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业链逻辑通过技术积累使得人成为了生产活动中最核心的要素，人，就成了产业链国家最核心的资产，尤其是那些充满创造力善于建设的人。

他们是产业链国家的国力来源。

一个产业链国家拥有越多充满创造力的建设型人才，其国力就越强，国家前景就越光明。

所以每个产业链国家都会对创造型人才敞开大门。这早已体现在各国的移民政策上。

但是，同样的人，充满创造力善于建设的人，在伤害链国家不但不被视为“资产”，而且是随时会威胁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伤害链国家需要的是如猪如狗般愚昧麻木的人，是牲人。

如果你血仍未冷，眼仍未瞎，如果你善良坚定，例如高耀洁，如果你不甘装傻，例如茅于轼，你就会感受到伤害链帝国对你有种强大的斥力——帝国想将你放逐。

人，是历史的变量。

在各种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推动下，历史之所以总会涌现出种种意外，正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切确定之中的那个不确定，是人的思考、人的抉择，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让事态的发展指向了各种可能，最终构成了历史的自由意志。

如果你想看清历史的走向，你就需要看清塑造历史的人。

如果你想看清中华沦陷区未来历史的走向，你就需要看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且不是由旧有的分析思路去看，是用双链争持的角度去看，是去看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身怀创造力的建设者，有多少仍然如猪如狗般愚昧麻木的巨婴。

你不要管他们懂不懂民主、法治，有没有建设民主国家的强烈意愿。

你只要看在这片土地上，或者在你想要研究的某个地区里，建设者、打工人占多大比例，仍然靠传统农业谋生的农奴占多大比例。你只要看为了给每个孩子足够教育资源而不滥生无辜的人有多少，把添个孩子看成“添双筷子”却坚持要孩子无限孝顺的人又有多少。

猪可以生活在猪圈里。

猪多人少的地区总是更容易被建成猪圈。因为在那里，猪一样的生活方式是主流生活方式。

但人没法生活在猪圈里，不论习惯了人一样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一旦习惯了人一样的生活，要你“消费降级”，你就会感到“由奢入俭难”。

人多猪少的地方，就很难被建成猪圈，即使人们还不太懂修建适合人居的房舍。但他们知道该拒绝什么。

中华沦陷区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各地民情差异极大，许多地区若论方言甚至语言不通。

在文化层面受伤害链传统影响更深的地区，和拥有深厚商贸传统的地区，压根尿不到一个壶里。

有不少人误以为独派的愿景，是象统派寻求的那样控制整个中华沦陷区，并按自己的想法分割领土、分裂国家。

所以很多人会质疑，说你们要怎么划定疆界？你们要怎样避免内战？

不，人们是受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太深了，想的总是“全国一盘棋”。

但中共帝国的崩溃和新兴国家的建设，本来就是两件事。

帝国的崩溃已经象恒大的破产一样无可阻挡，在帝国的废墟上人们能建设起怎样的新国家，却还是未知数。

是需要先看清人这个变量才能进行预判的未知数。

如果你不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你不把对建设新兴国家的现实可能性的分析，落足于中华沦陷区的人口现状、人才分布、民情民意的地区差异，你就没法在一团乱麻里抓住主线。

你就会看不清楚投身建设的人到底需要关注什么。

我们需要关注自身建设能力的限度。

我们需要关注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情条件下建设民主国家的难度，我们需要关注治理不同规模社会的难度，我们需要关注目标地区的现实条件，也需要关注我们到底招募到多少人才、人手。

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帽子。

独派的独，并不是基于全国一盘棋在指点江山，在要求中华沦陷区每个人都服从我们。

独派的独是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能打造的安全区尺寸多么有限。

是知道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民主的艰难，是知道把目标定得小一些，把预想中的新兴国家的疆域划得小一些，才能提高成功的概率。

我们是真诚的建设者，我们是真的在思考怎样才能为我们关心的地区我们关心的民族，建成一片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实行民主法治的乐土。

我们是真的想修房子，才会考虑钢筋的粗细、水泥的标号，才会卡着预算去画设计图。

然后，由双链争持的角度展开分析，我们能看到，最有希望建设成产业链国家的地区，是打工人聚集的地区，是商贸传统浓厚的地区，是生育率不那么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偏高的地区。

在这样的地区，人们会很自然的希望保留改开时期既有的生活方式。

而新的产业链国家将在这样的民情环境中涌现出来。

只要放下大一统情结，放弃对帝国的迷恋，中华沦陷区至少有部分地区能成功转型民主，至少有部分人往后不必生活在冠以帝国之名的大猪圈里。

而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新的帝国，重启下一次王朝周期律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