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民：走秘密通道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忽然接到通知，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

港澳地区的代表们出发虽是同一天，但为了保密，是分别到了深圳再集中的。那时候没有直通火车，也没有直航飞机，到大陆只能通过罗湖海关。

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在火车站 的贵宾室大家才集合在一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彼此的代表身份。吃过午饭，乘车赴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

会议的规定是：“未经批准，不得外出，不要向外打电话，不要会客。”基本上是切断了与外面的一切联系，开会前消息一点不透风。

到了宾馆，打开衣箱，我才发现收拾行李太匆忙，忘了带上一柄牙刷。

宾馆不供应牙刷，也没有小卖部，去哪里找一柄来呢?外出不可能，打电话不可以。告诉接待人员，他们也颇感棘手，但答应帮忙。结果是第二天才能弄到。

到了北京军用机场，挂上窗帘的大巴士把我们送到了西苑宾馆。

西苑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也很陈旧。多数房间并不附有洗手间，而且饭堂和住宿的这一栋并不连在一起。

每天三次就餐时，都得跑个二三百公尺。一月份，北京天气很冷。从有暖气的房间出来，通过一个广场和甬道，再进入有暖气的饭堂，一出一进，一冷一热，使人很容易感冒。

保安部门经常来个通知，说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集团”使馆的车子，常在附近徘徊窥伺，进行侦察，要我们提高警惕。说去饭堂的时候，走路尽量要往边靠。吃三顿饭，要缩头缩脑地出入，真令人啼笑皆非。

第一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为了保密起见，通知要走秘密通道。

晚饭后，点好人数，乘坐大巴士出发。先去一家大宾馆，然后由该宾馆的地窖走入地下通道。

那条地下通道有五六公尺阔，大概可以行驶小汽车。但据说首长们的汽车，还有另外一条地下通道可达。

通道只有微弱的灯光，总之随着人流走，并拐了几个弯子。走了40分钟左右，便到达大会堂。现在完全记不起来，是从哪一个梯口，进入大会堂会议厅的。

这一次的人大会议，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次大会，剩下的是几次的各省市代表团的会议。没有小组会，而且根本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宪法草案和政府工作报告。人选也没有什么酝酿。因为，这些文件和人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的，包准没错。所以，即使是有限的几次代表团的会议，实际上也变成了“表忠会”。发言的人，都是谈毛主席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说把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或者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培养成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恩情说不完。记得有一位中医院的赤脚医生，说得十分激动……于是，嘶哑的声音，激昂的口号，此起彼落。

当时的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好像都没有发过言。上台讲的都是“忆苦思甜”的工农群众。应该说，港澳代表当时还是受到另眼相看的。“海外关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大部分内地人。虽然说是“统战对象”，但“港澳关系”，并不吃香。

说起记者，和今天可大不相同。因为会议秘密进行，港澳记者当然不可能有。内地记者虽然参加了大会，但也不会来采访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忆苦思甜的采访价值呢，抑或谅解我们仍然处于“地下”状态?这就无从探究了。

在酝酿选举领导人的时候，只有一张名单，并无任何简历。一些陌生的名字，引起了不少疑问。副总理候选人孙健，副委员长候选人姚连蔚，大家都在问：他们是什么人?

两个女的副总理候选人吴桂贤和副委员长候选人李素文，有的人还依稀知道她们曾经是“劳动模范”。而孙健、姚连蔚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当时问过赵紫阳，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到了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在一片不知道的气氛下进行选举，当然完全是走形式。那时候，大家的民主觉悟也很低。总之，是中央提名的准没错，于是选举“一致通过”。

人大会议结束之夜，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街灯大放光明。当晚广播中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消息，此时这次会议才算是公开了。

在等待无记名投票的点票工作时，3000名代表还在宴会厅美美地吃了一顿。记得吃的好像是“佛跳墙”之类的炖品，还有冷菜，总之是很丰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