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长治国说起—西贝们为什么一定会死

作者：老蛮频道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在政治治理上的核心特征—科长治国。理解了这个词，就理解了中国政治的底层逻辑。

先说结论：任何一项政策，要在中国真正的推行下去，就必须迎合最广大的科长群体利益。

凡是对科长有利的，一定能够贯彻到底，并且还会层层加码，实施力度逐层升级。凡是对科长不利的，就一定会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这就是所谓的科长治国。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底层政治逻辑，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到了现在这一刻，也构成了红色政权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从刘邦建立大一统的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都是经典的“胥吏治国”模式。

中华帝国的朝廷，财政正式供养的官员最低一层是县令，再往下的吏员，就不由财政负责了。能养多少吏员，全都由县令自己想办法。

光杆县令就靠他自己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履行任何治理职能，他无法以一己之力收税，无法断案，无法维持治安和抓捕凶犯。

于是他只能建立一套庞杂的胥吏系统，胥吏不是朝廷的政治编制，没有任何品级，在制度设定上算是完完全全的临时工，这群临时工的收入不能指望国家财政。

于是县令只能想方设法增加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包括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等等。根据陈锋教授在《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这本书里的统计，晚清各省的全部杂税共有733种，杂捐共有1545种，杂税杂捐二者合计共2278种，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了庞大的胥吏群体。并因此建立起了真正的底层治理秩序。

然而，各位必须理解这条更加深刻的政治原理：事实上，县令才是真正的临时工。

一任任期只不过是短短的三五年而已，任期届满铁定要走，从宋代开始，帝国朝廷的铁律就是所谓“流官制度”，不允许任何一名地方官在任何一个地方长期任职，从而彻底阻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

这种流官制度也被现在的红色政权全盘继承，这就意味着，县令在地方上毫无根基可言。他几乎无法发起任何大型的基建项目。

比如说水利工程，在古代社会这些项目的工期动不动就是五年十年，只有短暂任期的县令对此根本就无从着手，所以他只能竭尽所能的维持现状，安抚局面，把自己的短暂任期拖过去就算完事。

而在另一边，看起来算是朝廷零时工的胥吏群体，他们才是真正的终身任职，一辈子都会留在当地的衙门里，也就是所谓“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县令”。

胥吏们才是真正控制着基层的治理权限，才有兴趣发动当地的土豪富绅兴修水利，造福桑梓。

到现代后期，每个县的胥吏人数少则五百，多则过千，从征粮征税到维持治安，再到修桥补路挖井引水，所有的大小实务全都由胥吏负责，胥吏们掌控了真正的政治资源，也具备真正的底层动员能力，没有胥吏的配合，被空降而来的县令就是个摆设，这套游戏规则被不断强化。

到了晚清时期，终于发展出了全新的底层政治规则—县令们每天深居简出，窝在衙门里当吉祥物，逢年过节出来收点贿赂，一心就是熬资历等升迁，而胥吏老爷则负责具体办事，掌控实权，久而久之，朝廷能够收到的正税规模，还比不上地方上的杂税规模的三成，并且，伴随着满清的国力日益虚弱，正税越来越难收，拖欠税款的现象蔚然成风。

然而地方上的杂税，事关本地胥吏老爷的薪水福利，那是绝对不能不交的。对老百姓来说，朝廷远在天边，县令老爷也太过遥远，还是面前的胥吏老爷每天都能看到，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收了杂税也会真的办事，所以朝廷的正税可以不交，地方上的杂税必须优先缴纳，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今时今日，红色政权汲取了满清政权的教训，将基层政府的办事人员全部纳入了财政体系，定义为公务人员，一起吃财政饭。

然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底层办事人员是不是能吃上财政饭，就算吃不上他们本来也能想办法吃上，问题的本质在于，距离民生最近的是谁？

距离民生最近并且能够终身任职的公务员，才能够掌握真正的基层权柄，红色政权的所有公务人员，也就是在统计年鉴中被列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

截止2023年底，为1986万人，这里没有包含垄断性央企的就业人员，也没有包含学校、医院等纯粹的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8千万出头。

这些人里面，省部级及以上的顶级官僚人数仅约三千出头，厅局级的高级官僚约五万人；县处级的中层干部人数约八十万人；基层的科级干部人数最多，包含副主任科员在内，总人数约五百万人，乃是日常最常见的官职。

科长，是活跃在每个老百姓身边的最接地气的官僚，即便是分散到14亿国人里，这五百万科级干部，也是一股相当庞大的力量了，更关键的情况在于，绝大部分科长都是终身任职，在原有的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

从比例上看，每100名科长，只有16名有可能晋升为处长，顶上就只有这么多位置，而一旦被晋升为处长，就不再是终身任职了，为了防止出现政治上的小团体，处长之上，有着非常严厉的调任制度。

处级干部的规定是两任一调，厅级以上是一任一调，这么总结起来看，处级之上的官员，全都是临时工，唯有科长的位置根深蒂固！

这种体制长期运行下来的结果，就是在基层出现了一大批40-50岁的科长，他们经验丰富，在相同的岗位干了一辈子，也因此结交了职务相关领域的所有其他科长们，即便不进行刻意的经营，他们之间也能形成长期的友谊，并进而形成相对稳固的利益同盟。

中央做出的任何决策，经过部长、厅长和处长的层层转发，最终都要下发到科长手里，由科长们学习领会之后，明确施政方向，把握执行尺度，落实到实际的民生业务之中。

注意，科长们组成的同盟，对任何来自于中央的决策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

能够让科长们获得利益的决策，科长们就会加码执行。

导致科长们的利益受损的决策，科长们就会拒绝执行。

这种现象，也就是“科长治国”！

举例来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冠三年的层层加码，科长们很快就发现，以新冠管控为借口，侵害民众利益，篡取政治权力，是史上最强的牟利手段，没有之一，所以科长们很快就发明了无数种游戏规则，并且直接通向数之不尽的利益。

比如杭州的科长们在2020年2月份发明了健康码制度：红码必须集中隔离，黄码必须居家隔离，无论哪种隔离，都涉及到大规模的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动用的社会资金以千亿计，科长们因此挣得盆满钵满。

事实上，在新冠三年期间最挣钱的两门生意，第一个就是集中隔离的酒店生意，第二个就是居家隔离的送菜生意，这两门生意的利润率高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并且不用担心没有客户。

在任何时候，隔离酒店只要出现空房，科长们就能创造出一批新的红码，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抑制科长们创造红码的冲动。

再比如说，红色中国近年来那些臭名昭著的政策，2015年陆续推出的环保一刀切政策和地产去库存政策，就非常符合科长们的口味。

环保一刀切，将企业是否符合环保要求的认定权交给了科长们，同时也将生杀予夺的大权赋予了科长们，科长们只要看任何一个企业不顺眼，收到的红包数量不够大，就可以用环保的理由直接弄死这家企业，不需要给出任何交代，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而地产去库存政策，赋予了科长们扶持地产公司的绝佳理由，整个建设管理系统，在地产公司的报建审批过程中稍微松一下口子，就能创造无数的权力寻租机会。所以，这两条政策在中国得到了绝对严格的贯彻，科长们以极大的热情推动了这两条政策的全面实施。

在另一方面，只要是触犯了科长们的集体利益的政策，就一定不可能贯彻到底。

比如说，消减地方上的无效基建，阻止地方债务扩张的政策，从2018年之后就一直提相关的口号越喊越大声，中央政府一度被逼到没办法，甚至还直接下令，叫停全国12个省的全部基建活动。

然而这些措施注定不会起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是基层官员最大的收入来源，超过九成的科长们与基建活动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并深入参与到了物资采购、招标、用工和结算过程之中，贸然停止任何一项工程，都会引发基层官僚体系的激烈反抗，更不要说一刀切停止12个省的全部基建活动，这更是会引发整个科长队伍的猛烈抵抗。

于是2024年底，中国的地方财政体系当即就陷入了连环爆雷的惨烈境地。原本科长们可以通过拆东墙 补西墙的方式，左挪右借，维持地方财政体系的运转。

但是现在你中央政府选择断了我的财路，那整个体系也不要再运转了，大家一起被炸死好了。中央政府对这种情况焦头烂额。

于是只能被迫启动12万亿的所谓“化债”计划。注意，债务是化解不了的，这里的12万亿“化债计划”，就是央行凭空印出了12万亿拿给地方政府去还债，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科长们通过自己的集体反抗，轻而易举就逼着中央政府印出了12万亿，对此中央政府还不敢发布任何公开的谴责，这就是科长们的力量。

说到这里，就必须说一下最近的舆论热点：由西贝引发的预制菜争议了。事实上，对于中央政府一力推行的预制菜，底层的科长们同样也是避无可避，基层的食堂没有什么特供菜，科长们一家老小出去吃饭，也只能在西贝这样的无良餐厅吃饭，享用中国式的预制菜。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式预制菜，因为这个东西与欧美日韩广泛流行的预制菜不是一个概念。

人家老外吃的预制菜，基本上都在便利店和街边的廉价饭店供应，保质期一般只有1-3天，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商品名称告知你这就是预制菜，到期卖不完的就扔掉。

中国式的预制菜，集各类化学元素之大成，各类防腐剂、提鲜剂、保水剂、膨松剂、增香剂、上色剂、变嫩剂、浓稠剂、凝固剂、酥烂剂等等等等，一斤肉上面可以刷三斤化学元素，没有任何监管，不需要对消费者进行任何说明，并且还卖到了各种高端餐厅。

就这样的现状，基层的科长们当然也是火冒三丈，尤其是西贝，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其实就是公务员家庭，骗的就是科长们，所以西贝风波延续至今，风波越闹越大，政府层面没有进行任何打压，反而是放纵相关抨击言论的演化。

西贝正在筹划2026年上市，原本预想的市值超过千亿，这种金融大事，它的背后当然站着很多顶层的权贵，这些权贵原本可以轻易的摁下相关舆论，封杀一切对西贝的不利言论。

然而这一次，权贵们撞上了科长们的怒火，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事件一步步失控，西贝的名声迎风臭三里，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

这么说吧，科长们对预制菜政策的愤怒，都已经借着西贝事件发作了出来，并且，不光是西贝这样的无良餐厅。

比如说上海绿捷这种丧尽天良的学校餐饮供应商，自以为有高层权贵的庇护，所以直接给上海的中小学生喂过期的预制菜，这些孩子的父母里面，当然也有无数的科长，他们的怒火根本就不可能遏制。

接下来，西贝一定会死，上海绿捷也一定会死。

个别的顶层权贵根本就不可能对抗科长群体的怒火，而中国的整个预制菜行业，将会被迫透明化、公开化，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靠暗箱与欺骗活着的，一旦被迫透明，这个行业注定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崩塌。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理解了科长治国，你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在最后顺带说一句，实施社会大抑制，恰恰也是符合科长利益的最佳政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