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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罗斯巴德的批判
Original Murray Rothbard [ 拉斐尔的低语 ](javascript:void(0);)
_2025年08月12日 00:27_ _美国_
**原文标题：** Buchanan and Tullock’s The Calculus of Consent，本文节选自1960年8月17日致威廉·沃尔克基金会伊万·R·比尔利博士的信函；文中评论针对的是该书的手稿版本。
作者简介：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人物和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理论奠基人。
* * *
我对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完全无法认同，因此不认为有必要专门为他们写一份详尽的批评意见。我承认，这部作品确有可取之处：它在政治学中探寻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全体一致而非多数决原则，并追溯1900年的宪法体系，认为其优于当下。但在我看来，这些优点更像是临时拼凑，而非与作品主体有机融合。总体而言，书中大量的缺陷和谬误，远比这些优点更为突出。
首先，他们反复强调的「全体一致」原则，初听似乎颇具吸引力，但实际上极具误导性。你知道，「社会契约」的政府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其区别至关重要：一种是树立政府应当据以变革的理想（这基本上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观点），另一种则是为现有政府的全部或大部分行为盖上认可的印章（例如卢梭〔Rousseau〕的做法）。同样，「君权神授」理论最初是用来制约政府，要求国王遵守神授律法；后来却被国家改造成一种神圣的背书，为国王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提供正当性。布坎南和塔洛克的论述中虽同时包含这两种成分，但他们对「全体一致规则」的强调，与其说是在树立全体一致的理想，不如说是在为现有政府的行为提供认可，声称这些行为「实际上」得到了全体一致的同意。我在布坎南之前的作品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用多种办法来实现，其中一些方式的合理论证过程极其繁琐，却又昭然若揭，近乎荒谬。其核心做法，是人为划出一道界线，把「宪法性决策」与具体的政府政策决策分开。布坎南和塔洛克承认，具体决策可能意味着冲突：A和B以牺牲C为代价获胜。但在所谓的「宪法层面」——这是他们的一个模糊说法，但显然指政府的决策规则——他们假定这些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是经由「全体一致」同意的，于是具体的政治决策也就被算作全体一致。这样一来，这个看似推崇自由意志主义的全体一致规则，实际上更像是在为现状（无论现状如何）提供一种谬误性的支持，而不是在为自由意志主义原则辩护。
对于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理应支持这些宪法性决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论证。他们声称（正如布坎南去年在一篇期刊文章中所说），一个窃贼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其实是赞成反盗窃法的，因此可以说，窃贼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对自己的惩罚。我认为这很荒谬；职业窃贼显然反对反盗窃法（职业罪犯之间甚至有个行规，就是绝不向警察求助——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明智的自保手段）。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什么会落入这种陷阱？因为他们轻率地假设，在考虑「宪法」时，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具体情况下能否从某条规则中受益，因此，为了普遍利益而制定规则，可以说符合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在我看来，这完全站不住脚；人们确实有特定的利益，并且能够判断一条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有利或不利。（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布坎南和塔洛克把「宪法」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最初的文本。）职业窃贼知道自己是职业窃贼，也就知道削弱反盗窃法或反盗窃的宪法条款对自己有利，诸如此类。
此外，布坎南和塔洛克所说的全体一致，根本不是指真正的全体一致，而是所谓的「相对全体一致」或「百分之八十的全体一致」之类。简而言之，在关键时刻，他们愿意放弃全体一致原则，以便将群体或社会的「决策成本」降到最低。「相对全体一致」这种提法，显然是一种语义上的误导。
简而言之，尽管他们高谈阔论，呼吁全体一致，但讨论的结果却是：(a) 全体一致原则被无数限定条件和遁词削得支离破碎；(b) 现有政府的大部分结构反而被认可为「实际上」是全体一致的。这比单纯遵从多数决原则更糟，并且危险地接近左派那种「这是我们欠自己的」「我们就是政府」之类的立场。
在这方面，最恶劣的例子是，他们用「收入保险」的概念为政府「再分配」收入的行为辩护。这种做法明显体现出一种倾向，即将现状合理化，说成反映了全体一致的意愿。显然，当政府从A那里拿走财产并刻意给到B时，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全体一致的姿态，更不能说是人们自愿联合起来向政府购买服务。但布坎南和塔洛克却硬要这么说，他们声称，富人其实赞成自己比穷人多纳税，因为那是在购买「收入保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变穷，政府会像保险公司一样帮助他们。在另一处，他们又说，只要所有人都受到胁迫，人们就真的愿意被胁迫，这样一来，所有人就「实际上」没有受到胁迫。我不仅认为这些全是胡说八道，而且是危险的胡说八道，因为它为一种立场提供了新支撑：无论国家做什么，不管其胁迫性多么明显，都「实际上」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
此外，这种给国家盖上「实际上是全体一致」认可印章的做法，贯穿于全书的分析之中。因为本书的全部要点，也就是它所谓的「新贡献」，就在于布坎南和塔洛克把国家视为另一种服务机构，基本上是自愿性质的，为每个人提供「集体物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外部成本」降到最低，等等。国家被归入另一类自愿机构之中（尽管形式更复杂），于是每个个体都在自己的价值标尺上决定，将多少资源分配给私人机构，又将多少分配给政府。我认为，这正是全书分析的核心，而这一点错得离谱，错得极其严重。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一段重要引文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把集体决策，即集体行动，看作一种人类活动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实现共同收益。因此，在我们的设想中，集体活动与市场活动一样，都是一种真正的合作性收益。相比之下，许多正统的政治思想似乎都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集体选择过程反映的是一场党派斗争，受益者得到的利益完全是以牺牲失败者为代价的。」
我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正统政治理论」远比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建构优越得多。而且，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布坎南和塔洛克或许想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当下政府的运作规模，但他们的分析——也就是这本书本身——带来的影响，将更多地是为国家的行为盖上认可的印章，甚至连「正统理论」都未曾给予国家这种正当性。
国家与市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市场中，所有参与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而在国家行为中，一个群体的收益必然以牺牲另一个群体为代价。布坎南和塔洛克的概念将抹去国家行为与市场活动之间这一最关键的差别。
*译者注：坦率的讲，奥地利经济学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商业（管理）的理论，而是一个古典范畴的金融经济理论——将「市场」替换为「交易所」更为合适。
此外，布坎南和塔洛克远不如「正统」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后者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尽管他们竭力规避这一点），如果要在不引入自身伦理判断的前提下，就社会是否变得更好作出「科学」陈述，就必须依据全体一致原则。（新福利经济学家遵循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始终在形式上遵从全体一致原则。）而布坎南和塔洛克相信，国家行为总体上是「实际上全体一致的」，因此自认为可以在不引入自身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在作出「科学」论断方面走得更远。于是，他们在将自身伦理判断伪装成科学陈述并偷运进来方面，比通常的「福利经济学家」犯下的错误更为严重。这一点在他们关于「社会成本」的宏大构想中尤其明显。他们声称，所有个体都会决定政府活动的确切比例，以便将「社会成本」降到最低；但当一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获益时，「社会成本」又如何能被讨论呢？例如，有种观点认为，如果强迫社区里少数不愿修路的顽固分子为道路纳税，就能降低「社会成本」，并因此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件好事，这完全是谬误——然而这种观念却贯穿于布坎南和塔洛克的整个分析结构中。毫无疑问，这会让那些急于开工、不想被「拖延」的人降低成本；但另一方面，它会极大增加那些坚决反对修路且不愿被迫为此付费之人的「成本」。为什么前者而不是后者，能够代表「社会」呢？结果就是，尽管布坎南和塔洛克大谈他们坚定的个人主义，尤其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但他们根本不是贯彻始终的个人主义者。他们通过后门，尤其是在他们讨论「社会成本」的时候，将社会整体主义和有机主义的概念偷运了进来。
此外，书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认识论缺陷。首先，布坎南和塔洛克在方法论上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这也是他们的理论结构如此粗疏草率的原因之一。当他们的方法论信条是「假设不必为真也能成立」、「理论是通过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假说』而得出的」，以及将物理学的方法论套用到人类行为科学中等所有实证主义的俗套时，他们的理论注定会粗疏草率。
第二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推论——是他们对政治理论的本质存在误解。现代的政治理论已经抛弃了政治哲学，也就是那门探讨国家的本质、国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问题的学科。（之所以抛弃政治哲学，是因为放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存在一门理性的伦理学——而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
因此，他们试图构建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理论。但这种理论，虽然在经济学中（其理论基础是人们运用手段以达成目的这一事实）重要且有意义，在政治理论中却显得空洞而贫乏。归根结底，政治关乎具体决策，而这些决策不同于消费者和企业的日常选择，应当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一旦否认此类原则的存在——也就是放弃政治哲学——便如无舵之舟般漂泊不定，真正的政治理论也就不复存在。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剩下「政治科学」，以及所有那些实证主义的俗套、价值无涉的「模型」、准数学、行话等等。布坎南和塔洛克正置身于这种贫乏的「政治科学」传统之中，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将这种不幸的现代趋势推得更远。由于轻率地假设国家与私人机构及行为之间没有真正区别，把政府等同于私人行为，他们实际上成了「政治哲学家」——而且是非常糟糕的那种。于是，他们将政治行动视为与豆子、苹果无异的另一种商品或服务，并且像豆子、苹果一样，仅在价值标尺上衡量。在我看来，这种对待政治的「经济学」方法，非但不是他们所自诩的重大创新，反而是所有真正政治哲学的丧钟。
注释与引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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