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5日
图注 ：（自左至右）上行：1、毛对亩产两万斤的批语；2、公社召开亩产万斤的誓师大会；3、亩产万斤报导；4、水利兵团出发。下行：1、吃在公共食堂；2、登梯摘棉花；3、养猪养成象。
作者：于松然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合誉为“三面红旗”。借着大跃進的红色狂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地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据官方报导，到 10 月底，全国 74 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 2.6 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制造典型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拿手好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们一手打造的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让他们肩负着党的红托儿使命，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進了共同贫穷的深渊。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如法炮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典型——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被他们制造了出来。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霖、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等领导干部，为制造这个典型费尽了心机。
根据“一大二公”、“便于领导”、“全民皆兵”和“大兵团作战”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共建 27 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团长、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任命了营长、教导员和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小组，组成连、排、班。此外，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由于军事化管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农民，都被约束在“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军事管制之中。为了达到“伟大领袖”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要求，许多村都把男女分开，编成连、排，分开居住，“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夫妻也不例外。由于欲火难耐，有些小夫妻竟敢铤而违纪走险，夜半跑到山里亲热。
被哨兵逮住后，以严重违犯军纪论处。好事者记录了斗争辩论他们的场面：
审者：“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
违者：“想哩。”
审者：“想，想，想，谁不想？你们就不会忍一忍？” 违者：“忍不住呀。”
经过辩论批斗后，触犯“军纪”者提高了认识。 审者：“还想不想了？”
违者：“急死也不敢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个记录已无法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公社男女分开的军事化管理，增加了年轻夫妇“野合”的可能性。
由于最低层的生产队长可以当团长、政委，共产党的官有低贱之嫌。于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过程中，中共做出了严格规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分别编为团、营、连、排。刚刚当上团长、政委没多久还没过够大官官瘾的生产队长们，立刻变成了兵头将尾的小排长。共产党的官又主贵起来。
公社军事化管理，就要实行“统一吃饭”。于是，毛泽东倡导的公共食堂，便横空出世，大放异彩。由于毛将公社规定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权体制，属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各级党和政府，在对农民实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制的同时，有权无偿地调配各营、连、排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调配他们的粮、油、棉等生活资料，这种被时人称为即“合理”又“合法”的“一平二调”，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应保障。有资料显示：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食堂 301 个，9,364 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 500 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可以吃个肚儿圆。在典型的带动下，遂平全县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 99 个、青壮年食堂247 个、幸福食堂(老
人)126 个、综合食堂 1,667 个。在初期的公共食堂里，人们初尝共产主义硕果，可以尽情地吃，忘情地喝（见上图）。张艺谋在他的《活着》影片里，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公共食堂两次饭局的画面：一次是大吃捞面条，一次是大嚼肉水饺。笔者在北大荒的公共食堂里，曾
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58 年11月２日，《河南日报》报导：“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
公社军事化管理，使毛泽东的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芒。毛泽东一声号令“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九千多万男女齐上阵，以人民公社“钢铁兵团”为骨干的炼钢大军，使砖砌的小炼钢炉遍地开花，火光冲天。尽管小高炉炼出来的多是不合格的钢铁，却硬是把当年全国的钢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了 1,070 万吨。
公社军事化管理，给农业大跃進安上了一双任意高飞的翅膀。在《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的启示下（见上图），嵖岈山人民公社放出一颗亩产小麦3,821.9斤的“卫星”。但“卫星”上天不久，便被其他省市放出更大的“卫星”所取代。不服输的嵖岈山人，咬咬牙，又放出了一颗亩产水稻 31,403.33 斤的大“卫星”。好家伙，一亩竟产水稻３万多斤，这在遂平县放高产“卫星”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他们高兴没过多久，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飞上天空，力压群芳，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产冠军！嵖岈山人蔫了，不敢再咬牙了。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死不服输，他硬把河南1959年只有 210 亿多斤的粮食产量，上报成 450 亿斤，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要粮食“翻一番”、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有粮食 1,000 斤，猪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20 斤”的目标。
嵖岈山人虽不敢再放“超级卫星”，但社办工业却捷报频传：几个铁匠集中在一起，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便挂起了“岈山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几个木匠集中在一起，各自带着他们的斧、刨、锛、凿，“岈山人民公社木工厂”便宣告成立；油匠们支起了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踩着没尽头的磨道，转了一圈又一圈，油匠们仰着一张张油光闪亮的脸，庆幸他们已从农民光荣地变成了“岈山人民公社榨油厂”的工人……嵖岈山人大办工业捷报，引领了全国农村工业的大发展，为全国“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進，做出了贡献。尽管人民公社引领了工业大跃進，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说，1961年，工业“减产了 40%。”
嵖岈山人在大办大学中，成效卓著。在各级政要的帮助下，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正式成立，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召，成了当年典型中的典型。全校共 10 个系，在校大学生529 人。该校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不仅能种地、开拖垃机、“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还能写快板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典型力量的推动下，全国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与“红专综合大学”争红斗艳，遍地开花，使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教育革命思想，大放异彩。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猛增5.6 倍。嵖岈山公社社员，几乎人人都变成了大学生。
然而，让嵖岈山人没有料到的是，進入 1959 年，日子越过越艰难了。首先是公共食堂告急，粮、油、菜的供应越来越少，有些食堂连喝稀都喝不上。在打倒了彭德怀之后，1960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必须坚守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指示，向全国发布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由于中央的决定，嵖岈人、河南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谁也不敢解散公共食堂。于是，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红薯叶、马齿菜、菜梗和菜叶，都派上了用场，有些食堂，甚至派上了玉米心、花生皮、嫩草根和树皮。不过公正地说，这些“食品”，比笔者在北大荒用玉米穗衣作淀粉充饥，要好吃一些。
公共食堂喝稀断粮，都是高产“卫星”惹的祸。
在农业大跃進、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使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57 年 3,700 亿斤，“激增”到 1958 年的 7,500 亿斤，猛增 1.03 倍。上行下效，在遂平县，1958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约为 3.03 亿斤，却“激增”为 10.03 亿斤，猛增2.31 倍。大丰收了，国家征购粮油数量也“理应”增加。在遂平，1958 年底，国家征购也从去年的800 万斤，猛增到 9,000 万斤（县委书记认购数）；全国呢？国家征购数也“理应”自1957 年的960 亿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500 亿斤，但阻力太大，只征购到 1,175 亿斤。到了1959 年，各地照例高奏大跃進、大丰收的凯歌。同年 8 月，在庐山，当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清除出中央后，毛泽东不顾各地已开始饿死人的严酷现实，率领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持续大跃進的新高潮”。是年，在粮食减产 15%、年产不足3,400 亿斤的严重人祸面前，在许多公共食堂无粮断炊的严酷形势下，毛泽东的中共，仍按他们心目中的产量，借着“反瞒产私分”运动的狂暴，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 1,348 亿斤粮食，占当年实际产量的 39.6%。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独树一帜，他一拍脑袋，把全省1959 年的粮食总产量，硬从 210 亿斤“拍”成了 450 亿斤，猛增 1.14 倍。在吴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嵖岈山所在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学着顶头上司吴书记，一拍脑袋，把当年实际20
多亿斤的产量，“拍”成了 50 多亿斤，国家以此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10 亿多斤，约占当年产量的一半。
民以食为天！当农民们眼睁睁看见政府用枪杆子强行夺走他们 40%到50%的口粮后，陷入啼饥号寒的危机之中。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短短几个月，便从喝稀走到了揭不开锅的尽头。为了活命，农民们便以瞒产、私分、私藏粮油、做小锅饭来与官府抗争，使征购遇到了强大阻力。天才的毛泽东，立刻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要翻天。1959 年 2 月 22 日，他发出指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進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他在全国发动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反私藏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1959 年 8 月 19 日，他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用“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办法去“反瞒产私分”。
那些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员的“群众”和干部们，闻风行动了起来，他们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对农民、对私分的生产队干部，大打出手。他们扬言：“不打人就不是好干部！”甚至说“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就是“小彭德怀”！
有关资料显示：在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把反瞒产运动定义为“捉鬼拿粮运动”后，捉“鬼”变成了打“鬼”。据《炎黄春秋》报导：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 1,324 人，打伤致残的有 175 人，关押致死 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有 1,680 人。在广西，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1959 年2月 25 日，石龙县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 5,000 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县委书记孟广平说，1958 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因此，要大打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据说，在“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中，有数百人被打死。在上林县，打和罚的手段有 30 多种，其中包括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罚挑水、扣工资、夺饭碗、背石头、罚苦工、晒太阳、带病上工等等。在河南，在嵖岈山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掀起了反瞒产私分、挖私藏粮油狂潮，全区打人成风。在光山县，县委召开的一次反瞒产会议上，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把反瞒产不积极的县委书记张洪福，活活打死。上行下效，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致死 40 多个农民。据统计，在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手打过人的占 93%。庐山会议后，从 1959 年11 月至1960 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挖藏粮中，由公安机关逮捕的 1,774 人中，有36 人被打死在狱中，拘留的 10,720 人中，有 667 人被打死在拘留所里。全国呢？笔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粗略保守估算：按每县打死打伤 30～40 人计，全国死伤不会少于七万人，其中被打死的，应在三万人以上。
随着反瞒产、反私分和挖藏粮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饿死在“天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在贵州湄潭县，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绝户的达 2,938 户，遗下孤儿 4,737 人。在嵖岈山的信阳地区，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非正常死亡”约为60～100 万人，三年里（1959～1961）“非正常死亡”约为 110～130 万人。其中，在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全社仅４万人，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的三个多月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 10％。据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就达 1.2 万人之多！在全国，
据专家测算，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人祸”中，有 3,000～4,500 万人倒毙在人民公社的“天堂”里；官方在《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承认：1958 年到1961 年“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迫使中共从 1961 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局面，当时颇得人心。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性质基本没动，数亿农民仍像现代农奴一样，不得不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监控下，长期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使中共陷入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死后，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了毛左集团核心“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为“浩劫”。1978 年，在邓小平、中共的黙许和支持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1979 年9 月，中共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认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 年 9 月，中共下发《关于進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 年 12 月，在全国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自此，肆虐中国农民二十四年又三个多月的毛氏人民公社，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接着，到了1983 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翻人民公社体制的同时，砸开了中共套在农民身上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枷锁，使亿万农民开始过上能吃饱饭的生活。至此，毛氏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共氏农业合作社，都被扫進历史垃圾堆，成了千古诅咒的妖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