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记忆2：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 于松然
5月31日，手持“尚方宝剑”的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没有登报，没有声明，没有发布“進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到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手中。被夺权的《人民日报》社总编吴冷西这样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進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一小小的政变’。”
1、横扫知识界
在大跃進中吹破时空的总编吴冷西，在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不得不谨慎小心地摇摆于毛、刘两派之间，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被“横扫”出人民日报。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缺点是没有“指名道姓”因而“没有击中要害”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右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
“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牛鬼蛇神”原是指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形象，后喻形形色色的丑恶或坏人。中共使用“牛鬼蛇神”词语，早见于《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言中，那是毛泽东在1963年5月9日为这个文件写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党的喉舌，它的社论就是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一词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概念。有人说，这种政治概念没有严格定义，模糊不清，易生歧意，很难准确掌握。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可以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权贵们所冀求的：伸，可置敌于死地，缩，可施人以恩惠——这是树立“绝对权威”不可或缺的手段。尽管如是，当时“牛鬼蛇神”的指向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泛指教育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和文艺界中一切不愿学习毛泽东著作因而被视为没有改造好的学者、专家、教授、作家甚至学生，泛指支持和领导“牛鬼蛇神”的校长、院长和政府官员，泛指早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反动”子女，泛指被左派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党内右派成员，等等。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用不着法律条条界定，也用不着监察官起诉和法官断案，只用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句话：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大多数老百姓呢？他们必须跟着起哄，否则，就有“牛鬼蛇神”的嫌疑。
陈伯达不过一个文弱书生，毛的一介秘书，刚刚上任文革小组组长，便立马横刀，怒吼天下，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社论》得到最高的谕示或授权，因而据有非凡的权威。
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借一张大字报的“东风”写成的。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总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右图）大字报点名的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在揭露批判北京和北大领导的同时，十分尖锐地、杀气腾腾地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由毛授意、康生导演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刻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在6月1日以全文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应命在全文发表大字报的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7月，毛泽东又对聂的大字报做了极高的评价：
“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显然,不仅要消灭他们的精神，还要消灭他们的肉体。这是恐怖的先声！这是“红色恐怖”的号角！毛泽东赞扬这种恐怖，《人民日报》欢呼这种恐怖，党内左派集团竭力鼓噪这种恐怖，充满血腥的红色恐怖终于被煽动了起来：几年间，红色恐怖肆意暴虐大陆中国，虐杀了数百万个无辜生灵。
对于聂元梓的大字报，官方主流媒体说是在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直接策划下写成的；但聂本人并不认同。聂在《聂元梓口述自传》一书中透露，由于她在四清运动中给陆平提了许多意见，陆平曾借机整她，结果与陆结怨很深。这次她想借《五一六通知》的“官理”来“摆平”她与陆平的私怨。为此，她请示曹轶欧：“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 于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贴到了北大校院内墙上。“请示”得那样恳切，答复得那样随意，而大字报要“消灭一切”的火药味那样浓烈，人们不能不否定聂的“回忆”：她想与死后横遭“鞭尸”的康生划清界限，因而否认康的策划。不管她是否想“划清界限”，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她要借助《通知》官报私仇，亦即借助钟馗打鬼。然而，她的公报私仇，使毛泽东有了严惩异己的借口。这里，人们再次看到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高招：示意或授意忠实执行者，有目的的选择、鼓动和培训“群众”，使“群众”能够在实现其主要谋图上，表现出绝对忠诚和魔鬼般的虐杀勇气来！
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见报、广播后，到6月5日，《人民日报》一口气连续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四篇社论。在《人民日报》煽动下，北京各大、中学校风起云涌，硝烟弥漫，红色恐怖氛围逐渐形成！
经毛泽东批准，6月3日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便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3、学校大乱
当《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横扫》社论先后见报后，整个北京都被煽动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生性酷爱自由学生们，被长期封建党阀式奴化教育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昔日平静的大、中学校的校园里，浮现着不安与骚动。在父辈的调教下，了解中共权力斗争、洞悉毛泽东动向的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们，凭借多年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生死搏斗已经来临，便率先成立他们的组织——红卫兵，把宣泄的矛头对准了《五一六通知》中界定的“阶级敌人”，而不是党阀式奴化教育的始作俑者。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他们给老师提意见，继而对老师進行大批判，接着便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由是，学校的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瘫。進入六月，几篇“横扫”社论见报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跟着大乱，全国各地学校也开始大乱起来。
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京大学发生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发表社论，支持南大大乱，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上海同济、交大、复大、科大等高校，激進学生贴出大字报，揭露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出现了赶走工作组的呼声；西安交大激進学生贴出了省委有黑帮的大字报，扬言要驱逐省委派的工作组……
進驻学校的工作组，是刘、邓的右派中央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作出的决定，意在“横扫”中，把“乱”控制在他们许可的范围内。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得到的“最高指示”却与此相反：“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学生被他们煽动了起来，冲突事件、打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6月18日， 在聂元梓等毛左派人士的煽动下，北京大学东语、西语、化学、无线电等系，揪斗了50多位教师，为全国学校树立了榜样。史称“六一八事件”。
对“六一八事件”，作家林正德在《非常十年》里这样描写：
“六月十七日，从早晨到次日凌晨二点钟，在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群众到处围住‘黑帮’分子，高呼口号，揭露、控诉陆平‘黑帮’的罪恶，而这时工作组仍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北大学生一片欢腾起来，热烈欢迎支持。
“十八日清晨五点，北大学生又继续斗争‘黑帮’分子。一阵阵无节奏的铜锣声在古老的北大红墙校园里刺耳地回响着，一队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队伍正在校园里被游街，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尺见方的黑牌，头上戴着高帽，第一顶帽子写的是‘牛’字，第二顶是‘鬼’字，第三顶是‘蛇’字，第四顶是‘神’字，合起来便是‘牛鬼蛇神’。
“这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青年大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哲学楼、大饭厅、三十二斋、三十五斋、三十八斋（笔者：北大把楼叫成斋）、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就设立‘斗鬼台’，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陆平、彭佩云除外），人数多达五十余人，有的人一上午被揪斗了几次，他们有的挨打、有的罚跪、有的‘乘喷气式飞机’。
“那些‘黑帮’、‘牛鬼蛇神’们有的木然地任人摆布，有的挣扎反抗着，有的大声抗议，然而，当时的青年学生们都发了狂，反抗只能带来更可怕的报复，有的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有的挨了响亮的耳光，有的衣服被浇了墨汁，白衬变成黑衬衫，有的女教师衣服被拉脱了扣子，露出了雪白的胸脯……”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的一个常委和一些干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支持的学生马上举行了示威游行；支持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两军对峙。
六月二十日早晨，北京师大学生谭厚兰等17人贴出“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第一次把矛头直指工作组。孙友余时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北师大工作组组长。
六月二十日，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学生贴出了“揪出钻進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也指向工作组。
在清华，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的大字报《“怀疑一切”万岁》受批后，六月二十一日，他用大字报号召向院党委、工作组夺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同激進学生尖锐对立，虽有数百学生被打成反革命，但在毛左派势力的支持下，各派势力紧紧跟上，造反、揪斗、打骂、辩论愈演愈烈，局面已失去控制。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体罚：“坐喷气式飞机”
为了“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没收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在横扫中，擅长乱中取胜的毛泽东，打开了放出罪恶的“潘多拉魔盒”（1），把左派学生中的贪婪、杀戮、暴虐分子，一一释放了出来，于是，批、斗、扭、打、吊、辱骂、罚跪、戴高帽、躬腰、颈上吊砖、抄家、“坐喷气式”等触及灵魂法被炮制了出来（下图），進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式批斗法。在毛泽东的左派暴虐学生面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书记、校长等“牛鬼蛇神”们，以及早已被毛打翻在地沦为弱势人群的“地富反坏右”们，他们的人格、尊严、信仰和毛在亲自制定的《宪法》里“恩施”于他们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统统丧失殆尽，被批斗得“威风扫地”，从而被推到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的境地！在毛泽东和《人民日报》的鼓动下，红色法西斯恐怖局面，终于形成！
4、刘、邓中计
此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也明白已被毛定为赫鲁晓夫式人物，但为了争取毛的宽容和谅解，便积极投入到领导这场被迫接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此，他一方面对迅猛而来的运动做出八条限制性规定，即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防止局势進一步失控，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向毛电话请示，希望能够得到指示。由于得不到毛的明确答复，刘少奇在六月上旬同其它常委一道匆忙赶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汇报，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谈笑风生，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而对他所提的问题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在政治斗争中，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可悲的是，紧跟毛泽东三十多年的刘少奇，竟不知是计，还以为得到了毛的尚方宝剑。返京后，刘便仿效不久前经毛泽东首肯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取代已经瘫痪了的校党组织，对运动实行直接领导，力图扭转日趋恶化的局势。
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这是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曾用过的“阳谋”诡计的翻版。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刘少奇的悲剧在于他利令智昏，不知道为了打倒以他为首的党内右派，今天在他眼里的“牛鬼蛇神”，恰恰是毛泽东要依靠的左派力量。
在刘、邓工作组当权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激進学生，纷纷变成了反工作组的急先锋。其中，北航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人，最为活跃；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却也是反工作组的干将。在这种控制、反控制的红色恐怖中，名扬全国的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应劫破壳而出。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在想什么呢？此时的毛非常清楚，“建国”后，社会各阶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对中共党内的官僚特权阶级深为不满，从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看出来了。这种怨气在被反右运动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宣泄的机会；而这些年来积怨更深。这种积怨与高干子弟们“革命血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颠覆力量。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党内右派集团的反叛“蹩了一肚子恶气”的毛泽东，决计对党内右派集团施展与反右运动“阳谋”相反的阴谋诡计：一方面刻意容忍刘、邓派工作组控制运动，另一方面幕后唆使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点火于基层，造势于《人民日报》，煽动颠覆力量造反，進行反对工作组控制的斗争；他蓄意把水搅浑，制造对立，把老百姓对中共怨恨情绪引向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为全面夺权做准备。
在控制和反控制的激烈较量中，聪明一世的刘少奇，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進了毛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去。仓促上阵的工作组，采取当年反右时的做法，压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激進学生，把数百名学生打成反革命。这样一来，与造反的学生形成严重对立，导致各个学校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样，刘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布下的火海中，很快就被烧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了。
为了打击刘、邓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毛泽东完全抛弃了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了分裂中共中央的“阳谋”：在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闹革命之后，发表了著名的“支持闹事”讲话。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为了促使革命走向激化，挫败工作组的求稳谋图，他又运用阴阳两面手法，在高唱“讲道理”的同时，使拳脚相加的打人合理化。1966年6月，面对工作组疲于控制的打人高潮，他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即所谓“不主张打人”的“最高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这是支持打人？抑或反对打人？请读者自己做判断。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养精蓄锐、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最后摊牌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作了个象征性的举动——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特意向人们展示了他健康的体魄和敢于迎接任何挑战的意志之后，7月18日返回北京。一回来，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汇报，而用“已经睡了”为借口，让同样急于汇报的刘少奇吃了一个闭门羹。几天后，毛泽东自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可以斗垮对手之后，正式表态：
“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斗，二不会改，统统驱逐之。”他还出面为中央文革打气撑腰，“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江青、陈伯达等人到北大、清华等院校去，明里调查研究，实则煽风点火，搜集刘、邓材料。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進行揭发批判。
江青登上讲台，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用颤抖着的尖细的声音狠批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江青的情绪随着欢呼声、口号声激动起来。忽然思想“走火”，竟大骂起毛岸青之妻北大学生张少华来：“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张少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时骗他和她结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江青这一番话，使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明白，江青婆媳之争也是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江青的讲话，逼得张少华仓皇出逃，在外地藏匿数月之久；后因生活无着，才不得不向周恩来求助。时任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聂元梓等当事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记载。
站在江青两边的康生、陈伯达显得十分尴尬。
江青讲话后，康生在台上大声宣布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句话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对康生的谎言，那个被毛泽东任命为工作组组长、并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在《人民日报》社里搞了个“小小政变”的陈伯达，理直气壮地点头称是。
最后陈伯达讲话。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陈的“建议”就是命令。
在撤消了工作组同时，也推翻了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台下那些曾受工作组打压过的学生，瞬间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者。学生们的反抗精神获得了褒扬，于是，解放了，翻身了，当场有不少激進学生激动地哭了，反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的表态和江、康、陈等人的煽风点火，使刘、邓主持的党中央乱了方寸，陷入尴尬、沮丧，被迫下令撤出全部工作组。
1966年7月29日，已经在毛泽东布下的火海中被弄得焦头烂额的刘少奇，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出无奈，露出苦衷。他说：“怎样進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的问题，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作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显然，刘少奇缺乏周恩来逆来顺受的“精明”和随机应变的“干练”。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样的表态大为恼怒，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决心直接向他兴师问罪。
附1、潘多拉魔盒
潘多拉（Pandora，希腊语：Πανδώρα），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用粘土做成的人类的第一个女人。众神都努力打扮她，使她拥有更诱人的魅力。作为对盗取天火给人类带去光明的惩罚，宙斯把她送给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根据神话，潘多拉出于好奇，她打开了宙斯给她的一个装有祸害、灾难和瘟疫的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的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当她再盖上魔盒时，里面只剩下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