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 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我还要过饭。我在银川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几千个要饭的。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看起来像 15 、 16 岁，就问人要饭。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吧”，他问“你要不要”。

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凭手抠，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块黑 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了。原来，问他要不要，是要这个姑娘卖淫。那个时候，男人饿，都不能勃起啊，干部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子。

这一次，我哭了。你说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写实话。经历过这些之后，还写得出诗吗？没有任何诗意。俄罗斯人经历过苦难还能写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饥饿。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 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 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吃人屎

张大发告诉笔者：“我当农村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 ，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 依娃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 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出人意料的一喊

自“九一三”以后，毛的健康情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从林彪出逃的那个晚上起，毛就开始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更是缺氧而昏厥。特有的大中华的脸庞子明显地瘦下来，红光满面不再，神采奕奕全无，现在灰头鼠脸，恍如游魂，他的灵魂似乎被小林子靥住了。

毛 的第二次昏倒，发生在1971年12月的某一天。

此时，在这皇城的另一角，人大会堂的东大厅，泱泱大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正召集着会议。蓦地里心头一下咯噔了，一抬眼只见一位中年男秘书走进来说：“总理，你的电话。”周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就灰白了。周挥挥手说：“散会散会！”与会的高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全都想不知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周也不作任何解释，已然全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就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走上前去，掺着他的胳膊走进电梯里，明显感到周的全身在一阵一阵地发颤。“到游泳池！”周发话，声音同样是发颤的。张卫士心里一震，一定是毛那里出事了。周一坐上汽车，尿就失禁了。

车开到游泳池，打开车门，可周的双腿软得下不了车，于是张卫士和另外的一名卫士将周架了出来，先去侧室换下了尿骚气的裤子，自我镇定了一小会，端着胳膊走进毛的卧室。

毛卧室的门窗大开着，伟躯平躺在大木板床上一动也不动，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呜呼了，但鼻息间还有一丝游息。老婆小青儿，以及新宠、新贵们，眼镜张、胖子姚等也全都到齐了，全都面色严峻、神色漠然地在近处、远处，就像海派清口周立波所描述的“打桩模子”般静静地僵立着，没有一个人管事，没有一个管事的人。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与呼吸机。好大一阵子的手忙脚乱，经过了吸痰，经过了人工呼吸，经过了护士的按摩，只见毛的脸色渐渐又有了血色，大口喘着粗气。

周坐在床侧，摇着毛的手喊：

“主席，你醒过来吧，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你。主席！主席！”

周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的呼吸渐渐地平稳了，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那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转起来，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老毛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

“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一幕与这一句。

设想一下，寻常人家当一个垂危的病人刚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周围的人会有怎样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那些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人都会走上前去问候和安慰一下：

“您好点了吧？”

“您看上去气色好多了！医生说你的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您太辛苦了，需要好好休息，这一阶段外面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有我们呢！你就尽管安心将养身体吧。”

当然，家属、亲戚、朋友中也有情绪激动的。

假如这是一个琴瑟和谐、相濡以沫之家，妻子会对老公说：“老公，刚才真把我吓死了，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叫我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呀！”

革命战友则会对他说：“老伙计，你可要坚强呀！为了党的事业，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也有的革命老战友也可能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心中不要着急，安心养病，让身体慢慢滋生一种力量。”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安慰的、关心的话都会有的，不能一一列举。

但是，有没有人问他：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存折藏在什么地方？密码是多少？你可不能将钞票带到棺材里去呀！

或许会有，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他的不肖子孙，或是早已红杏出墙、给他戴绿帽子的妻。他们巴不得老厌物早点死，好分割他的家产，继承他的权力。而那个垂危的病人听到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再次昏死过去的。

那么，有没有人对这位垂危的病人说：“你放心活吧！保险箱的钥匙还在你手里！”或诸如此类的话？

想想！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

人性好的坏的都有，但似乎没有这样不通的人性。

哪有什么人会像老周那样对待垂危的老毛的？

“大权还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话？这像什么话？

难道周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没有人性吗？

恰恰相反，周是太懂人情，太懂世故了，他太了解毛的人性了。

《儒林外史》中有一段故事：家财万贯的老财主严贡生生命垂危了，临死前却迟迟不肯闭眼睛，他的心中仍然有他放不下的事。他的床前也围拢着许多家人，有的也像打桩模子般地竖着，只见那垂危的严老先生用尽最后的气力伸出两个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就是不肯放下来，众人全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时，老先生的年轻的二儿媳挤向床前，众目睽睽之下，她将床头的油灯轻轻地挪近到老先生的眼前，然后又伸出兰花指将燃着的两根灯芯掐灭了一根，再在老先生的眼前晃了一晃。就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动作引起了神奇的结果，那严老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头一歪，众人近前一瞧，老先生已是毙了，走得是那么地安详！

原来，生性吝啬的严老先生是看着多点的一根灯芯而不肯咽下最后那口气。

二儿媳的举动使严老先生安详地死去了。

周的话又使毛老先生兴奋地活下来，大权依然在握的毛先生又折腾了整整五年。

真的是“权权权，命相连”呀！

---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

作者: 胡鹏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