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 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摘自《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 周轩进【周伯萍次子 】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 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

---周恩来两次挨批真相

作者：孙言诚

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 血。这并不是说周本人是个天生恶棍，而是因为他献身于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高文谦先生总说周“相忍为党”，这话没错，但更要指出这个“党”其实就是独裁者本人，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我们上一次曾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周的作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要概括一下周对文革的态度，可以说是被动地发动，主动地投入。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文革中的周恩来

作者：赵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