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时顺带看了一下，马克思的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父亲则是一个崇拜卢梭的自由派律师，夫妻两个对二儿子的展望就像众多中国父母对儿女的展望一样，有“前途”。不过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富裕且文明，也因此他们不敢支持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以避免政府绝非善意的问询。

普鲁士政府多次招抚马克思，威逼利诱让他为政府服务，但马克思不识好歹，一次也没有接受，导致自己被多次驱逐颠沛流离，不能享受到家里优渥的生活。对此他宣称：“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朝着我的目标前进，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书报检查令到林木盗窃法，关心地方选举，并各种法案的实施当中论战，多次抨击普鲁士专制政府。和这种在年轻时就立足于人类最高尚事业的人相比，中国的毛派大V（他自己宣称的）刘思墨就要矮小的多了，费尽心思的向政府乞求一个公开的职务，把自己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试图通过帮助维稳在领导那里露面，争取好感。彼之砒霜，他之蜜糖，不同的目的，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从刘思墨的诸多行为逻辑来说，他就是中国毛派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