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学会和美国合作。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美国独特的合作模式。
支撑起现代文明繁荣模式的四大支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靠促成合作发挥其作用的。
你需要理解，美国寻求的自由，首先是合作的自由。试图与美国合作的人，应当是自由的，因为与一名自由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 和一名受操纵、被奴役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有着巨大差异——后者中隐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平等也是一样。
一个身处于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合作者，一位不能完全为自己作主的合作者，会为双方缔结的合作关系带来风险。
例如当你和一名来自中共国的科学家签下合同，将公司机密交到他手上，但他身为中共国公民，受中共国管辖，家人均在中共手中——他事实上的奴民身份，会令他无法抗拒中共政权的任何要求，包括出卖公司机密的要求。
和不自由的人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和身处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人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合作关系会因此变得复杂，风险会变得难以控制，因为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你和对方的共识，随时会被对方背后的“主子”干扰。
最简单的两个人合作，最简明的双方利益共识，会因为其中哪怕只有一名合作者的不自由处境、不平等身份，变得晦暗难明。
就象当你和一位没有自由恋爱权利的姑娘相爱，即使你自己是自由之身，想要两情相悦天长地久，也会前途莫测。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其最不坏处在于它能协助既自由又平等的众人达成共识，即使这共识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而共识，是合作的基础。
法治的功能，则在于对抗人类自身的心意多变，在于协助过去的民意与未来的民意达成共识，在于让由民众共识生成的政策不致朝令夕改，在于让任何公共决策的改变都能有序进行，有迹可寻。
法治，令群体的“过去之我”和“未来之我”能实现合作。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四大支柱理念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而是让合作关系单纯化，让合作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对合作关系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并非是为了让美国的道德理想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把和美国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把可能与美国合作的各国各族，变成更好的合作者，变成能以更单纯身份，携带更低隐藏风险进入合作关系的人。
这些不是道德理想，而是现实理想，是合作者的理想，是风险约束的手段。
当你明白到美国推广的这四大理念，实际是美国人惯用的风险约束手段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很难忍受合作者对这四大理念的违背。因为这样一来，作为合作一方的美国要承担的风险就增加了。
和一个本身并不认同这四大理念的国家合作是有很高风险的。
你知道，和非洲小国政府合作的风险，是与你签约的总统很可能在某天清早被政敌干掉，然后合作中所有的相关要素都受到政治风波的冲击，货币贬值、矿权易主，就算新总统仍愿意合作，一切条款也要重新谈过。
所以在这样的小国进行投资，等于是和时间赛跑，和风险赛跑。
你得在这一任总统被他的敌人干掉之前拿到你的投资回报。
于是你只能规划短期项目，你必须专注于“赚快钱”，你无法期待任何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回报，虽然长期合作能够带来的回报常常是更丰厚的。
美国希望与自己合作的国家是秉持四大理念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自己能拿到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丰厚收益。
美国希望自己的合作者，是能运用四大理念构建自身内部长期合作关系的族群、国家，是一家又一家不会轻易破产的企业，是不会随时受“主子”指令干扰的自由民。
是在利益关连和风险控制上单纯而明朗的合作者。
更是能长期保持这份单纯和明朗的合作者。
是在长期合作关系中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想和美国合作，若你只懂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你得真的理解美国，并且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名优秀的合作者，你得知道各种美式理念和制度最终指向什么。
那不是道德理想，是风险控制。
不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还是在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里，那些看似叠床架屋的重重约定真正的功能，都是风险控制。
三权分立，是风险控制。
两党轮替，是风险控制。
总统选举四年一届，同样是风险控制。
美国用这些政治制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祸”风险最低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合作者都心向往之的合作对象。
她期待的，是你也一样。
当全球产业链在前期积压的风险将集中爆发，风险将如风暴般刮过大地的时刻，美国作为风险抵御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导者和调整者，将把橄榄枝伸向更优秀的合作者——那些象美国一样重视风险控制的国家，那些能接受美国理念的国家，那些能把自身内部的风险约束到最低水位的国家、族群、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