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一大早群里一群人骂物业，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单位和家中的怂人也就能在物业面前找存在感了。当年疫情期间多次封门，就没见几个敢质疑群里网格员的。只有安全的时候他们才是勇敢的。
中華大地上能夠做到政教一體的唯一宗教只有藏傳佛教，政教合一可以讓讓信仰滲入到人的血液。政教合一國體下的統治者多會因為信仰而放棄一部分權力，形式上神權大於世俗的統治權。而在世俗的國體中，宗教並不是作為一種政權的統治工具而存在的。宗教從團體來不能成為單獨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靠做朝廷的花瓶苟且偷生。大部分一神教的理論基石里都有良善。世俗的統治者在打到前政權建立的王期前幾十年會推崇良善，那種方式都是依託儒家的說教，統治階級和民眾從不信那一套。能夠苟活的時候千萬不要忤逆朝廷，到了王超末期能夠造反的時候千萬不要對暴君留情。好死不如賴活著，這地方從來沒給靈魂留空間，換句話話說在這裡的人從搖籃到墳墓從不曾考慮過靈魂，人就像是一頭會語言的野獸，那些宏大場面的祭祀也都與靈魂無關，那是給活人看的。
被压迫者自己本身的恶会被压迫者的压迫而掩盖，甚至可以说压迫者保护了被压迫者的恶。被压迫者中的偶像崇拜是比小粉红，川普和教徒更狂热的。这一点和当年自由派大多站在韩寒阵营是一样。被压迫者的作恶大多都是被被压迫者群体所容忍美化和粉饰的，他们的偶像不能倒，倒了就成了被压迫群体的污点。在没有取得政治权利的时候他们谋求道德无暇，本质是他们害怕承认错误和瑕疵失去影响力。
人的贪婪和奴役他人的强烈欲望通过罪恶而得以释放。现在社会的特点是人欲横流，个人私利肆无忌惮 地凌驾于社会公益之上。这是一种永久的背叛状态,根源于人最初对上帝 的背叛。这一背叛的原型是原罪，即亚当所犯并以神秘的方式传给其所有 后代的罪恶。结果，人在追求善的时候所享有的自由让位于压制和强迫。 压迫明显存在于公民社会的最典型的制度中，如私有财产、奴隶制及政府本 身，所有这些都是必然的，因为目前的人类不能按照理性的命令而生活。 这些制度的存在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和纪念物。它们无一是原来创世计划的 一部分，而且都只宜作为阻止人趋向恶的手段。尘世财产的私人占有既满 足又遏制了人的内在的强烈贪欲。由于将其他人排除在同一财产的占有之 外，所以私有制消除了无限获取财富的外在条件和可能，但它并不能消除人 们内在的占有欲。奴隶制和人统治人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情况也是如此。甚 至我们所知的公民社会也是对罪恶的一种惩罚。如果它可以被说成是完全 自然的，那也仅仅指人的堕落的本性。像私有财产一样，公民社会也是上帝 决定用作遏制人的无限统治欲的一种手段。所有的统治都离不开强迫，就 此而言，所有的统治都是暴虐和专制。整个政治社会在本性和目的方面因 而成了惩罚性和补救性的，其作用实质上是消极的，即用暴力来惩治和抑制 人们的罪错和邪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
有几个原因会导致人们对有相同政治认同的流氓行为辩护:
1. 此心理现象,我们之间偏爱同类。当一个人认同某个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时,他会偏向于维护和辩护其他持有相同立场的人,即使对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流氓行为。这种“同伴偏好”会促使人们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群体情绪,进而为同类的不良行为开脱。
2. 政治愤青现象。部分人对某些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过于狂热,以至于成为“政治愤青”。这类人对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充满敌意,而对同类人的所作所为,几乎毫无理性判断,贸然加以辩护和支持。这会助长同类中的极端行为。
3. “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心理。在政治认同的影响下,人们会将社会划分为“我们”和“他们”两个对立面的集团。而“我们”集团中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会受到来自集团内部的同情和支持。这会为集团内部的极端分子提供相当大的运动空间。
4. 盲目跟随。部分人在政治立场上没有太多独立思考,易受他人影响和诱导。这类人会盲目跟随政治领袖或意见领袖,不加分辨地支持和维护同类中的任何行为,包括流氓行为。他们很难根据具体行为作出理性判断,而是全盘采信“领袖”的立场。
这些原因构成了一定的政治心理基础,使得人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面前失去理性判断,从而为同类中的极端行为和流氓行为开脱。这也会助推社会的对立和极化。理性和理智是制止这一趋势的重要手段。
在一个非市场化非契约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家成功的充要条件是官商勾结。资本家做大了寻求更多权力这是政治规律，在自由市场和契约有保障的地方占有更多金钱本身就是可以转化为权力。善待资本家老百姓看到的是更多饭碗，独裁者考虑的是给政权续命。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没有发言权的人矿。这个地方的资本家只不过是权力的代言人和白手套罢了。
bard的赢面在这里:Finally, I am not a commercial product. I am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is open to the public.
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政体，共和可以实现永恒的长治久安吗？很抱歉。答案是，不能。共和政体一样不能免于衰败和瓦解。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政体，可以实现长治久安，所有政体都是有自己寿命的。共和政体的寿命虽然很长，但是它也是会瓦解的。共和政体是怎么瓦解的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阶级分化和社会裂。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共和国战无不胜的时候，取得了很多成绩的时候，变得富强的时候，阶级分化就很难避免，它会带来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就会撕裂。底层人民跟上层统治者之间有仇怨的时候，就既没法共也没法和了。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就完美地验证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很快变得非常强大，很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而一旦当它战胜对手的时候，就从对手那里抢来了大量财富，掠夺了大量奴隶。掠夺对罗马贵族来讲是有好处的，但是普通人就遭殃。为什么?一方面财富突然增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房价也高了，粮食也贵了，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却没那么快。为什么呢？因为另一个方面，奴隶把大量的工作岗位给抢走了。你想想，古罗马时代奴隶工作可是不要钱的，普通人怎么去跟奴隶竞争呢？所以罗马的穷人就发现，国家越强大，我就越没钱。他当然再也不会相信你的共和是真共和，而整个国家也就因此撕裂。罗马如此，今天的共和国会不会也重蹈历史覆辙？完全是有可能的。
共和政体的最大隐患，恰恰在于它太过于成功。当它成功地超越了自己建立时的初心的时候，就是共和国最危险的时刻。
只有源自信仰的权力，它的天生的目标就是完全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建立在力或金钱基础上的权力，则不是这样。暴力和金钱的权力是很容易与旧世界妥协的，因为旧世界的规则，往往更有利于暴力或金钱上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源于信仰的权力则不一样，它天生就要改天换地，它要把旧世界的一切全都零，而源于暴力和金钱的权力，只需要我有枪有钱就可以享受花花世界，那么我为什要改变旧世界呢?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只有那些坚持信仰的人才有可能彻底改变旧世界。也正式因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有一批这样特别坚定的人，不顾一切就是要实现自己心中的想世界，不遗余力地打碎旧世界的自我循环，才创造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