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第二部分
（接上篇......）
行为主体的层次结构
“民主伙伴”或威尔逊主体构成高信任度的集体安全体系,该体系吸收并扬弃了实力均衡体系,使国民取代国家成为行为主体,消灭了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威尔逊主义（或者不如说美国特殊论）的重大胜利,为罗马灭亡以来所仅见。在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差异趋向消失,安全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宪制体系,与各缔约国的国内宪制融合为一。从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就可以看出：集体安全以宪制的一致性和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为前提,只要任何一个缔约国具有异质性,就足以使北约的全部程序瘫痪,一如国联和联合国。这一点最清楚的表明了集体安全体系与国家联盟的本质区别。联盟及协约是国际行为主体基于利益的临时性结合,盟国义务是相互,具体和强制的,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和平不负任何责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利益的一致和宪制的一致不相干。联盟不依赖缔约国的宪法程序,也不需要自身的宪法程序,因为它只针对已经明文规定的少数具体情况；相反,集体安全体系维护抽象和普遍的安全。这使它承担了无限的义务,却没有事先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举错。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完全清楚：如果勒阿弗尔遭到攻击,那是皇家海军的责任,土伦和阿尔及尔的航道安全,那是它自己的责任。然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并不清楚,如果勒阿弗尔或土伦遭到攻击,美利坚合众国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只知道：安全理事会不会容忍欧洲安全遭到破坏,会根据公约原则采取某些措施。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宪制的完善性和缔约国的责任心,不能体现于公约的文本。因此,公约与理事会的关系,类似《瑞士联邦宪法》与联邦委员会的关系,理事会必须承担永久性责任,根据基本法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家联盟并不需要永久性机构,也不需要自由裁量权；缔约国的义务已经明文规定,此外别无义务。联盟没有抽象原则和决策程序,不需要宪制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集体安全体系的价值却完全取决于此,如果没有向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共和国一样瓦解,其原则和政治习惯早晚会像罗马-意大利联盟一样形成世界宪制的雏形。
威尔逊主义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世界宪制的见习,正如邦联条例就是联邦宪法的见习；联合国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合众国的模拟和放大；北约也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联合国的解释者和代理人。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英法协约或英日联盟的同侪,后者是具体而有限的传统国家联盟,北约确实抽象而普遍的国际安全警察。美国之于北约,一如罗马之于意大利联盟,北约之于联合国,一如意大利联盟之于古典世界。从凡尔赛会议到反恐战争,从皮洛士战争到庞培海盗战争,安全体系日益流露出世界宪制的底色。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就是以文明的权利政治取代野蛮的现实政治,结果却以自身的存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威尔逊主义没有实现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反而将集体安全体系变成了少数有资格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无疑,世界秩序从来不曾平等,但在威尔逊世界诞生前,国际关系并不直接体现层级差序。大英帝国的结盟战略无需考虑普魯士或日本的憲法结构,但北约不可能接纳弗朗哥西班牙或民主德国而不冒自身国联化的危险。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安全政策就这样具备了宪制解释的意义。
实力均衡体系在集体安全体系的外围继续存在,构成内层缔约国实践威尔逊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中间层,现实政治和大国外交继续构成主导规则。在低信任度的行为主体之间,定期的外交洗牌和安全重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构成主要的外交语言,结盟仍然是具体和有限的,不会培养缔约国的宪制锁定。中间地带的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之类）迅速掌握了17世纪欧洲的游戏规则,在自己的地缘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一点区别：威尔逊世界构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冲突的升级一旦接近天花板,或是势力失衡可能产生危险的独霸国家,就会招致来自内层的预防性干预。威尔逊世界对霍布斯世界的单方面规训从双重意义上塑造了世界体系：在内层维护安全,在中间层维护均衡。从外交模式的角度讲,这种干预类似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干预欧洲列强,区别在于,内层体系和中间层体系的落差太大,即使名义上的军事干预也仅仅是某种警察行动。因此,规训在宪制方面的考虑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中间层的国际政治体系天然不稳定,定期破裂可能殃及内层的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发动仲裁性战争,（大刑用甲兵）。仲裁性战争的目标不是安全或利益,而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仲裁权。仲裁性战争的胜利将使低信任度的霍布斯主体升级为威尔逊主体,扩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仲裁性战争就是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教学活动。毕业生获得进入内圈的资格,每次战争程序都会积累构成世界秩序的宪法性先例。波斯尼亚战争是冷战后仲裁性战争的典范,但冷战后所有战争迟早都会招致威尔逊世界的仲裁。世界日益具备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的色彩,各地区依据仲裁性战争的不同特点,积累各不相同的习惯法体系,但所有习惯法体系无不通向帝国,而帝国的正义自由其普遍性语言。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他们大多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繼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辑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他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型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他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而不严重损害自身。
实力均衡体系在新殖民主义的规训下,大体上能够约束次生型列强的冒险行动。没有这种约束,伊拉克原本有机会成长为另一个昭和帝国,孟加拉也早已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在东亚,奥兰治式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东亚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国-大陆核心,另一方是太平洋-近海群岛。自旧金山条约签署以来,实力均衡大体能够自行维持,新兴列强的冒险行动寥寥无几,每一次都在美国果断而节制的干涉下迅速复原。前30年的东亚奇迹和后30年的中国奇迹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安全形势形成了尖刻的对照,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艰固的安全防护栏。然而,保护和约束是同一件事,错误的历史认识和错误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将新兴列强引入歧途,致其忽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将威尔逊世界的警察行动仅仅视为霍布斯世界的另一个列强的争霸行动,低估脱离世界秩序的危险性。
一个假设的东亚国际体系如果喪失了威尔逊世界的宪制性约束和仲裁性战争,保留了霍布斯世界的国家理由和政治逻辑,势必出现以下的景观,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不能容忍大陆形成可能威胁自身的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立或维持统一局面的机会不大于路易十四征服荷兰的机会；或者更正确的说,不大于南京政府凭自身力量消灭满洲国政府的机会。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封建君侯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十九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但经常没有继承欧洲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虚拟往往比现实走的更远,许多在法律上有主的土地和人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建构前的状态,例如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今天的塔利班家园）；或是一度存在的脆弱建构已经瓦解,例如索马里。这里只存在达尔文艺意义上的赤裸斗争,不承认也不履行霍布斯世界的任何游戏规则。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前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霍布斯主体的自发生成和实力均衡体系的外来入侵都可能在达尔文世界内部创造秩序生成的机会,牺牲众多准行为主体为材料,从而造就少数新形为主体。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出,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的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几千年来,阿富汗山民不断向波斯和印度输送帝国建设者,然而,真正的阿富汗近代国家产生于英印帝国的防御型远征和“守在四夷”政策。
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同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在此之前,在此之外,生物人及其群体只能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原理。集体安全体系无法向无规则世界输出规则,无法向无主体世界发动战争,只能仲裁中间层,（霍布斯世界）对外围（达尔文世界）的不当干预,或推动自我保护的单边公共卫生措施。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利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即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权利政治在威尔逊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对自己有利，在霍布斯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却对自己有害。美国历史上大多数外交成就属于前者,包括推翻纳粹；大多数外交失误属于后者,包括解散大英帝国和家长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情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续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绝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的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的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双重标准,而在于错误的放弃双重标准或颠倒了双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是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管理的步骤,使小国无需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福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
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力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的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的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他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
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力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僅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臨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臨到扩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他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喪失了意义。
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她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将大国博弈的危险游戏视为国内合法性的基础,无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经常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游戏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她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她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她的主观判断。除了地缘形势更加危险以外,她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他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她做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她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他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她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300年间,她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她是挑战者。现在,她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的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他从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所谓良好感觉,是指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联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再蛮横无赖与笨拙呆滞之间来回跳跃,由于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实力不足,由于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
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1996年的中国犹如猛撞玻璃的麻雀,用数十年的积累换取了同样的败局。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和麻雀的眼中,蛛网和玻璃都是透明的。她们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她们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她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它的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她的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它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贏得更多发言权。对她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远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它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做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它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它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利,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有赖于国际地位。
在最近500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当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向即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它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当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暴的产物；它存在的使命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它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的行动自由,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它由于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它就亲手毁灭了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它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它衷心希望的结论：再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仍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威胁而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扩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只能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是：1996年以后的中国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未来发展压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就会妨碍它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除了宪制弱点造成的混亂以外,它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它明显正在幻想,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它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公正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
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为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原比2005年的中国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
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摒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当年的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体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以维护平衡。所为处置得宜,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做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的围堵和剿灭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
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决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毛政府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威信和力量。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不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重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的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同一模式。美国人让日本人明白,他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他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及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亂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定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亂向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达尔文世界才会在霍布斯世界的废墟上重现,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成长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