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摘录（一）

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后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后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

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后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后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

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后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后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

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后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后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