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他制定的总路线、大跃進和人民公社政策辩护，说“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有错，也是执行中的问题。之于饿死了几千万人，他告诫大员们不要看得过重。他曾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会前他很乐观，他认为，国内困难形势已進入谷底，召开“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各级领导干部承担一下责任，批一下分散主义，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的乐观还表现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他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显然，他告诫与会者：在困难中要看到光明，对“三面红旗”不能动摇。不过，也有人这么解读他的诗词：“待到饿殍遍地时，他在丛中笑。”——显有解读过头之谬。

其实他的这首词，是为安慰女友所作。在这里，他拿了过来作政治拔高处理。对此，他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描绘。

无独有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也认为此词与女人有关。2005年9月21日，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调弄“伟大领袖”说：

“看看主席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花都开了以后，我在花里面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的真相，他的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吊着，……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笔者在其演讲稿的旁批中，戏而和之曰：

哈哈！开涮“伟大领袖”。按照李敖大师的“诠释”，毛泽东那首词的下阕四句应改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袜套大腿上，X着美腿笑。”这是笑话，读者自不必当真。

毛泽东向与会者还介绍了另外两首诗，其意图更加鲜明。那是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两首小诗。钱诗对当时饿殍遍野的农村形势進行赞美：

《芦台农场》

麦苗肥壮谷登场，

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

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薯曝墙头菜挂檐，

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

绿女红男夕照前。

钱昌照何许人也？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他所看到的竟是五谷丰登和莺歌燕舞，不承认“当年一片荒”。毛泽东需要这些“民主党派”的谄媚来点缀中共的民主，用谎言来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毛以安慰女友的诗词告诫大会主持者，以钱昌照的精神起草大会报告。

然而，与会者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在起草大会报告里，多了些错误和缺点的描述。毛虽不满意，但大会的列车已经启动，他也只好随车相机行事。

在报告稿的推动下，大会偏离了毛泽东预定的方向，几乎成了控诉“三面红旗”大会；大会的主导权，正在向刘、邓手里转移。这一切好像是专跟毛作对，使他“憋了一肚子恶气”。

为了掌握大会的主导权，在党内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他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这种空洞无物的“自我批评”，毫无诚意，但已伤及“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为他的罪责辩解说：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的“缺乏经验论”，论理深奥，调门高超，充满训谕，毫无悔意。人们不会忘记：他的总路线政策实行伊始，苏共中央曾劝告他吸取1932～1933年代苏联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教训(1），被他嗤之以鼻；彭德怀在《万言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大跃進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使“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忠告他“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被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陕西户县大队干部杨伟名等农民，上书《当前形势感怀》，向他发出正义呼声，指出他的人民公社政策已使“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遂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杨也被迫服毒自杀。然而，无上权力，却能使他把他的独断专行美化成“缺乏经验”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是可笑?还是可憎？

不过，“充满训谕”的调子已经没有两年前的自信了。那时，1959年7月23日，面对已经开始大范围的饥荒和饿殍，他轻松地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他的“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轻松，却使中国数千万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少奇的反思与毛大不相同：相对诚实得多。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显然，这是难得一见的实事求是！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

“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找死咧！”在毛泽东面前，他说这种真话太大胆了。果然，几年后，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听到刘少奇讲“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时，会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坐在正位上的毛泽东十分尴尬。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掌声使刘忘乎所以，忘记了“指头论”的发明人毛泽东，就坐在他的身边。

“……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進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三篇日记获“恶攻罪”的笔者，才得以解脱。

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刘少奇也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似乎是违心的。他在一些小型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他甚至还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省志上不写也很有可能。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在中共党内并不少见。也许三年的饿殍枕藉，使疯狂追求毛式乌托邦的刘少奇，良心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他说这些话时，竟激动得忘乎所以，忘记了他所倡导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的哲学，忽视了毛泽东的尴尬，为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致死，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反思与刘相近，远不同于毛。他了解毛的品性，他自始至终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也没有讲天灾、人祸的关系，有意回避了毛的“1：9” 的“指头论”，更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说：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

“党的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

也曾为毛式乌托邦疯狂过而今有所自省的邓小平，显得比刘少奇老练些，城府更深些。但他打着毛的旗号影射毛的作法是自作聪明，是逃脱不了毛泽东犀利目光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反思的调子，放在表面的纠偏上，没敢涉及“三面红旗”本身，更不愿追本溯源到马列专政理论和体制上，因而纠偏调子没有毛泽东那么“高超”。但刘、邓在会上的有限反思，已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已“杀”入最高核心，令他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旁。决不允许大权旁落的毛泽东，正在等待时机，扭转并主导大会方向。

附1、苏联大饥荒

由于斯大林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农庄和公社化，枪杀了100多万个反对集体化的“富农”，使苏联农业大幅度减产，从而引发1932～1933年的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由于俄罗斯不肯解密档案，史家众说纷纭，有饿死几百万、数千万和六千多万人之不同说法）。其中，有苏联“粮仓”美誉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1,000万人（另说饿死750万）。对此，六十五年后的1998年，乌克兰总统下令把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八十二年后的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宣布宣传共产主义为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