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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带给我们两个洞见,它们同等重要: 第一,世界本质上是非周期性和不可预测的,你能耐再高也没用。 第二,但是,世界大多数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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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可以引发社会革命的条件:

1.中产阶级被完全碾压堕入底层,底层只能直接和统治阶级对话。

2.经过了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突然增长停滞,个人对收入预期与实际相差太大。

其实,很多人的工资更多的是仅仅够养家糊口,工资有时候像毒品,停一个月你就会浑身难受,举步维艰。(转)

很多人对某些官员学历较真,那么朱元璋啥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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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不是拿着现成的社会改造计划,而是带着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强烈感受投入革命的。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有政治纲领,不过这个纲领还需要得到时局的检验和群众的赞同。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要了解从社会危机中产生的那些任务,就要按照不断接近的方式积极为群众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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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中,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同样将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看作对抗性政治的起因。但他们不再认为结构性的阶级对抗是社会不满的唯一根源。泰德·古尔(Ted Gurr)在1970年出版了《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一书,在其中提出著名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他认为,足以引发革命的那种社会不满,不仅仅是社会中某个人的“愤怒”,也绝不仅是某个群体的愤怒,而是整个社会范围内普罗大众的普遍心态,其根源则是所谓“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实际获取的物质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水准。古尔认为,社会成员绝对的收入多寡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 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的所得是否与他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实际所得值与期待值之间又相差几何。如果在发展进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期待得到某个水准的收益,然而其实际所得却远远低于他们的期待,那么“相对剥夺感”就很可能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革命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很有可能爆发。

“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文学术世界里并不新鲜,我们甚至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它;但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常常被误用,即被错误认为是普通民众与财富精英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相对剥夺感的诱因并不是社会面上的横向比较,而是我们的实际所得与我们对收入的预期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现实中,这两者都不是恒定的,须在动态环境中考虑。但从古尔的相对剥夺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若某国在经历一段长期繁荣后突然遭遇经济危机,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就会相当显著,这样的历史时刻给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 甚至是社会革命 —— 创造良机。

只要天安门还挂着那个人的像,我们都是一代人。——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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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到了国外还是改不了野狗的本质,只要大人们们一拉他就会凑上去接住,狗吃屎是基因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