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认为，香港的死亡由本地政治、中国经济因素及中美关系三大因素造成。本地政治方面，香港回归头二十年相对平稳，中国只是担当一个被动的“老大哥”的角色，但这却因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在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而改变，修订触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令北京在港强推《港区国安法》，撕掉香港仅余的自治遮羞布，恒指由当年的接近三万点大跌45%至现时的15750点水平，他形容，费利民喜爱的自由市场被专制束缚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对地方债务、通缩及人口等结构性问题，加上防疫措施，令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财政难以负荷，股市大跌。由于中美关系紧张，香港遭受池鱼之殃。在美国外交政策下，香港的亚洲盟友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外贸因而也受影响。罗奇明白，这并非香港可以处理，因为香港没有政治回旋空间去选择走自己的路。

他认为中国经济形势虽有轻微改善，相信都是短暂的，而中美关系紧张亦难以改变，故此，即使有人认为，坏消息已反映在港股折让上，而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更可能短暂反弹，但抱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在中国需要一再推出逆周期措施，而事态没多大转变，相信除非北京有更多行动，否则香港可能只会继续深陷中国的泥淖中。港府推动23条立法是罗奇发表上述言论的导火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竟然有两套国安法，令外资担心港府引入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标准，如果外资进一步撤出，香港就会“玩完”。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奇就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在国际上带动第一轮中国投资热，是鼓吹投资中国的华尔街代言人之一。他经常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更出任港府的经济机遇委员会成员，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意见。罗奇在反修例运动后，表示因应中港的巨大变化，不会再踏足香港，其后又指自己由一个对中国感到乐观的人，变得态度审慎。

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火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多次引用罗奇文章观点，批评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指控经不起认真推敲，呼吁美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中国树立互利双赢理念。2020年罗奇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赞冠病疫情在中国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他期待中国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