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自由的双重面孔——引言：美国经验中的自由与帝国
公众号：拉斐尔的低语 2025年9月6日
声明：本文仅限个人学习使用，非作者授权翻译作品。读者可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的译本阅读。
作者简介：阿齐兹·拉纳 (Aziz Rana)，现任波士顿学院法学院的 J. Donald Monan, S.J. 讲席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宪法、法律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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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密切关注本国选举，或因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获胜而欢庆，这并不奇怪。然而，当人们同样热切地关注一个遥远国家的政治角逐时，就令人意外了——他们与这个国家几乎毫无瓜葛，也无力左右其选举结果。然而，在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当选美国总统的前后几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紧盯选举结果，还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在这场政治狂欢中，真正的美国公民寥寥无几。在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大多数人从未踏足美国（将来也大概率不会），而且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他们日常关切的事务从未成为政治讨论的议题。
这种全球性的关注揭示了当下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奥巴马的胜利凸显了美国榜样力量的延续。近些年来，美国因对外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人心，又因侵犯在押人员人权的事件被大肆报道而声望受损。然而，在世界各地社群看来，一个拥有多种族血统、出身中产阶级的人能够登上总统宝座，展现了美国的另一番面貌。它强调了「美国梦」的活力——即人人都有机会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社会声望和政治职位的信念。美国评论员在解读国际反应时，普遍强调这一点：这种情感的迸发，说明美国作为平等的「第一国度」和自由象征的地位并未减弱。
与此同时，全球对这场选举的关注也凸显了第二个、较少被讨论的特征。今天的美国享有巨大的——或许是史上无可比拟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金融危机过后，一些国内评论员质疑，在与新兴国家的竞争中，美国是否正在丧失其国际优势。虽然衰落的忧虑始终存在，但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美国作为唯一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稳固。其产出占世界总量的20%，几乎是紧随其后的中国的两倍。在纯粹的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国防开支几乎占全球总额的一半，这一数字相当于其后二十个国家的总和。截至2009年，约有516,273名军事人员——不包括国防部文职官员——部署在海外，驻扎在已报告的716个海外基地，遍布约150个外国（接近世界各国总数的80%）。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种权威来塑造国际机构，干预他国内政，并招募较弱的国家来执行美国的目标。或许，全世界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关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说明这一现实。因此，那些全神贯注和欢庆的场面，呈现了一幅处于美国权力边缘的人们遥望中心、探寻未来命运的图景。这也揭示了一种惊人的脱节：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感到自己与这个国家及其行事方式紧密相连，而美国公民对这些群体以及美国影响力如何作用于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本书旨在厘清美国自由与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美国对那些未被视为标准美国人的社群行使权威，并非今日才有的现象。事实上，美国革命的核心议题正是殖民者与英国管治者之间的根本分歧：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意味着什么，以及政府如何能正当地对内部人与外部人施加权力。下文将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历史重构，从国家建立之初追溯，考察美国的权力投射在多大程度上早已偏离了明确的民主理想。在这一过程中，我重新阐释了政治起源的深远影响，并揭示定居者身份、经济独立与族裔同化等问题，如何奠定了大众在社会包容与自由的实质意义上展开抗争的基础。我的核心主张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大体上应被理解为一场「定居者帝国」的宪政与政治实验；而若不置于更宏大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脉络中加以理解，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扩张、移民、种族与阶级的叙事在不同时刻如何交织。
本次历史重构旨在全面探讨：一种独特的美国自由理想如何内在地孕育了帝国框架，而这些框架又随着时间推移反过来侵蚀了这一理想本身的承诺。美国力量最初的展现，源自盎格鲁定居者所持的一种特定集体自由观。在这些殖民者看来，实现内部的自由，必然要求对外部实行监督与控制。这种自由观强调持续的民众动员，以及内部人对政治与经济决策的直接掌控，并为几代美国人提供了社会可能性的基本蓝图。然而，这种自由的承诺在历史上却与奴役实践紧密相连。许多定居者认为，为了维持并拓展自身的民主制度，必须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强迫依附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奴隶——承担那些虽属必要却卑微的劳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既拥有财产，又避免亲自劳作。由此，美国自由的两面性昭然若揭：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想象没有压迫的自由，也难以想象自由公民的身份能够脱离对臣属社群的控制。然而，尽管定居者帝国极为残酷，它却孕育并服务于一种独特而强大的自治观念。许多人坚信，正是这种观念为实现解放的宏图奠定了根本支撑。
尽管有这样的起源，但在国家历史的关键时刻，改革者和社会运动曾努力拓展自由的内涵，设想一种既无奴役也无帝国的美国理想。然而，他们的尝试最终未能成功，到了二十世纪，这一愿景本身也已式微。结果，如今的外部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与其历史性承诺脱节。美国虽已取得无可匹敌的国际地位，其国内选举也演变为全球性的政治事件；但与此同时，那些曾经驱动其经济与政治扩张的内部自由观念，却日渐失去分量。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美国政治正站在十字路口。美国在世界上的至高地位依然稳固，而在国内，公共生活却弥漫着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根本性变革的持续渴望。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仍被反复高举，政治家们近乎仪式性地加以援引，但社会情绪却充满矛盾：人们已不再确定这些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将其付诸实现。在缺乏实质性自由理想的背景下，投射力量的目标已将安全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并强化了等级森严的经济与政治统治结构——这一点在企业合并与行政权力的扩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尽管美国帝国历史上许多最为严酷的特征已经消退，但当今时代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终结了对外部人（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境内的）的权威控制，而在于：可以说，帝国已然成为自由的主人，而非仆人。
但我们的制度似乎已与永久的社会事实无异，它既非持续切实的政治活动的产物，也无法真正通过未来的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如果美国人真想重新构想其治理实践，就必须认识到外部力量与内部规范承诺之间的深刻联系。今天，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这些挑战关乎美国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性质，也关乎国内和全球的权威框架。要想理解这些挑战，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种内外联系，还必须认识到，政治可能性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过去围绕包容性和集体自由的斗争所塑造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直面那些塑造并持续影响着美国经验的诸多基本问题。具体而言，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被宪制性地组织成一个帝国项目？其法律框架又随着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自我认知，如何与其定居者根源联系在一起？移民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或挑战了内部自由的观念？在关于经济和政治自治的国家叙事中，种族和阶级的观念又是如何结合的？种族排斥在多大程度上助长或削弱了阶级平等？回答这些问题，能让我们看清我们制度安排的轮廓，以及当前存在的修正这些制度的潜在机会。
尽管人们普遍在讨论变革，我们的制度却似乎已被塑造成一种近乎永久的社会事实——它既不是持续、切实的政治实践所孕育的产物，也并非真正能够依靠未来的集体努力加以改造。如果美国人真要重新构想其治理方式，就必须正视外部力量与内部规范承诺之间的深层联系。当下，我们正面临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美国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性质，也关乎国内与全球的权威架构。要理解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可能性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上围绕包容性与集体自由的斗争所塑造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直面那些奠定并持续影响美国经验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而言，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自始至终被宪制性地组织为一个帝国项目？其法律框架又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自我认知如何与其定居者根源交织在一起？移民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维系，或挑战了内部自由的观念？在关于经济与政治自治的国家叙事中，种族与阶级的观念又是如何结合的？种族排斥在多大程度上助长或削弱了阶级平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勾勒出我们制度安排的真实轮廓，也能揭示出当下可能存在的改革与修正的契机。
**美国例外论与宪法完美论的神话**
这项历史探究需要直面一种关于国家经验的主流叙事：美国例外论。该叙事认为，美国自外于欧洲充满争议的历史，尤其是超脱于围绕社会地位与阶级的激烈冲突。这种观念长久以来为美国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强大的神话支撑。然而，正是这种神话，削弱了我们批判性地思考现有制度、并洞察美国方案真正独特之处的能力。美国国家经验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缺乏有意义的阶级斗争，而在于：一种强健的共和自由理想，恰恰是通过对外压迫与控制的实践而生成的。唯有追问内部自由与外部支配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发展逻辑，并进而把握当下所蕴含的困境与可能。
1793年，法裔美国农场主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或许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美国例外论的思想。他在著作《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以一句名言开篇：「那么，这个美国人，这种新的人，究竟是什么？」克雷夫科尔强调了地方习俗、宗教信仰和自力更生等社会态度等多种因素，并认为，拥有不动产的自由民相对平等而独立，这从根本上将这个新政体与旧欧洲区分开来。四十年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重申了这一论点，他坚称，美国代表了现代政治中的一场全新实验，因为这里缺乏土地贵族，而且美国人「自殖民地诞生伊始」便享有一种民主平等的状况。在二十世纪的史学中，这一主张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开创性著作《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联系最为紧密。哈茨在书中坚称，美国始终受一种「洛克式共识」支配，这种共识淡化了阶级等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转而聚焦于保护财产权和言论自由等消极的个人自由。正如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所指出的，如今这种托克维尔式的论点既是集体自我认知的基本方面，也是尊崇现有制度的一种关键方式。史密斯写道：「自托克维尔以来，美国政治的分析家们一直将这个国家视为一个堪称典范的『自由民主』社会，认为塑造它的主要是其相对自由平等的条件，以及据说在建国时期盛行的启蒙思想。」
归根结底，美国例外论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强化了现行治理实践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按照这种观点，由于美国自始便避免了困扰欧洲的不平等难题，其最早的领导人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君主专制和阶级冲突的问题。制度并非大规模、持续演进的集体努力的产物，而是被描绘为神话般的国父们赐予的礼物——它们超然于民众的论争与持续的斗争之外。因此，美国例外论催生了第二个基本神话，即马克·塔什内特（Mark Tushnet）所描述的对「完美宪法」（perfect Constitution）的神化。在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下，「现有宪法……完全足以满足当代社会的公认需求。」结果，当新的挑战与社会问题出现时，法官、律师和政治家们大体上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一种维护行为，他们的主要职能是施加正确的宪法解决方案，从而捍卫现有制度的妥当性。政治对手或许对宪法有不同解释，但他们都认同，只要得到充分诠释，现行的政府体系就能提供正确的补救措施。
强化例外论与宪法完美论这些相关理念的，是一种文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往往是对过去伟大政治家的颂歌，将他们描绘成我们深怀感念的传奇人物。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本新的传记问世，赞颂开国之父们的智慧与卓识，强调他们在政治创造上的技巧，以及这种智慧对社会秩序的重大意义。尽管政治等级日益森严，公众的不安也与日俱增，但主流的历史记忆几乎无法为构想社会替代方案提供帮助。例外论与宪法完美论并未成为质疑制度结构必要性或合法性，或为未来行动提供蓝图的工具，而只是再次确认了这样一种观念：当下是永恒且不可避免的。
美国例外论之所以无法成为评估当下的有效工具，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它完全依赖内部人的视角来解读国家历史。换言之，它炮制了一种对美国经验的叙述，这种叙述完全忽略了美国自由的第二个维度——即外部力量在塑造内部成员资格观念和集体自由方面所发挥的构成性作用。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例外论和民主平等的神话无视了一段充满族裔、种族和性别排斥的历史记录，更遑论其中真实存在的阶级不平等与冲突。例如，史密斯在其关于美国公民身份的开创性著作《公民理想》（*Civic Ideals*）中就提出，美国身份认同中交织着多重传统，既有自由民主的，也有意识形态上非自由的：「『多重传统论』（The multiple traditions thesis）认为，美国的政治行动者总是在宣扬一些公民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以各种旨在获得政治声望的组合方式，融合了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以及非平等的归属主义元素。」然而，即便是史密斯对例外论的批判，也倾向于将这些「多重传统」描绘为彼此孤立、相互分立的存在——是「不同混合体之间不太连贯的妥协」。其结果是，民主遗产被单独抽离出来，仿佛从未受到种族归属和地位等级实践的侵蚀。但美国的历史记录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未能践行自由理想的失败。民主理想并非几股彼此独立的溪流汇入美国价值观之井，相反，这些理想本身正是通过排斥的框架而获得力量与意义。领土扩张的进程，以及关于谁才算真正社会内部人的界定，正是滋养和维系这些自由叙事的关键机制。
由于未能将内部人的自由与支配实践联系起来，这一观念上的缺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后果：在当下的政治话语中，那些真正催生国家制度的斗争依旧晦暗不明。既然不清楚这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就难以设想，要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究竟需要怎样的环境和条件。可以说，只要我们执着于美国经验的单一面向，就无法看清深植于社会实践与政治分歧中的悲剧与希望。然而，要想更全面地解释这个国家方案及其当下的困境，就必须做出一个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颇为违反直觉的举动：去评估我们的集体过往是如何卷入欧洲扩张的殖民历史之中的。唯有承认这段共同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美国在对外动用权力的过程中，是如何持续塑造着我们的规范承诺与宪法结构的。
**比较视野下的美国定居主义**
与其他帝国的征服实践类似，美国最初的起源与政治建构，首先体现为一个定居者社会。虽然先驱定居者的形象早已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但定居者殖民主义在国家制度与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却在集体意识中几乎一直处于隐匿状态。对于定居者经验的主流解读，大体不外乎两种：一是颂扬坚毅先驱的英雄气概，二是谴责美国定居者对待原住民的方式。然而，这两种论调都未能意识到，在这段经历中，解放与排斥的面向何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对集体历史过度简化且僵化的理解。此外，当下的主流叙事同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若将美国的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定居者社会背景中加以解读，便能更清晰地揭示美国经验的共通性与独特性。相较而言，本书旨在辨析定居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包括其早期形态与后期变体——并阐明美国身份认同是如何在帝国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些实践曾被视为实现民主自治与经济独立这两大集体目标的政治必要手段。
严格来说，定居者社会的特点在于，它拥有庞大而持久的帝国人口，而这些人试图将母国的生活方式移植到新的环境之中。正如罗纳德·韦策（Ronald Weitzer）所写，定居型殖民地往往会建立起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并且「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实现了相对于（帝国）宗主国的政治独立」。这种事实上的自治，常常催生一种去中心化、等级色彩较弱的内部政治权力格局。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群中，殖民者的后代会从原住民手中攫取政治主导权，并在长久的时光里维系这一主导地位；同时，他们还发展出复杂的意识形态，为这种强加的不平等提供合法性。
在帝国扩张的历史中，定居者殖民主义大体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现代阶段。第一波浪潮涵盖了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和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所称的「新世界殖民地」，其典型代表是欧洲人在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定居。这类殖民地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们致力于为定居者社群攫取专属的原住民领土，而这些领土则被反复描绘为无主的处女地或空地。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待当地人口的主要方式，并非在于「统治原住民或将其纳入经济体系」，而在于「夺取其土地，并将其驱逐到不断扩张的定居边界之外」。这些「新世界」殖民地一贯试图削弱宗主国对定居者生活的权威，并凭借事实上的自治关系，力求实现完全独立与彻底清除原住民群体的双重目标。
第二波浪潮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延续至二十世纪中叶，涉及欧洲与日本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定居活动。与「新世界」殖民地不同，这一时期的殖民实践往往必须直面当地原住民，而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地缘实力上，定居者都始终处于绝对少数。这正是其与前一波殖民浪潮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无论是定居者还是宗主国官员，都无法轻易将原住民清除。相反，他们不得不投入「与数量上始终占优的原住民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或斗争」。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尽管殖民者或许希望从母国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但为了维持其社会主导地位与特权，他们在政治上，尤其在军事上，仍不得不依赖宗主国的权威。倘若缺乏母国支持，殖民者便将持续面临一种根本性的危险：在敌对的政治社群中沦为少数。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的定居主义与其在「新世界」的早期形态之间的核心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当今的美国人很少将自身与某种定居者历史或意识形态方案联系起来。研究澳大利亚社会的学者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指出，早期定居浪潮的基本逻辑并非剥削原住民群体，而是要将其彻底清除。这种清除所采取的形式，不仅是对当地社群的暴力打击，或对原住民政治与经济实践的瓦解，更在于试图取缔原住民社会本身，并「在被剥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殖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原住民领土视为无主之地的观念，正是定居者在努力把自身转化为「本地人」、并借此逃离殖民主义范畴时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此一脉相承，那种渴望将美国塑造为例外国家的愿望，其部分根源正在于这样一种必要性：与欧洲母源保持距离，并确立一种真正本土化的美国品格与生活方式。
然而，由于未能将国家方案置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加以审视，美国的公共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孕育美国自由叙事的种种条件，以及它们对当代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描绘美国建国的民主特征时，学者与评论家们往往不自觉地只抽取了定居者殖民地的内部面向。结果，大多数关于国家起源的讨论，都未能意识到，这些内部特征恰恰是在定居者与外部被排斥的原住民互动中逐步塑造的。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指出，定居者民主政体在历史上始终与种族与政治清洗的方案紧密相连。由于强调将族裔作为经济与政治控制的合法性基础，这类民主政体便与一种有机的公民身份观念纠缠在一起。这种观念将政治共同体描绘为一个以族裔与文化亲缘为根基、并与特定土地紧密捆绑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曼看来，定居者社会中民主政府的历史前提，往往正是对那些被视为局外人群体的征服、强制迁移或彻底屠杀。曼写道：
「这些民主共同体特征鲜明，但他们对原住民实施的种族清洗，其残酷程度往往甚于殖民地中那些民主程度更低的帝国当局所为。西班牙、葡萄牙和不列颠的王室、总督与地方长官，以及天主教会和部分新教教会，在对待原住民时通常比定居者自身更为温和——这也正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大多数印第安人选择支持英国一方的原因。其次，蓄意且突发的种族灭绝行为，在英国定居者中比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定居者中更为常见。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律：加害群体的民主程度越高，种族灭绝的烈度就越深。」
因此，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定居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工具，使我们得以将美国经验中解放与压迫的双重特征联系起来。定居者社会的族裔基础，在消解内部不平等的同时，也为建构依附性的外部社群——无论是奴隶还是原住民——提供了合法性。正因许多评论家仅仅着眼于定居者殖民地的内部特征，他们从未正视我们的民主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正是由殖民统治所催生并维系的。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将自身理解为历史上例外的政治与社会方案的观念毫无根据。恰恰相反，这种独特性必须置于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性延续之中加以解读。美国的评论家和公民往往把国家历史的某些方面当作本土独有，但事实上，这些特征在许多定居者社会中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各异，例如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北爱尔兰的英国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社群，以及台湾的汉人。除此之外，这些社会往往还呈现出一些共通特征：其一，定居者殖民地内部的平等程度往往高于帝国宗主国或母国；其二，一种文化上的「天选」意识，即某个族群或宗教共同体自认为肩负特殊的历史使命；其三，在感受到来自原住民和外来人口的威胁时，更加倾向于强调军国主义；最后，对宗主国的社会与政治习俗保持戒心，并往往将其视作腐败与堕落的象征。
即便是那种把边疆视作美国独有标志的观念，也同样掩盖了其他定居者社会的相似主张。早在一个世纪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就曾提出著名论断，认为边疆经验对美国个人主义与民主自治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和澳大利亚的盎格鲁定居者也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论点，用来解释他们社群的平等主义与独特性。对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而言，「大迁徙」(the Great Trek)——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布尔人」 (Voortrekkers) 的荷兰语裔农民大规模迁入南非腹地——既是一段追求政治独立的历史叙事，也是一种对欧洲扩张的颂扬。在这套边疆神话中，阿非利卡先驱定居者追求的并不仅是新的牧场，更是通过建立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和德兰士瓦 (the Transvaal) 共和国，来摆脱英国的统治与压迫。
然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指出，美国定居主义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它「从一场革命开始，是『第一个新生的国家』，也是除冰岛之外第一个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如果从十六世纪欧洲帝国扩张算起，美国是第一个成功推翻宗主国统治的定居者社会。当然，其他定居者群体也曾诉诸武力，削弱甚至摆脱殖民当局的严厉控制。南非的阿非利卡人为了抗衡英国势力，先后发动了两次战争（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的盎格鲁—布尔战争），企图维持对奥兰治自由邦与德兰士瓦的共和政权，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爱尔兰，人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二十世纪的第一次反叛并不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而是1912年9月28日，近五十万英国新教徒签署《庄严联盟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以捍卫阿尔斯特，抵制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威胁。
尽管如此，正如本书将要展开的论述，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反叛成功，孕育出一种独特的定居者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族裔民族主义、新教神学和共和主义交织在一起，将自治的自由与对领土扩张的执念紧密相连。所谓自治，不只是拒绝一切专断权威，更意味着个人必须通过对生产的掌控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来确立自己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实际决策权。由此，美国的定居主义是围绕四个基本支点展开的。其一，在不断激进化十七世纪英格兰流行的共和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定居者逐渐把经济独立视为自由公民身份的伦理根基。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始终认为，掌控劳动工具与劳动条件，能让内部成员共享一种自治与道德独立的集体经验。定居者主要依靠土地所有权和个人所有制，试图营造一个内部平等、人人参与的政治共同体。其二，美国人把征服看作共和自由的核心动力。若无新领土的不断开辟，「自由劳动」的伦理价值便无法得到普及。换句话说，在他们眼中，共和主义自始至终与帝国和扩张紧密捆绑在一起。
第三，定居者社会本身就预设了共和原则并非面向所有人。换句话说，在大多数定居者看来，经济独立的好处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他们相信，农业生活的本质决定了：如果要让一部分人能够从事那种以掌控生产为标志的体面劳动，就必须有人承担那些一直被视为卑贱的工作，比如佃农、雇佣劳动或家政服务。由此，在定居者的观念里，共和主义的经济独立必然建立在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之间的根本分界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人依靠被支配的外部群体——尤其是非洲奴隶——去从事最沉重、最具压迫性的生产，从而解决了这个矛盾。同时，他们又借助族裔和宗教上的优越论调，为掠夺原住民土地和控制依附性劳动群体提供合法性的辩护。
第四，定居者很早就意识到，要维持共和自由与领土扩张的蓝图，他们势必要引入早期英国殖民者之外的新一批移民。于是，他们为那些被视为「同族裔」、因而也被看作共和事业共同参与者的欧洲移民，设定了极为宽松的准入政策。这意味着，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边境本质上只是欧洲移民的一个入境口岸，这些移民通常能迅速地被吸纳进政治共同体。这种吸纳包含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会相当令人惊讶的做法，例如非公民投票权的普遍存在，以及非公民获得西部联邦土地的权利。一方面，整个十九世纪，领土扩张对移民的需求，迫使美国不断扩大「谁能算作美国人」的族裔与宗教边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定居者社会内部最极端的排外倾向。另一方面，这却进一步拉大了内部人与受支配的外部群体之间的鸿沟。许多新来的欧洲移民或许能立刻获得作为自由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条件，但早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墨西哥人，却被剥夺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本质上，他们作为被殖民者存在于美国领土之内，其处境与二十世纪定居者对原住民的统治结构如出一辙——在这种结构中，「一种阶级划分……被嵌入经济、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与政治特权……专门保留给定居者人口」。因此，定居主义与移民并不是美国经验中的两条平行叙事。恰恰相反，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中，「移民国家」的观念始终与定居者的需求和特权制度紧密相连。
当我们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定居者结构，以及它与其他殖民模式之间的延续性时，或许就能明白当下历史叙事中最大的难题所在。尽管公共讨论触及了内部自由与外部支配——也就是美国自由的两副面孔——之间的内在联系，定居者的排外主义也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原罪。按照这种理解，它只是一段固然应受谴责的历史插曲，与集体制度的发展却无甚关联。然而，定居者的排斥并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征服与支配时期；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为美国人的生活提供着基本的治理框架。原因在于，经济独立与民主自治的目标，建立在一个持续扩张的方案之上。美国的政治身份认同，与关于帝国权力的种种设想，以及对原住民和依附群体进行外部控制的必要性，始终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在强调定居主义如何为集体生活设定意识形态与结构参数时，我的目的并不是贬低或否定过去。我们关于自由的叙事，很可能正是在奴隶制与剥夺原住民土地的背景中产生的。这些背景本身就是自由的对立面——奴役与从属——的鲜明体现。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定居主义打上了盎格鲁至上与社会支配的印记，就对其全盘否定，那么必然会忽视这样一种环境是如何孕育出关于集体可能性的解放性愿景。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正是这种愿景清楚地阐释并合理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造物——一个独立而又具有帝国性质的定居者国家。
然而，在一些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它也引导部分美国人去设想一种既具有包容性、又不依赖领土征服的共和主义。从根本上看，这些改革者把民主理想理解为一种指导性的社会实践，而这种实践在哲学与政治层面上都与现存的奴役制度毫无关联。他们为这个国家勾勒出另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将彻底修正外部权力的运用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普适的、非帝国的美国政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揭示了美国方案真正的例外性：即努力剔除共和理想中的压迫根源，使自由公民的身份能够真正向所有人普遍开放。
**全书大纲**
本书各章将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定居者经验与自由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章将详细阐述盎格鲁人殖民北美的法律与政治基础，以及定居者意识形态如何把对集体自由的丰富理解与帝国方案结合在一起。接着，我会通过把美国革命重新解读为一场决定帝国殖民未来的定居者反叛，来重构这场革命的核心起因与后果。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伦敦的帝国版图已呈指数级扩张，从印度的孟加拉延伸到法属加拿大，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一项全球性的、多元文化的殖民治理事业。对盎格鲁定居者而言，这种新兴的帝国秩序不仅威胁到他们关于共和自由的愿景，也动摇了他们在边缘群体面前的社会优越地位。通过反叛，殖民者们重新确认了内部自由与外部支配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沿袭旧有帝国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定居者帝国。最终，他们所塑造的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受到共和自治承诺的激励，另一方面却始终受制于一种极为狭隘的社会包容愿景。
第二章将探讨小农与市民在革命动荡中的经历如何推动了集体抱负的激进化——我称之为共和自由的民粹主义形态。对这些群体而言，要实现真正有意义的独立，就必须激活政府权力，并将其与一种坚定而自信的民众意志相结合。然而，这一愿景却遭遇了一个根本性的后殖民困境，而这一困境对二十世纪亚非新兴独立国家来说并不陌生。盎格鲁定居者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欧洲列强彼此竞争的世界之中，在这样的格局下，追求摆脱欧洲实质性影响的目标，与推行民粹主义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冲突。结果，小农和市民逐渐把商业与政治精英所掌握的政府权威，看作对他们仅存自治空间的一种威胁。这种感受又因一个事实而被加深：联邦权力越来越紧密地与领土扩张以及国会对旧有帝国特权的宣示联系在一起。农民和工匠们由最初的革命愿景退却，转而寻求通过将这些特权施加在边缘群体身上，来约束国家行动并维护自身社会地位。最终，新生的美国发展出一种僵化的二元政治：一方面是自由公民，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奴隶、获释黑人、半主权印第安部落以及墨西哥公民等群体所形成的复杂控制结构。
在第三章中，我将描绘民粹主义共和自由叙事的再次兴起与繁荣，而这一叙事伴随着内战、工业化以及边疆终结所带来的一场对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的全面反思。在这一背景下，以农民联盟 (the Farmers Alliance)、劳动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 和人民党 (the People’s Party) 为组织形式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兴起，试图让经济与政治上的自治适应新的集体现实。在他们的愿景达到最宏大之时，激进的农业与劳工活动家提出了一种更具普遍性、非帝国的民众政治模式，对美国的对外权力及其对内部自由的侵蚀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们勾勒出一幅摆脱帝国羁绊的自由蓝图，尽管这一蓝图往往并不完整。最终，随着民粹主义反叛的失败，当后来改革者试图挑战内部与外部的权威结构时，他们所面对的，已是年复一年不断固化下来的制度与实践。
在第四章中，我将描绘一种关于宪法与政治生活的另类愿景。这一愿景在民粹主义运动之后逐渐萌芽，并最终在新政 (the New Deal) 所确立的宪法秩序中达到顶点，同时彻底抛弃了将自由等同于自治的观念。它解构了定居者的制度与理想，并仿照美国的欧洲对手们建立起一种新的治国方略，或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竟将美国总统转变为英国王室的恰当继承者。在此过程中，新政支持者们强调，主要的集体目标在于实现安全（即免于匮乏和外国威胁），而不再是追求经济独立或参与式公民身份。对安全的这一承诺，要求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灵活的行政部门，以便有力应对国内外的社会危机。这也意味着，那项如今已集中于总统职位的旧有帝国特权需要被重新配置，它被视为一种常规、普遍的国家权威模式，而不再是一种用于监管内外边界的专门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尽管美国克制了对传统殖民帝国的追求，但它却日益寻求全球主导地位，并以保障国内外安全为由，为此类政策的正当性辩护。这种权力的投射有助于强化一种新的宪法主义：在这种主义之下，行政部门成为了权威的代表机构，并广泛地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发声。
作为全书的结论，我将更直接地探寻这一历史重构的当代意涵，重点关注后新政时代的改革方案与大众动员模式。我将特别审视，那些旨在扩大政治与经济包容性的大众努力（例如针对黑人与女性的努力）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这些努力呈现出两条基本轨迹。一方面，它们将以往边缘群体的精英吸纳进企业与政府的特权领域，反而起到了巩固现行制度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它们有时也彰显出内部依附与外部权力之间的关联，并在此过程中重申了建立一种普适、非帝国的共和政治这一目标。事实上，民权运动可被解读为我们最近的一次集体尝试，其目的在于复兴将自由等同于自治的沉睡叙事，并将此类叙事与对美国干预主义的激烈批判联系起来。今天，包容性的目标持续具有这种双重潜力——它既可能维系统治等级，也可能从根本上挑战这些等级。尽管这种模糊性难以避免，但要重建一种强健的共和自由愿景，并将其与开放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结合，这仍是当下最可行的路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移民问题——即我们边境内移民的恰当经济与政治地位问题——已成为从结构层面审视内部与外部权威关系的核心切入点。
**社会批判与历史之用**
在正式展开本书的论证之前，我需要先对方法论加以说明。虽然接下来的章节大体遵循时间顺序，并对既有事件作出新的解读，但本书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术著作。相反，我将其定位为一种社会批判：在这种写作形式中，历史的呈现既回应当下的困境，也面向未来的可能。我对历史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工具性的，目的在于揭示美国经验本身所蕴含的规范性资源——这些资源既能帮助我们应对现实处境，也能为构想解放性的替代方案提供支撑。
从许多角度来看，本书可被视为一次关于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所称的「关联性批判」(connected criticism) 的实验。沃尔泽认为，规范性论证大体有两条路径：其一，批判者可以站在特定社会共同体之外，以一个「冷静的局外人」的姿态，依托普遍正义的原则来评判当地的制度安排；其二，批判者也可以将自身的立场纳入共同体的内部论辩之中，借助共享的传统、历史和价值观，来推动对集体生活的重塑。我选择了第二种社会批判，这是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冷静判断所作出的慎重决定。
如今，我们中的许多人已难以想象出能够真正挑战主流等级制度及其内外权力合法性的社会替代方案。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哲学中那种高度分析性的理论建构，反而加深了治理制度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典型例子是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中的尝试：他希望通过展现一个正义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来回应当代生活中的种种难题。为此，他设计了一场复杂的思想实验，设想人们在被置于「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 时会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然而，这种抽象的乌托邦构想的问题在于，**它无意间凸显了我们所面临的主导性集体不确定感。**这类对理想秩序的沉思，与民众权威衰落和政治疏离的日常现实严重脱节。**尽管这种形式的乌托邦思想展现了社会创造力的一种可能路径，但它始终未能把改进的承诺与实践中的能动性愿景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它未能揭示美国经验中所蕴含的文化工具——正是这些工具，使得关于正义的叙事不只是普遍性的愿望，而是我们在地方语境中、充满争议的关于社会可能性的辩论的一部分。
通过挖掘那些塑造了美国独特斗争的意识形态愿景，我希望能够清晰阐述一条根植于我们过往的、坚实的自由叙事。某种意义上，我要强调的是，那些围绕经济控制、政治参与和帝国遗产的论点——这些往往被视为激进、也不常与美国身份直接相连的论点——其实一直处在内部变革与社会革新的核心位置。因此，本书试图描绘一幅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创建与经验图景，用以替代例外主义和宪法完美论的叙事。在这一过程中，我主张，当下公共话语的核心困境之一，正是固守传统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抹平了我们政治论辩中原本丰富多元的传统。由此，社会批判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那些看似边缘的自由与成员资格论述，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美国身份认同的奠基部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那些当下看似遥远、甚至在文化上显得格格不入的实践与思想，当作属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来理解并加以珍视。
归根结底，仅仅复刻我们前辈的政治行动，并不足以使社会减少其威权色彩。即便在那些美国人努力推动共和自由普遍化、并试图把经济与政治独立的承诺从殖民统治现实中剥离出来的历史时间，定居者思维仍然削弱了这种集体愿景。但是，这些过往的时刻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前难题的基本轮廓，以及民主控制可能呈现的未来样貌。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批判那些主导了当代思维的制度与观念。在美国主导世界而国内民主堪忧的当今时代，历史启示我们：个体该如何再度伸张民众权力，而此种权力又该如何与一种更完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身份相兼容。
注释与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