祭司阶层让民众为永生灵魂担忧。这两种恐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足以支撑世界各地的政府存续数千年。
历经岁月变迁，政府不断优化对民众恐惧心理的利用，构建起一套意识形态：强调民众易受各类内外危险的威胁，而政府（偏偏是政府！）是他们的保护者。政府宣称，自己保护民众免受外部侵略与内部混乱的侵害，而这两种威胁被描绘为始终存在的隐患。有时，为了让这套神话更具说服力，政府确实会提供此类保护——就像牧羊人保护羊群，但其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羊群的利益。时机成熟时，牧羊人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剪羊毛或屠宰羊群³。
奥尔森（2000, 9–10）简洁地解释了为何“常驻匪徒”可能愿意投资公共产品（最典型的是国防与“法律秩序”）以提高民众生产力：简而言之，当统治者预期从生产力提升的民众身上获得的额外税收现值，超过为提高民众生产力所投入的当前成本时，便会进行此类投资。另可参见贝茨（2001, 56–69, 102）提出的观点：在西欧，国王与商人和市民达成协议，以重商主义特权和“自由权”换取税收，从而压制长期相互征战的乡村贵族，实现乡村平定。但贝茨也指出，遗憾的是，国王扩大税收的目的是为了发动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对抗其他国王与国内反对者。因此，他们的“平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战争融资服务，对整个社会福祉的净影响仍存在极大争议。奥尔森与贝茨的观点，与道格拉斯·C·诺斯过去四十年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思想相近，尤其是诺斯与托马斯 1973 年、诺斯 1981 年及 1990 年的著作。
当政府未能兑现保护民众的承诺时，总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常常将责任归咎于部分民众——例如商人、放贷者、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等替罪羊。马基雅维利断言：“君主永远不愁找不到合理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背信弃义。”（[1513] 1992, 46）
民众对“神授统治者”的服从，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与公民义务的观念，最终催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在民主政府体制下，民众本身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求民众做的任何事，本质上都是民众为自己而做——正如伍德罗·威尔逊 1917 年推行带有严厉刑事制裁的征兵制时，厚颜无耻地宣称：“这绝不是征召不情愿的人，而是从一个全民自愿参军的国家中进行挑选。”（引自帕尔默 1931, 216–17）
民主信条站稳脚跟后不久，广大选民中便出现了有组织的联盟，与精英阶层一同掠夺国库。因此，19世纪末，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形成。从那时起，民众被告知，政府能够且应当保护他们免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威胁——包括贫困、饥饿、残疾、失业、疾病、老年无收入、水中病菌、食品毒素，以及对种族、性别、血统、信仰等的冒犯等。几乎所有民众惧怕的事物，政府都声称会出面抵御。由此，福利国家将其合理性建立在了恐惧这一坚实基础之上。政府自古以来就成功利用民众对暴力的恐惧（承诺“国家安全”），如今也毫不费力地将这些新的恐惧（承诺“社会保障”）融入其统治根基。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与其他所有“生产性”资源一样，恐惧也受生产规律支配，无法逃脱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当政府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造恐惧”的投入时，民众对政府保护的增量需求会逐渐下降。政府第一次“狼来了”，民众会感到恐慌；第二次，恐慌感减弱；第三次，更弱。若政府过度使用恐惧这张牌，会让民众的感官不堪重负，最终民众将几乎完全无视政府后续的恐吓尝试。
20世纪70年代，民众被警告全球将面临灾难性降温（例如，1975年《新闻周刊》的《冷却的世界》一文），不久后又被警告全球将面临灾难性变暖。如今，民众可能已厌倦听从政府关于所谓全球气候变化可怕后果的警告——当然，除非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强迫民众去做“必须做”的事以避免预测的灾难。
最近，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透露，当他认为某些极不可能发生的威胁不足以将颜色编码威胁级别提升至橙色（即“高”恐怖袭击风险）时，其他政府官员否决了他的决定。里奇敏锐地指出：“这一沟通工具必须谨慎使用。”（引自霍尔 2005）
恐惧是一种贬值资产。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观察到的：“民众的性情变幻无常，说服他们一件事容易，让他们坚持这一信念却很难。”（[1513] 1992, 14）除非预言的威胁成为现实，否则民众会逐渐怀疑其真实性。政府必须通过维护、更新和替换其“恐惧资本”来弥补贬值。例如，冷战期间，民众对苏联的普遍恐惧往往会逐渐消散，除非通过周期性危机来重塑——这些危机多以官方宣布或泄露的“差距”形式出现，如兵力差距、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反导系统差距、首次打击导弹差距、国防开支差距、热核投掷重量差距等（希格斯 1994, 301–02）⁴。
冷战经典电影《奇爱博士》中有一句令人难忘且极具讽刺意味的台词：当地球面临不可避免的核毁灭时，总统及其军事高官计划将一部分美国人藏在深层矿井中数千年，而“巴克”·特格德森将军仍痴迷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优势，宣称：“总统先生，我们绝不能允许出现矿井差距！”
近来，政府一系列关于本土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官方警告，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让民众保持“警惕”——换句话说，愿意将巨额资金投入政府“国防”与“国土安全”的无底洞（希格斯 2003b）。
这一因素也解释了大众媒体为何持续渲染恐惧：除了为吸引观众服务自身利益外，它们还通过配合政府当前的恐袭宣传，为自己规避政府惩罚买了份“保险”。任何观看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头条新闻的人都能证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未知可怕威胁”被曝光——我称之为“每日一险”。
通过让民众长期处于人为加剧的忧虑状态，政府与媒体联手为推行特定政策铺平了道路——包括税收、监管、监控、信息上报等各类侵犯民众财富、隐私与自由的措施。若让民众暂时摆脱这些无休止的警告轰炸，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绝大多数被宣称的威胁都毫无根据，即便没有政府以安全为名实施的管制与税收勒索，他们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政府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私营”部门都参与了恐惧的生产与传播。（警惕：许多表面上属于私营部门的人，实际上是以纳税人的钱为生的“雇佣兵”。真正的政府雇员数量远高于官方报告的数据[莱特 1999；希格斯 2005a]。）国防承包商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煽动民众对全球各地大大小小“敌人”的恐惧，声称这些敌人随时准备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波音公司频繁播放的电视广告向我们保证，该公司正为保护“我们的自由”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我有一件冷战时期毫无用处的闪亮武器可以卖给你。新闻与娱乐媒体也热情地加入到渲染外部威胁的行列中——只要能吸引公众注意力，什么都愿意做。
各类大小顾问也纷纷加入，协助将数十亿美元分配给政治上受青睐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的所谓“研究”毫无实质内容，却能炮制出厚厚的报告，其中大部分只是重复问题、猜测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无用填充物。但所有这些报告都一致认为，危机迫在眉睫，必须进行更多此类研究以应对危机。由此形成了危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萨伊定律”：（政府资助的）研究供给创造了自身的需求（政府资助的研究）。
事实上，当政府满足于现状，但希望向政治亲信、密友和昔日同僚（如今自称“顾问”）支付巨额资金时，就会委托开展此类研究。同时，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它正在“采取行动”规避即将到来的X危机。
在各个领域，投机者都会利用已有的恐惧，并竭力制造新的恐惧以中饱私囊。因此，公立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一致认为国家面临“教育危机”；警察部门与禁酒运动支持者坚称国家面临普遍的“毒品危机”，有时甚至是特定的毒品危机，如“可卡因滥用流行病”；公共卫生相关利益群体则煽动对“流行病”的恐惧，而这些所谓的“流行病”实际上并非传染性病原体的传播，而是缺乏个人控制与责任感的表现，例如“肥胖流行病”或“青少年杀人流行病”。通过这种策略，大量个人不良习惯被“医学化”，并被纳入“治疗型国家”的管控范围（诺兰 1998，萨斯 2001，希格斯 1999）。
就这样，民众对子女可能染上毒瘾或枪杀同学的恐惧，成为了政府的“原料”——这台机器或许运转缓慢，但成本极高，每一分钱都流入了幸运受益者的口袋（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护士、毒品法庭法官等，名单几乎无穷无尽）。通过这种方式及无数其他方式，私营部门成为了维系这一庞大“恐惧驱动型”政府机构的同谋。
战时的恐惧效果最佳
即便是专制君主也可能感到无聊。行使巨大的权力可能变得乏味且繁重——下属总是为琐事打扰你的宁静；受害者总是请求宽恕、赦免或豁免你的规定。然而，在战时，统治者会变得精神焕发。正如所有此类领导人所明白的，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为他们带来伟大的声誉和公众的赞誉（希格斯 1997）。若在和平时期担任高官，他们注定最多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平庸之辈。
而战争爆发时，这种亢奋情绪会蔓延至整个统治机构。多年来一直停留在上尉军衔的军官，如今可能有望晋升为上校；原本管理100名下属、预算100万美元的局负责人，如今可能期待管理1000名下属、手握2000万美元预算；必须成立新的强大监管机构并配备人员；必须建造、配备和运营新的设施；原本陷入党派僵局的政客，如今期望国库中源源不断的资金能为达成以往难以想象的庞大立法协议铺平道路。政府目光所及之处，皆充满活力、权力与金钱。对于那些掌控战时政府机器的人而言，生活从未如此美好。
难怪约翰·T·弗林（1948）在撰写二战期间蜂拥而至的官僚时，将相关章节命名为《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即便在战前，这个国家就已成为官僚的天堂。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官僚机构激增，官僚们如蝗灾般遍布全国……华盛顿挤满了刚从年薪2500美元岗位上走出来的小教授，如今他们拿着5000、6000甚至7000美元的年薪，掌控着美国经济的大片领域。”（310, 315）
如此规模的官僚机构突然扩张，只有在国家参战、民众放松对政府苛征的抵抗时才可能发生。立法者明白，他们现在可以大幅提高税率、实行商品配给、分配原材料、运输服务和信贷、授权巨额借款、征召士兵，并普遍行使比战前大得多的权力。
尽管民众可能会对官僚在战时动员中采取的具体行动抱怨不已，但很少有人敢公开抵抗，甚至不敢公开批评整体动员或政府参战——这样做不仅会面临政府合法与非法的报复，还会遭到朋友、邻居和商业伙伴的指责与排斥。正如二战期间流行的一句“对话终结者”所说：“你不知道正在打仗吗？”（林格曼 1970）
战时，民众为国家的福祉乃至生存担忧，因此比平时更愿意向政府交出财富、隐私与自由。政府及其私营承包商由此大发横财。无数投机者加入这场盛宴，每个人都声称在提供某种“essential战争服务”，无论其事务与军事计划的直接贡献有多遥远。政府以民众的恐惧为借口进行掠夺，将经济与社会的大片领域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政府的税收、借款、支出和直接管控大幅扩张，而个人权利则萎缩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当整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一个普通人的权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每场战争最终都会结束，但都会留下持久的遗产，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在美国，内战与两次世界大战都留下了大量此类遗产（赫梅尔 1996，希格斯 1987, 2004）。同样，正如科里·罗宾（2004, 25）所写：“有一天，反恐战争将会结束。所有战争都会结束。而当它结束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是对恐怖主义或激进伊斯兰的恐惧，而是对恐惧所遗留下来的国内统治者的恐惧。”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各类为国家安全服务的情报机构，已利用其强制权力针对那些根本不可能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异议者”（189）。“联邦调查局（FBI）特别密切地监视美国的反战运动”（189），这绝非偶然。
这种针对性监视不足为奇，因为用伦道夫·伯恩的经典名言来说，“战争是国家的健康”，而FBI正是保护和提升美国政府“健康”的核心机构。多年来，FBI也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剧美国民众的恐惧，最臭名昭著的或许是其20世纪60年代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但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林菲尔德 1990, 59–60, 71, 99–102, 123–28, 134–39）。而且，FBI在这些行动中并非孤军奋战。从顶层到底层，政府都希望我们感到恐惧、需要我们感到恐惧，并投入巨资让我们感到恐惧。
结论
倘若我们不再惧怕政府本身，并摆脱它所制造的虚假恐惧，政府将会萎缩消亡，而美国数千万直接或间接依赖民众财富与精力生存的“寄生虫”——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同类——将失去生存的宿主。在那个光辉的日子里，所有依靠公共开支生活的人都将不得不寻找一份诚实的工作，而我们其他人，将认清政府向来就是虚假的神，进而以更具生产力、更符合道德准则的方式来缓解剩余的恐惧。
注释
1. 休谟承认，支撑政府的舆论其力量源自“其他原则”，其中包括恐惧，但他认为这些原则只是“政府的次要原则，而非根本原则”（[1777] 1987,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罗伯特・希格斯
日期：2005年5月16日
来源：科斯学社
通过让民众长期处于人为加剧的忧虑状态，政府与媒体联手为推行特定政策铺平了道路——包括税收、监管、监控、信息上报等各类侵犯民众财富、隐私与自由的措施。
引言
“既然爱与恐惧难以共存，若必须二选一，被人畏惧远比被人爱戴更为稳妥。”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所有动物都会感受到恐惧，人类或许尤甚。任何缺乏恐惧感知的动物，无论体型大小、速度快慢或具备其他特质，都难以存活。恐惧提醒我们警惕那些威胁自身福祉乃至生命的危险，促使我们采取逃跑、躲藏或准备抵御危险等应对措施。
无视恐惧无异于将自己置于致命险境。即便是战场上的英雄，若坦诚相待，也会承认自己曾感到恐惧。告诉人们“不要害怕”，实则是给出了一条无法践行的建议。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结构，让我们本能地惧怕各类真实存在或潜在的威胁，即便这些威胁仅存于想象之中。
那些自封为统治者、蛮横支配我们的人（即所谓的“政府”）深谙这一人性本质。他们利用恐惧、培植恐惧。无论属于“战争国家”还是“福利国家”，政府都依赖恐惧来确保民众顺从、遵守官方指令，有时甚至需要民众积极配合其推行的各类事务与冒险行动。若失去民众的恐惧心理，没有任何政府能维系超过24小时。大卫·休谟认为，所有政府皆建立在公众舆论之上，但我认为，舆论并非政府的根基——公众舆论本身植根于更深层的东西：恐惧¹。
休谟承认，支撑政府的舆论其力量源自“其他原则”，其中包括恐惧，但他认为这些原则只是“政府的次要原则，而非根本原则”（[1777] 1987, 34）。他写道：“若暴君的权威仅源于恐惧，那么无人有理由惧怕其暴怒。”（同上，原文强调）我们或许认同休谟的这一表述，但仍需指出，政府对绝大多数民众的权威本质上依赖于恐惧。任何赋予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都离不开某种或多种恐惧的支撑与渗透。这种恐惧未必是对政府本身的惧怕，更可能是对暴君声称要保护民众免受的某种危险的恐惧。
恐惧的起源
数千年前，当最早的政府开始对民众施加控制时，主要依赖战争与征服。正如亨利·黑兹利特（[1976] 1994）所观察到的：
“或许正如18世纪部分哲学家所设想的，曾有一群和平的人们在下班后聚集一堂，起草了一份社会契约以建立国家。但从未有人找到过相关确凿记录。实际上，所有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政府，其起源都是征服的结果——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一座城市征服另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当然，历史上存在过制宪会议，但它们仅改变了已存在政府的运作规则。”
在征服中未被杀害的失败者，不仅要忍受随之而来的劫掠与蹂躏，更要长期被迫向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曼瑟尔·奥尔森（2000, 6–9）贴切地称之为“常驻匪徒”）缴纳贡品。被征服的民众有充分理由为自身性命担忧，在“失去财富”与“失去生命”之间，他们往往选择牺牲财富。税收制度由此产生，形式包括实物、劳役或货币等（诺克 [1935] 1973, 19–22；诺克的观点借鉴并认可了路德维希·贡普洛维奇与弗朗茨·奥本海默的开创性历史研究）。
然而，被征服的民众自然会怨恨这种强加于身的政府，以及政府强行征收的税收和施加的其他侮辱。心怀怨恨的民众极易变得躁动不安，一旦出现推翻压迫者统治的有利时机，他们便可能奋起反抗。即便不发动叛乱或公开抵抗，他们也会暗中设法逃避统治者的苛捐杂税，破坏政府的统治机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若征服者未能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很快就会失去所获一切，即便暂时保有，也会深陷无尽的麻烦与困扰之中”（[1513] 1992, 5）。对于“常驻匪徒”而言，仅靠武力维持民众持续创造大量贡品的状态，成本极高。
因此，所有政府迟早都会将武力与神权相结合，打造“王权与神权的铁盟”。在古代，统治者常宣称自己是神——古埃及法老数千年来一直如此宣称。这样一来，民众不仅惧怕统治者的强大武力，更惧怕其超自然力量。此外，若民众相信来世可摆脱今生的痛苦与悲伤，祭司便拥有了特权，能够规定民众今生应如何行事，以确保来世获得福祉。马基雅维利在谈及他所处时代的天主教会时，提到“精神力量本身就赋予了其无比强大的权威”（[1513] 1992, 7），并盛赞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始终以宗教为幌子……采用可称之为‘虔诚的残酷’的手段”（59，原文强调）²。
人们自然会好奇，乔治·W·布什总统是否借鉴了费迪南德的手法（具体可参见希格斯 2003a，更多相关内容参见希格斯 2005b）。
当然，武士与祭司即便并非同一群体，也几乎必然会成为统治机构中的合作方。例如在中世纪欧洲，男爵的弟弟可能期望成为主教。
由此，政府中的武士阶层让民众为生命担忧，祭司阶层让民众为永生灵魂担忧。这两种恐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足以支撑世界各地的政府存续数千年。
历经岁月变迁，政府不断优化对民众恐惧心理的利用，构建起一套意识形态：强调民众易受各类内外危险的威胁，而政府（偏偏是政府！）是他们的保护者。政府宣称，自己保护民众免受外部侵略与内部混乱的侵害，而这两种威胁被描绘为始终存在的隐患。有时，为了让这套神话更具说服力，政府确实会提供此类保护——就像牧羊人保护羊群，但其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羊群的利益。时机成熟时，牧羊人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剪羊毛或屠宰羊群³。
奥尔森（2000, 9–10）简洁地解释了为何“常驻匪徒”可能愿意投资公共产品（最典型的是国防与“法律秩序”）以提高民众生产力：简而言之，当统治者预期从生产力提升的民众身上获得的额外税收现值，超过为提高民众生产力所投入的当前成本时，便会进行此类投资。另可参见贝茨（2001, 56–69, 102）提出的观点：在西欧，国王与商人和市民达成协议，以重商主义特权和“自由权”换取税收，从而压制长期相互征战的乡村贵族，实现乡村平定。但贝茨也指出，遗憾的是，国王扩大税收的目的是为了发动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对抗其他国王与国内反对者。因此，他们的“平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战争融资服务，对整个社会福祉的净影响仍存在极大争议。奥尔森与贝茨的观点，与道格拉斯·C·诺斯过去四十年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核心思想相近，尤其是诺斯与托马斯 1973 年、诺斯 1981 年及 1990 年的著作。
当政府未能兑现保护民众的承诺时，总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常常将责任归咎于部分民众——例如商人、放贷者、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等替罪羊。马基雅维利断言：“君主永远不愁找不到合理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背信弃义。”（[1513] 1992, 46）
民众对“神授统治者”的服从，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与公民义务的观念，最终催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在民主政府体制下，民众本身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求民众做的任何事，本质上都是民众为自己而做——正如伍德罗·威尔逊 1917 年推行带有严厉刑事制裁的征兵制时，厚颜无耻地宣称：“这绝不是征召不情愿的人，而是从一个全民自愿参军的国家中进行挑选。”（引自帕尔默 1931, 216–17）
民主信条站稳脚跟后不久，广大选民中便出现了有组织的联盟，与精英阶层一同掠夺国库。因此，19世纪末，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形成。从那时起，民众被告知，政府能够且应当保护他们免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威胁——包括贫困、饥饿、残疾、失业、疾病、老年无收入、水中病菌、食品毒素，以及对种族、性别、血统、信仰等的冒犯等。几乎所有民众惧怕的事物，政府都声称会出面抵御。由此，福利国家将其合理性建立在了恐惧这一坚实基础之上。政府自古以来就成功利用民众对暴力的恐惧（承诺“国家安全”），如今也毫不费力地将这些新的恐惧（承诺“社会保障”）融入其统治根基。
恐惧的政治经济学
与其他所有“生产性”资源一样，恐惧也受生产规律支配，无法逃脱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当政府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造恐惧”的投入时，民众对政府保护的增量需求会逐渐下降。政府第一次“狼来了”，民众会感到恐慌；第二次，恐慌感减弱；第三次，更弱。若政府过度使用恐惧这张牌，会让民众的感官不堪重负，最终民众将几乎完全无视政府后续的恐吓尝试。
20世纪70年代，民众被警告全球将面临灾难性降温（例如，1975年《新闻周刊》的《冷却的世界》一文），不久后又被警告全球将面临灾难性变暖。如今，民众可能已厌倦听从政府关于所谓全球气候变化可怕后果的警告——当然，除非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强迫民众去做“必须做”的事以避免预测的灾难。
最近，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透露，当他认为某些极不可能发生的威胁不足以将颜色编码威胁级别提升至橙色（即“高”恐怖袭击风险）时，其他政府官员否决了他的决定。里奇敏锐地指出：“这一沟通工具必须谨慎使用。”（引自霍尔 2005）
恐惧是一种贬值资产。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观察到的：“民众的性情变幻无常，说服他们一件事容易，让他们坚持这一信念却很难。”（[1513] 1992, 14）除非预言的威胁成为现实，否则民众会逐渐怀疑其真实性。政府必须通过维护、更新和替换其“恐惧资本”来弥补贬值。例如，冷战期间，民众对苏联的普遍恐惧往往会逐渐消散，除非通过周期性危机来重塑——这些危机多以官方宣布或泄露的“差距”形式出现，如兵力差距、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反导系统差距、首次打击导弹差距、国防开支差距、热核投掷重量差距等（希格斯 1994, 301–02）⁴。
冷战经典电影《奇爱博士》中有一句令人难忘且极具讽刺意味的台词：当地球面临不可避免的核毁灭时，总统及其军事高官计划将一部分美国人藏在深层矿井中数千年，而“巴克”·特格德森将军仍痴迷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优势，宣称：“总统先生，我们绝不能允许出现矿井差距！”
近来，政府一系列关于本土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官方警告，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让民众保持“警惕”——换句话说，愿意将巨额资金投入政府“国防”与“国土安全”的无底洞（希格斯 2003b）。
这一因素也解释了大众媒体为何持续渲染恐惧：除了为吸引观众服务自身利益外，它们还通过配合政府当前的恐袭宣传，为自己规避政府惩罚买了份“保险”。任何观看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头条新闻的人都能证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未知可怕威胁”被曝光——我称之为“每日一险”。
通过让民众长期处于人为加剧的忧虑状态，政府与媒体联手为推行特定政策铺平了道路——包括税收、监管、监控、信息上报等各类侵犯民众财富、隐私与自由的措施。若让民众暂时摆脱这些无休止的警告轰炸，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绝大多数被宣称的威胁都毫无根据，即便没有政府以安全为名实施的管制与税收勒索，他们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政府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私营”部门都参与了恐惧的生产与传播。（警惕：许多表面上属于私营部门的人，实际上是以纳税人的钱为生的“雇佣兵”。真正的政府雇员数量远高于官方报告的数据[莱特 1999；希格斯 2005a]。）国防承包商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煽动民众对全球各地大大小小“敌人”的恐惧，声称这些敌人随时准备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波音公司频繁播放的电视广告向我们保证，该公司正为保护“我们的自由”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我有一件冷战时期毫无用处的闪亮武器可以卖给你。新闻与娱乐媒体也热情地加入到渲染外部威胁的行列中——只要能吸引公众注意力，什么都愿意做。
各类大小顾问也纷纷加入，协助将数十亿美元分配给政治上受青睐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的所谓“研究”毫无实质内容，却能炮制出厚厚的报告，其中大部分只是重复问题、猜测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无用填充物。但所有这些报告都一致认为，危机迫在眉睫，必须进行更多此类研究以应对危机。由此形成了危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萨伊定律”：（政府资助的）研究供给创造了自身的需求（政府资助的研究）。
事实上，当政府满足于现状，但希望向政治亲信、密友和昔日同僚（如今自称“顾问”）支付巨额资金时，就会委托开展此类研究。同时，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它正在“采取行动”规避即将到来的X危机。
在各个领域，投机者都会利用已有的恐惧，并竭力制造新的恐惧以中饱私囊。因此，公立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一致认为国家面临“教育危机”；警察部门与禁酒运动支持者坚称国家面临普遍的“毒品危机”，有时甚至是特定的毒品危机，如“可卡因滥用流行病”；公共卫生相关利益群体则煽动对“流行病”的恐惧，而这些所谓的“流行病”实际上并非传染性病原体的传播，而是缺乏个人控制与责任感的表现，例如“肥胖流行病”或“青少年杀人流行病”。通过这种策略，大量个人不良习惯被“医学化”，并被纳入“治疗型国家”的管控范围（诺兰 1998，萨斯 2001，希格斯 1999）。
就这样，民众对子女可能染上毒瘾或枪杀同学的恐惧，成为了政府的“原料”——这台机器或许运转缓慢，但成本极高，每一分钱都流入了幸运受益者的口袋（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护士、毒品法庭法官等，名单几乎无穷无尽）。通过这种方式及无数其他方式，私营部门成为了维系这一庞大“恐惧驱动型”政府机构的同谋。
战时的恐惧效果最佳
即便是专制君主也可能感到无聊。行使巨大的权力可能变得乏味且繁重——下属总是为琐事打扰你的宁静；受害者总是请求宽恕、赦免或豁免你的规定。然而，在战时，统治者会变得精神焕发。正如所有此类领导人所明白的，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为他们带来伟大的声誉和公众的赞誉（希格斯 1997）。若在和平时期担任高官，他们注定最多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平庸之辈。
而战争爆发时，这种亢奋情绪会蔓延至整个统治机构。多年来一直停留在上尉军衔的军官，如今可能有望晋升为上校；原本管理100名下属、预算100万美元的局负责人，如今可能期待管理1000名下属、手握2000万美元预算；必须成立新的强大监管机构并配备人员；必须建造、配备和运营新的设施；原本陷入党派僵局的政客，如今期望国库中源源不断的资金能为达成以往难以想象的庞大立法协议铺平道路。政府目光所及之处，皆充满活力、权力与金钱。对于那些掌控战时政府机器的人而言，生活从未如此美好。
难怪约翰·T·弗林（1948）在撰写二战期间蜂拥而至的官僚时，将相关章节命名为《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即便在战前，这个国家就已成为官僚的天堂。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官僚机构激增，官僚们如蝗灾般遍布全国……华盛顿挤满了刚从年薪2500美元岗位上走出来的小教授，如今他们拿着5000、6000甚至7000美元的年薪，掌控着美国经济的大片领域。”（310, 315）
如此规模的官僚机构突然扩张，只有在国家参战、民众放松对政府苛征的抵抗时才可能发生。立法者明白，他们现在可以大幅提高税率、实行商品配给、分配原材料、运输服务和信贷、授权巨额借款、征召士兵，并普遍行使比战前大得多的权力。
尽管民众可能会对官僚在战时动员中采取的具体行动抱怨不已，但很少有人敢公开抵抗，甚至不敢公开批评整体动员或政府参战——这样做不仅会面临政府合法与非法的报复，还会遭到朋友、邻居和商业伙伴的指责与排斥。正如二战期间流行的一句“对话终结者”所说：“你不知道正在打仗吗？”（林格曼 1970）
战时，民众为国家的福祉乃至生存担忧，因此比平时更愿意向政府交出财富、隐私与自由。政府及其私营承包商由此大发横财。无数投机者加入这场盛宴，每个人都声称在提供某种“essential战争服务”，无论其事务与军事计划的直接贡献有多遥远。政府以民众的恐惧为借口进行掠夺，将经济与社会的大片领域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政府的税收、借款、支出和直接管控大幅扩张，而个人权利则萎缩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当整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一个普通人的权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每场战争最终都会结束，但都会留下持久的遗产，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在美国，内战与两次世界大战都留下了大量此类遗产（赫梅尔 1996，希格斯 1987, 2004）。同样，正如科里·罗宾（2004, 25）所写：“有一天，反恐战争将会结束。所有战争都会结束。而当它结束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是对恐怖主义或激进伊斯兰的恐惧，而是对恐惧所遗留下来的国内统治者的恐惧。”此外，我们还会发现，“各类为国家安全服务的情报机构，已利用其强制权力针对那些根本不可能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异议者”（189）。“联邦调查局（FBI）特别密切地监视美国的反战运动”（189），这绝非偶然。
这种针对性监视不足为奇，因为用伦道夫·伯恩的经典名言来说，“战争是国家的健康”，而FBI正是保护和提升美国政府“健康”的核心机构。多年来，FBI也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剧美国民众的恐惧，最臭名昭著的或许是其20世纪60年代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但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林菲尔德 1990, 59–60, 71, 99–102, 123–28, 134–39）。而且，FBI在这些行动中并非孤军奋战。从顶层到底层，政府都希望我们感到恐惧、需要我们感到恐惧，并投入巨资让我们感到恐惧。
结论
倘若我们不再惧怕政府本身，并摆脱它所制造的虚假恐惧，政府将会萎缩消亡，而美国数千万直接或间接依赖民众财富与精力生存的“寄生虫”——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同类——将失去生存的宿主。在那个光辉的日子里，所有依靠公共开支生活的人都将不得不寻找一份诚实的工作，而我们其他人，将认清政府向来就是虚假的神，进而以更具生产力、更符合道德准则的方式来缓解剩余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