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哲：西方媒体论当今中国的乱局、成因和应对
发表于 2023 年 09 月 11 日 由 沉尽
导读：从瘟疫 —— 武汉肺炎爆发至今，违反常识，违反人性的荒唐事情在中国大地上频发， 目不暇接，宛如文革。从三年动态清零到白纸革命后突然全面放开，从全面关停教培到打击互联网无序扩张，从房住不炒到房地产老大恒大暴雷，从战狼外交到与俄罗斯背靠背再到东亚五国大洒币，从绿水青山到年初退林还耕，从年初医疗反腐到现在悄然结束，从年轻人失业率超20%到河北人为水灾。从秦刚乘火箭当外交部长到六个月后被免职，从火箭军司令政委双双被免职到足协官员被一锅端，所有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这里摘录三篇西方媒体的文章，就当今中国的乱局及其成因和应对方式进行分析讨论。
1. 金哲：世界媒体看中国: “东升西降”今何在？
2021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上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习近平还说，“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 一时间，世界媒体纷纷予以大量的报道和评论。
然而，随着延续三年的以动辄封户、封区、封城、封路、封港为特色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束，中国经济在一度呈现昙花一现的恢复势头之后一蹶不振，坏消息不断传来。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也悄声收起了“东升西降”的宣传，并罕见地承认它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很不妙。7月24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下是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标题：
——在促成经济恢复的努力缺乏效力之际，中国陷入通货收缩（路透社，8月9日）
——通货收缩：中国经济危险的螺旋下降（法国《国际快报》，8月11日）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 房地产低迷、青年失业率亦需关注 （日本时事社，8月14日）
——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后，赴华的国际旅客寥寥无几，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7日）
——工作越来越难找，中国年轻人做“全职儿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7日）
——中国发展模式在我们眼前崩塌（美国《国会山报》，8月11日）
——中国经济陷入威权政权注定要一再重复的下坠的螺旋（美国《工商内线人》网站，8月6日）
8月14日，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表了以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在世界媒体当中堪称富有代表性：
“这个周末的标题性新闻来自中国一个最大的、而且先前也是最稳定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碧桂园债务偿付逾期，现在面临更广泛的资不抵债的风险。该房地产公司称先前‘低估了市场的下行，目前正在面临1992年成立以来的最大的挑战。’
“但这则消息只是最新的令人担忧的重要新闻。中国的房地产业的问题起始于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试图约束该产业的迅速扩大的债务问题。但那一举措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近乎崩盘，好几家其他开发商则破产，并形成房价螺旋下跌。
“然而，即使今后可以避免更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破产，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害基本上已经形成。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国经济进入通货收缩的漩涡，再导致延绵不绝的消费者信心危机，以及经济增长的整体颓势。”
（摘自VOA，2023年8月15日）
2.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为何会陷入如今的大麻烦？
对中国的叙述，几乎在一个晚上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中国从势不可挡的巨无霸变成了一个可怜无助的巨人。这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过于强调近期的事件和政策，但中国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掌权后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反映了他个人的局限性（比如，习近平是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内部一些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
1978年邓小平掌权并推行市场化改革后的3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国内生产总值长了七倍。平心而论，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飞跃，完全是因为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提高了生产率。但中国融合速度惊人。
然而，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似乎失去了很多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8年后，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仅为10年前的一半（编者注：这是由2008年温家宝四万亿基建投资和此后三十万亿地方基建投资造成的）。此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不再能够支撑高速增长：其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
许多分析人士将中国失去活力归咎于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当然，与前任相比，他一直对私营企业持敌视态度。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的重视和独断专行对经济发展无助。但中国的经济放缓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不能像2008年以前那样继续增长，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然而，增长放缓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经济危机。比如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表现得相当不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如此高危？
据我所知，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有着奇怪的敌意（让人们有能力花更多的钱就会削弱党的控制）；不切实际的野心（中国应该投资未来，而不是享受现在的生活）；还有一种对强大社会保障的清教徒式反对意见——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其结果是政策失灵，中国只能半心半意地推行过去那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
我们应该彻底不再把中国当回事吗？当然不应该。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有巨大的能力来协调行动。它可能迟早会摆脱那些目前正在破坏其政策反应的偏见。但未来几年可能会相当糟糕。
摘自纽约时报（2023/9/1）
3. Bret Stephens：面对中国的衰落，西方国家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用来描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时，双方越可能直接爆发战争冲突。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真实的情形是：在未来十年，我们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挑战不是来自它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中国的衰落早几年来已经显现。在过去一年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经变得不可否认。
围绕这一事实，西方需要重新调整思路。
首先，不要把中国的不幸看作我们的幸运。
无论是从意大利买手袋，从赞比亚买铜，还是从美国买谷物，如果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减少，全球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去年64%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37%的汽车零售额也是来自中国。2021年，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占其宽体飞机交付量的五分之一左右。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值得重复，那就是只有一个经济体：全球经济。
第二，不要认为这场危机将是短暂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场危机不会对西方国家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产出的一小部分。但这场危机的潜在规模是惊人的。根据经济学家肯·罗格夫和杨元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它的大量资金来自该国以不透明著称的2.9万亿美元信托业，而该行业似乎也在摇摇欲坠。而且，即使中国能避免一场全面危机，其长期增长也将受到劳动年龄人口的严重制约。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近四分之一。
第三，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管理能力很强。
上个月，特朗普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聪明、出色、一切完美”。事实却恰恰相反。据习近平年轻时的一位同侪说，习近平“被认为智力平平”，获得了三年制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学位，通过让自己变得“比红更红”的方式渡过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内，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控制，加强了对外国企业的骚扰，并对有独立思想的商业领袖采取了恐怖行动。结果之一是，尽管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但资本外逃却不断地增加。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国最富有的人也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国——这充分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机会在何处。
第四，不要把中国的国内稳定视为必然。
习近平政府最近决定隐瞒青年失业率数据——6月份失业率略高于21%，是四年前的两倍——这是一种粗暴的掩盖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主要是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年轻人的抗争几乎总是动荡的有力源泉，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前夕就是如此。别管修昔底德陷阱了，真正的中国故事可能会是有时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第五，不要认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就不是那么危险。
在很多方面，它会变得更加危险。崛起的大国有能力等待时机，而衰落的国家则会忍不住去冒险。拜登总统这个月在谈到中国领导人时说：“当坏人出现问题时，就会做坏事。”换句话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台湾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第六，坚持四条红线。
当涉及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它们包括：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海；台湾和其他印太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以及（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和华裔居民的安全。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也是对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因为它发出了西方政治决心和军事能力的信号，这将使北京在对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冒险时三思而后行。
第七，奉行缓和政策。
我们不应该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我们负担不起热战。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最佳回应是美国在经济上的宽宏大量。这可以从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开始，这些关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伤害与对中国的伤害一样大。这是否会改变北京不良行为的基本模式，眼下还远不能确定。但随着中国滑向危机，我们有必要尝试一下。
摘自纽约时报（2023/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