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红军与房价

1933年，红军聚集福建，国民党准备大举围剿，浙闽边境风声日紧，福建人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逃到他们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价开始上涨（参见《吴虞日记》）。

1935年，红军从陕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红军手里，川西川南又有长征队伍经过，沿途继续打土豪分田地，鼓动穷人 起来革命，吓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细软沿江东迁，人心慌张，市面混乱，只见变卖家产，不见有人接盘，所以成都房价迅速下滑（参见《李劼人选集》）。

成都作家流沙河老师回忆，他四岁那年，传闻红军要打成都，成都阔人赶紧逃到农村，使得成都房价下落，而金堂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却红火起来，因为金堂县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难场所。

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6年他从北京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发现西安粮价很贵而房价甚低。那里是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前线城市，驻扎了很多部队，吃粮的多，故此粮价上涨；正因为那里是剿共前线，有钱人怕被炮弹击中，逃走的多，故此房价下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红军有关。用民国地产专家陈炎林的话说：“历年内战，红军蜂起，内地阔佬几无宁日，身家性命时有危险，富有者多置产沪地，即中产之流亦往往举家迁沪，以谋安全，遂成沪地寸土寸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