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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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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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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共产党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 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像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年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这也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来的。

---丁玲小说虚构恶霸地主 阶级斗争歪曲中国社会

作者: 一平

不用同情丁玲,她受那么苦后来也没有过什么有价值的反思,还说是妈妈打孩子。脑子坏掉了,苦是白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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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从“回归”到“不归”的传奇正是他半个世纪心路历程的投影。他属于在国难深重的三十年代成长的青年一代,饱经家国之痛,一心要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生。我和他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初期,受到同样憧憬的鼓舞,他放弃在澳洲的外科医生工作,我丢下半途而废的芝大博士论文,应召兼程回国。随后的二、 三十年中,我因说了几句真话便贬为“贱民”,流徙边陲,幸免于一死;而他贵为大红大紫的“御医”,雨露承恩,在外人眼中也算得上“春风得意”啦。

殊不知,李志绥的专业是西医外科,当年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外科专家。无奈一入龙门,身不由己,沦为暴君的保健郎中兼夜话清客,虚耗了一生的黄金岁月。到头来,也无非是暴君生杀予夺的另一类“贱民”而已。不出几年,他已经对毛王朝感到幻灭。从此,肮脏险诈的宫廷政治,暴君的荒淫无耻,在在冲击着他的良知。可是,“伴君如伴虎”,他只得战战兢兢,守口如瓶,直到暴君终于放手的那一刹那,他才初步得到解脱。

当时,志绥刚五十六岁,何去何从,颇有“回旋余地”。凭他“御医”的金字招牌,捞个一官半职,或“下海”捞钱,都足可“颐养天年”。找他写回忆录的也大有人在,但他还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吗?生活在一个谎言王国里,说真话又是罪不容诛的。他唯有“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毅然奋笔直书,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天高皇帝远”,他可以讲真话了,把真人真事和盘托出,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渲染,驱散了流言的迷雾,给世人留下一部翔实可信的史书。而且,书中有书,和令人发指的毛史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廿二年”催人泪下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官方斥之为“造谣污蔑”,无非因为它揭开了他们数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画皮,倒是从反面证实了它的价值。

---从回归到不归——李志绥的心路历程

作者: 巫宁坤

感谢他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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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砂罐”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 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像个木桩一样立在那里,一会儿方才倒下,真个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独居的孤老太婆,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惨不忍睹的杀人方式──“敲砂罐”

作者: 严家伟

是啊,敲砂罐以后家属只能用个碗捧点脑花回去,不准收全尸。证人都还没有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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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的“女声独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 唱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账,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

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

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

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作者: 袁斌

死反而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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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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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被咒诅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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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伯康: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1250万人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 ,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一九六二年五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一九六○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一九六一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

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

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一九六○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因到荥经

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四川人还活着,所有的见证人都还在,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路边都是饿死的人都还在他们的记忆里。不过中国人忘性大,他们要选择集体失忆也是没有办法的。最好的惩罚就是天道轮回,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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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安仁镇川湘路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 )。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全部都是造谣,但造谣对他们来说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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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国府败局已定,部署逃往台湾。蒋中正先生直接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北大校长傅斯年、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蒋经国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局势危急,并拟定“抢救名单”,全部是当时国内最杰出知识分子。

北大历史学者钱穆、毛子水、化学家钱思亮、英文 系教授英千里、法学家梅贻琦选择上机。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学人陈寅恪、熊十力、吴宓、冯友兰、工程专家茅以升等选择了共产党,拒绝上机,决定留在大陆。

去留之选,一瞬间定生死命运,因为“解放”之后,加上“反右”和“文革”,那些留下来的如何收场,,

这件大事,显露了非常有趣的人性。首先蒋介石拯救的只是第一流人才,有许多人不在名单上,包括作家沈从文、冰心、巴金、曹禺之类。或蒋介石觉得这些人不重要,或知道这些文人已经被共产党洗脑,带去台湾,只会麻烦。

另一些是艺术家,如张大千、梅兰芳、马连良之类,蒋介石或许让他们自己选择。艺术涉及品味,但对于国家紧急存亡,并非优先,蒋介石让他们自己谋出路。至于张爱玲之流,蒋介石还不知道是谁(一个小女子兵荒马乱中也以自己的触觉来决定,其判断居然比许多大学者更准确)。

还有另外一种,如企业家和江湖领袖:航运巨子卢作孚、面粉业家族荣毅仁、汽车老板严庆龄、杜月笙、黄金荣等,另在上海。名单只限于平津,飞机班次有限,这些人蒋介石也让他们自己决定。

最后一班飞机,名额有限,局势危急。这份名单的取舍,显示了蒋中正先生身为国家领袖,要做一位中国真正的舒特拉,紧急关头的眼光、胸襟、价值观。

最后一班飞机,中央研究院学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学人精英,一来舍不得,二来不相信离开了中国,可以继续他们的文化和科学事业。三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更相信毛泽东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飞机座位空荡荡,傅斯年和胡适看见了,悲哀至极。

---“中央研究院人才紧急救援计划”事件

作者: 陶杰

看《南渡北归》,家国情怀,各人命运,都在其中。陈寅恪这样的大家,当初若离开,在海外去著书立说,开坛讲经,会留下多少佳话啊。当年在中山大学他的故居,“学问三百年来第一人“的他坐在宽大的阳台上授课,学子,甚至老师们都像朝圣一样围坐在下面听他讲课,这样一个国宝级大师最终却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如此的惨烈,哪一个朝代都比不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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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 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

作者: 裴毅然

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也是10月25号。记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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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就是造谣

讲述人:刘世柄

1936年生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安仁镇川湘路

陈列馆(即庄园)所在民安大队有三个生产队,民安一队、民安二队和民安三队。我家以前就在紧靠陈列馆的民安一队。我们全家解放前有30多亩田,土改时根据人口和田地划成分,我爸爸划成地主,他根据排行叫刘元明(音 )。我爸这个人,人缘很好,又是个小地主,所以,土改时没受多少苦。我只记得有一次把他和其他地主们捆到文彩中学的操场上去斗。武装队的队长刘光原(音)来捆我爸,他对我爸说,你不要怕,今天主要是要扫你们的脸(即让你们出丑)。他说了这话我爸爸就不害怕,他后来给我讲,他旁边那些地主,吓得惨,以为要杀头。

我爸爸死于1960年,是饿死的。当时一半的人都饿死了,我们生产队死得只剩下七八十个人,这个事哪个都晓得。

陈列馆搞起来后,很多人来参观,有些参观的人就要问附近的农民关于刘文彩的事,比如说水牢呀等等。我的亲叔伯哥哥刘世润是民安的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汉(爸爸)有一天坐在陈列馆外面耍,参观的人从陈列馆出来,看到老人,就问他:“你们原来这儿做了水牢没有?”老人说:“啥子水牢哟,那个地方原来就比较高,是专门用来藏贵重东西的。”

就为这句话,刘世润立马被叫到公社去挨批评,并且警告他,不准他老汉再造谣。刘世润为这事气得在屋里睡了几天。

1964年,陈列馆周围,也就是民安一、二、三队,所有戴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帽子的人统统被赶走,说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说坏话、唱反调。所谓的“唱反调”就是害怕你说出刘文彩的真相。

我不是地主,但是我是地主子女,成分高,也要收我房子,强迫我外迁。我那时结婚不久,老婆刚生了娃娃,才四个月。我不走,他们就在我家的门上封上封皮(封条),我还是不干,把封皮给它撕来甩了,就不走。

很快有人给我报信,说公社党委书记孟富清(音)把一支手枪交给郑泽安(音),要他打上门来收拾我。郑泽安没文化,是个粗头粗脑的人,解放后当了武装队的队员。我得到这个消息,晓得大事不好,当即就弃家外逃,逃到外县去了。

他们打上门来,没找到我,于是强迫我爱人廖秀芳走。

廖秀芳:他们把挑筐上的棕绳抽下来,打算把我捆走,但是我娃娃不好办,于是就没捆。他们把娃娃背在我背上,用了条被子围起。我娃娃又哭又吐,在路过桤木河大桥时,我气不过,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那时人多,他们把我拉住了。

刘世柄:后来我回来,已经回不了原来的家了。妈妈、妹妹都被赶走了。我也只得走了。在那个驱逐地,住的茅棚连门都没有,我便回去在自己家中下了一扇门来挡风雨,为这事他们又扣了我四百斤谷子。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刘文彩,周扒皮,我们都是被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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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延安“吴光伟事件”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 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这段描述里,毛泽东完全一个浪漫的文学中年,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鲜血,没有残酷的政治,只有陝北黃土高原的月夜下,一孔静静的窑洞里,一个痩弱的中年人和一个有着乌黑卷发的女人在诗词。

遗憾地是:毛为教授和指导吴莉莉写出的大量诗词没能留存下来,它们还会是“山头鼓角相闻”吗?这会儿,毛泽东闻到的应该是一个年青女人的发香,看到的是当时延安惟一一个抺口红的中国女人的嘴唇。

尽管月色很美,窑洞很静,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窑洞外还站着警卫员,而且窑洞里还有第三只眼睛。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史沫特莱是有功的,她为我们留下关于毛、吴的具体描述;史沫特莱也是讨厌的,她为什么不走出窑洞,走进黃土高原宁静的夜色里,举头望明月,低头祝毛、吴呢?

死眉瞪眼的史沫特莱令毛泽东也令吴莉莉留下永远的遗憾。难怪吴莉莉走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临走时她还得向斯诺夫人借钱。

就在毛泽东教吴莉莉诗词之时,不会太远的另一眼窑洞里的另一个女人正在翻来复去。

终于有一天,“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里,一些重要细节被隐藏和遮掩了。

一贺子珍向毛泽东发火都说了什么?应该很难听了。

二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算打人吗?应该是一巴掌掴过去吴莉莉紧急避掴才会“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吧?

这里,有一个细节诸君应该注意:“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这说明史沫特莱后来不死眉瞪眼了。贺子珍冲进窑洞时,她并不在场。

---作者: 大山无言

吴后来去了哪里呢?

最可怜的是在朝鲜战场上被俘过的志愿军,后来幸运回国的,都没有逃过生不如死的被敌视的命运。还不如战死,索性当了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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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人给香港岳父的信

来自浙江(1961年)

岳父大人:

你寄来东西在8月13日收到的。四个孩子看到都非常高兴。两个小的光明 和光华似乎还第一次见面。寄到后四个孩子都吵着要吃。对炼乳来讲四个孩子 都没吃过。因我们经济条件不够。对目前来讲,更加困难,近二个月没下一点 雨,造成干旱。国家 每天供应小菜除冬瓜外,其他要吃小菜就到市场上向农民 去买黑市菜吃。一天辛辛苦苦的劳动只能买一个南瓜,吃一斤猪肉就要二天劳 动。对国家规定的东西和菜油,过去一斤五角,现在提高到七角。如毛巾袜子 一切棉织品都要并布票供应。今年每人发了一尺,二寸布票只能买一条毛巾, 一双袜子。目前孙子有的衣服都已破,也无法购买。一无布票二无钱。因要供 应的东西有一定限止,每人每月一块肥皂一包火柴。素菜每人有时二两三两不 一定。想多吃一点,由市场上买黑市小菜,叫有钱样样都有。如每人每月五张 糕点票能买五个并,要多吃几个,就要买高价并吃,价格相差十几倍。如香烟 每天供应十支吃不够,吃黑市烟,黄酒每户每月一斤半,高级酒不限止,一切 高级品国家大量供应。孩子想吃一粒糖要付糖票,每人每月二两糖。对我们的 生活来讲一天不如一天。因国家定量减少,家中人口增加,市场物价提高,我 们的工资从五六年改革到现在没有动过,大人可以刻服一点困难。小孩是不懂 事,不吃饱就要哭,看人吃也要吵着吃,总的讲粮食吃不够造成经济困难。岳 父你老人家有条件的话可设法给我们寄点物品和钱来,使我们全家大小几口渡 过这一困难。关于上月来信大人可有收到?这次大人寄来东西是很好,这化了 三角六分手续费。今后大人寄东西来最好外面一只布袋,用可以做鞋面的布, 因布票供应紧张,连穿鞋即成问题。上月来信我已详细写明,这不再多写,有 空以后再谈吧。立等来信。

大人健康

婿

一九六一年于浙麻

(网友认真、苗人龙辨认文字,BJ补校)

乱邦不居,危墙不立啊。若有路,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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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 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 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 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 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

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 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丁 抒

信阳现在也是各种负面新闻不断,经历苦难太多的土地已经孕育不出健康的籽粒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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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惨不忍睹的情景

《彭德怀传》一书记述:

“……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 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于是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来,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点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院等几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廖汉生、李志民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见《彭德怀传》第723页)”

关于这一段惨遭毒害的“情节,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第347—349页)一书有更详尽的描述:

“7月26日下午,在北航操场举行的约十万人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会前周恩来嘱咐卫戍区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污辱;但不为红卫兵所理睬。

“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脖子上挂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被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临结束批斗时,又强制彭德怀和陪斗者们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很多人朝彭德怀、张闻天打着巴掌,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长时间的残酷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求地喊着要喝水……其景何惨!韩爱晶还仗人多,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街,彭德怀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老元帅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然而对彭德怀来说,这仅仅是开始。建军节刚过,彭德怀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而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受‘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批斗彭德怀似乎成了潮流,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至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批斗了100多场。然而他不屈不挠的头颅虽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扬起来;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最后,已是风烛之年的彭德怀身体和精神几乎全垮了。……

“在这期间,他被专案组审讯200余次。”

据《彭德怀传》记述:

1967年8月11日晚7点半,彭德怀和他的夫人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拉到北师大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朵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绞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妇的最后一面!”

另一份史料对这一“悲剧”,作了更详尽的描述:

“彭德怀怎么也不会想到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他被揪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李培实(北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夫人)等外,还有他的夫人浦安修。

“在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着手臂,做着‘喷气式’押到会场。另有几个人也以同样方式将浦安修推到彭德怀跟前。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后,再也经不住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惨叫一声,倒在台上,随即几个人对她一阵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被蹂躏摧残的浦安修,心如刀绞,发疯地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快放开她!’没等讲完,从背后飞来一脚将彭德怀踹到在地,随后几个人按住他,踩住他的两腿,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嘴唇咬出了血,血浆顺着他的下颚流下来,滴在胸前大牌子上。此情此景,令人心颤,不寒而栗!

---祝世华

人间惨剧,难怪这个民族被咒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