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讲话中一再强调香港仍然是普通法适用地区，这与我们普通市民的认知大相径庭，自从有了国安法，香港就没有普通法了。您作为香港最具权威的法律专家，可否向公众解释一下，国安法在多大程度上与普通法相适用。

针对黎智英案，我有三点很不明白，第一是为何国安法有追溯期？黎智英被控的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实际发生的时间点，都是在国安法颁布之前。当初林郑月娥曾公开宣称，国安法没有追溯期，但现在香港法庭分明将黎智英的「犯罪」事实，追溯至国安法不存在的年月，这有什么法律依据？

人不可能遵守一项不存在的法律，香港在普通法下，言论自由一直都受到保护，黎智英与苹果日报在国安法颁布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否则当时就理应被控。那么大法官先生，你认为香港法庭如此加诸违反国安的罪名在黎智英等人身上，是否符合普通法的原则？

第二点是，依香港法庭惯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这是否意味着，当一个疑犯未被判定有罪前，他是无罪之身，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法庭不能罔顾事实与法理，将疑犯无理囚禁。至今，黎智英已被囚超过三年，更多民主派人士也遭同样的非法监禁，这在普通法的范畴里，是不是一项合乎法治精神的处置？

第三点是，审理黎智英的法庭，取消了陪审员之设，您在发言中强调以三名法官代替陪审员作出定罪与否的裁决，程序上没有分别，甚至有好处。笔者不明白的是，当西方法律先贤们在法庭设置陪审员制度时，难道他们不明白，法官比平民更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设置陪审团来取代法官裁决？如果法官裁决比陪审员更公正更有效，当初何必多此一举？

我的认知是，法界先贤们之所以设计这个制度，沿用数百年，正是因为他们看重一般公众的良知，陪审员资格中，特别排除了法律专业人员，证明只有以最普遍的人性，以最基本的良知来衡量罪行，那才是最体现公义，也最公平和最具有普适性。

公义建基于普遍人性，法律也建基于普遍人性，只有人性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犯罪的最高准则，法律只不过是体现人性而设置的条文而已。古老的法庭之所以重视陪审员制度，原因便是不具有法律常识的普通人，可以用他们基本的良知去审视案情，作出符合人性的裁决。

法庭之所以不以法官来取代陪审员，便是希望以陪审员的公众身份，以每个人具有的基本人性来平衡法官的法律修养。您认为三位法官非但可以取代陪审团，甚至更有好处，请问这些好处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能使被告有更公平的待遇吗？照此说法，是否世上所有法庭都应该永久性取消陪审团？

很抱歉我是法律门外汉，我所知的都只是普通常识，但以上三点，我相信是相当多香港市民共同的疑虑，需要您对此作出权威性的解答。只有市民更理解当前香港的法律环境，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法，是不是这个道理？

黎智英的言论自由权利，理应受到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保护，也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护，也应受到基本法的保护。如果黎智英受不到言论自由的保护，那么我们每个人，包括大法官先生你自己，都受不到应有的保护。以上的国际大法﹑国家大法以及香港回归中国的基本大法，都应该高于国安法。国安法应该遵循以上三项大法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三项大法应该俯就国安法的具体规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随时立法，以削弱和取消国际大法﹑国家宪法等等最高法律原则，那么国际大法与国家宪法还有什么法律权威可言？还有什么贯彻始终无远勿届的保障？以低层次立法来肢解和强奸最高层次的法律原则，这是所有专制与独裁政体的共性，他们的法也叫做法，但那不是人民的法，是他们自己的法。这也是常识了，大法官先生没有理由不明白。

中共宣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香港国安法便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订立，但可惜，这里的人民代表没有一个是经过合法的程序，由中国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大法官先生也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铁定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有言论与结社自由，基本法也规定香港人有言论与结社自由，这些自由是否可以由国安法剥夺，这也是我想就教于大法官先生的一点。

如果香港人依法享有的个人权利，都可以由中国共产党立法取缔，那么你口中那么有效的普通法，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