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不就是以毁灭别人的现在为代价毁灭自己的未来吗？最近，这么多网络实名举报的净食税者，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不要说他们有没有做过类似“水军”的恶，就是啥也不做也还是吸食民脂民膏的社会寄生虫。
追求“上岸”者必须具备的自我修养就是服从，不服从就不得食。那么，当然应当无条件“配合”领导，正如平时要求民众配合你们的工作一样。
#### 孕育纳粹的思想——国家控制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前言，可二译本)
相信纳粹主义是旧制度（the ancien régime）政治和观念的复活或延续，或者是“普鲁士精神”的展现，是一个根本错误。纳粹主义未从德意志古老历史观念和制度中汲取任何东西。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泛日耳曼主义——它是纳粹主义的起源，纳粹主义是它的结果——都不是起源于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或伟大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普鲁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纳粹主义决没想过要恢复勃兰登堡选帝侯（elector）和普鲁士前四王时期的政策。有时，它们会将奋斗目标描绘为梦回旧普鲁士失乐园，但那只是消费怀念往日英雄的公众的宣传话术。纳粹纲领之目标并非复活昔日之物，而是建立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霍亨索伦家族的旧普鲁士国家在耶拿和奥厄斯泰特的战场上被法国人彻底摧毁（1806年）。在普伦兹劳和拉特考（Prenzlau and Ratkau）这两个更重要的要塞和堡垒，普鲁士军队一枪未开就投降了。普鲁士国王向沙皇寻求庇护，沙皇通过调停就保全了他的王国。但是，早在此次军事失败之前，旧普鲁士已经从内部彻底破败了，拿破仑给它最后一击时，它早已腐朽不堪。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丧失了一切威力，它已经被自由主义新思想的冲击所瓦解。
像所有在条顿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其君主统治的亲王和公爵一样，霍亨索伦家族也把自己的领地视作家族产业，他们试图通过暴力、诡计和家族盟约来扩展其疆界。在其家族领地中生活的人民是必须听令的臣民。他们是土地的附庸，是统治者的私产，统治者有权任意处置他们。他们的幸福和福利无关紧要。
当然，国王对其臣民的物质福利有兴趣。但这种利益并非建基于如下信念：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目标是使人民富裕。在十八世纪的德意志，人们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国王急于增加农民和市民的财富，是因为这是他的收入来源。他不关心臣民，只在意纳税人。国王想从国家管理中获取增加权力与荣光的手段。德意志王公嫉妒西欧的富足，后者给法国国王和大不列颠国王维系强大的陆海军提供了资金。德意志王公们鼓励商业、贸易、矿业和农业，以增加政府收入。然而，臣民们只是统治者游戏中的棋子。
但是，十八世纪末，臣民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新想开始从西欧渗入德意志。习惯于盲目顺服天赋王权的人民，第一次听到了自由、自决、人权、议会、宪章等词汇。德意志人学会了理解这些“危险标语”的含义。
在阐述伟大的自由思想体系方面，德意志人毫无贡献。自由思想改变了社会结构，以人民的政府取代了国王和皇家贵妇的统治。阐发这一体系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英语和法语思考并著述。十八世纪，德意志人甚至未能成功地将这些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学者的著作译成可读的译本。与同时代的英法思想相比，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idealistic philosophy）在上述领域所获甚微。但是德意志知识分子热情欢迎西方的自由与人权思想。这些思想洋溢在德意志古典文学中，伟大的德意志作曲家写下歌颂自由的乐章。弗里德里克·席勒（Frederick Schiller）的诗歌、戏剧和其他作品从头至尾都在颂扬自由。席勒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德意志旧制度的打击；几乎所有会读书和看戏的德意志人都热烈欢迎他的作品。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书籍和剧院的存在。他们是东部各省的贫穷农奴，是乡村天主教治下的顺民，他们只是在慢慢地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严厉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在更发达的西部地区和城市，仍然有很多文盲或半文盲。这些人不关心任何政治议题；因为他们恐惧地狱的罚决，这种罚决来自教会的恐吓，他们更怕警察，所以一味盲从。德意志的文明与文化生活与他们无缘，他们只懂得自己的方言，几乎无法与只会说德语或其他方言的人交谈。但是，这个落后群体的人数正在递减。经济繁荣和教育普及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准得到提升，使他们不必只关心衣食住行，也不必只以酗酒消磨时光。无论是谁，只要摆脱贫苦，跻身文明人的社区，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除了少数王公贵族及其侍从，几乎所有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那时，德意志只有自由主义者和不关心政治的人。但是不关心政治者的队伍在缩小，而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在壮大。
所有知识分子都同情法国大革命。他们鄙视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但坚定不移地赞成这伟大的变革。他们视拿破仑为捍卫和完成变革的英雄，但是，跟贝多芬一样，一旦拿破仑背叛自由，自立为皇帝，大家都讨厌他。
过去并不存在吸引德意志全民族的精神运动，也不存在德意志全民族的情感和思想的统一。事实上，讲德语的人们，帝国王公、教士、伯爵和城市贵族的臣民们，是通过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才凝聚成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直到彼时，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物：德意志公共舆论、德意志公众、德意志文学以及德意志祖国。现在，德意志人开始理解他们在学校中读过的古代作者的意涵。他们现在坚信，民族的历史不止是王公们争夺土地和财税的历程。数以百计的小领主的臣民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成为德意志人。
这种新的精神撼动了君王的王权根基：臣民们传统的忠诚与顺从，他们愿意默许一群特权家族专制统治。德意志人现在梦想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和肯定人权的德意志国家。他们不关心现存的德意志各邦国。那些自称是“爱国者”——一个从法国引进的新词——的德意志人，鄙弃这些管理无能和滥用权力的专横统治。他们痛恨暴君。他们最痛恨普鲁士王国，因为它看上去最强大，因而也是对德意志自由最危险的威胁。
十九世纪普鲁士历史学家公然无视史实，一手创造了普鲁士神话，这种神话让我们相信，腓特烈二世被其同代人视为他们自己的代表——伟大的德意志的捍卫者，德意志崛起、统一和强大的主角，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事实远非如此。对他同时代的人而言，这位尚武的君王只是为增加勃兰登堡王室的领地而战，这些领地只与朝廷有关。人们钦佩他的战略天赋，但是痛恨普鲁士制度的残暴。无论是谁，在王国疆域内称颂腓特烈，都是迫不得已，都是为了避免触怒国王，他会严厉报复每一个仇敌。普鲁士以外的人称赞他时，则是在掩饰对本国统治者的批评。那些小王公的臣民们发现，以这种讽刺来贬损他们身边的微缩版“尼禄”（Nero）和“波吉亚”（Borgia）危险系数最小。这些人赞美腓特烈的军事成就，但是又因未受其任性残忍的摆布而感到庆幸。他们只在腓特烈与他们自己国内的暴君开战时才支持他。
十八世纪末，德意志舆论与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一致反对旧制度。当时，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战败了、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了、莱茵联邦建立了，对此，德意志人民袖手旁观、漠不关心。法国观念的优势迫使德意志所有邦国政府改革，对此，德意志人民热烈欢呼。德意志人民钦佩拿破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和统治者，一如此前他们钦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跟法兰西帝国的臣民们一样，德意志人只是在终于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战争时，才开始痛恨这个法国人。法国大军团（Great Army）在俄国遭受重创时，这个民族开始对这场终结拿破仑的战役感兴趣，但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拿破仑的倒台能带来议会制政府的建立。随后的事情驱散了这种幻想，革命精神慢慢萌生，这种精神导致了1848年剧变。
有人断言，从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戏剧以及与拿破仑做最后斗争时的政治歌曲中可以找到现代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根源。这也是错误的。浪漫主义者的高深著作、克莱斯特戏剧的变态情感和自由战争中的爱国诗歌并没有明显打动公众；那些建议重返中世纪传统的作家们的哲学和社会学著述对大众来说深奥难懂。人们对中世纪不感兴趣，但是在意西方的议会活动。他们阅读歌德和席勒，而非浪漫主义的著作；他们欣赏席勒，而非克莱斯特的戏剧。席勒成为这个国家受欢迎的诗人，在席勒对自由事业的热情奉献中，德意志人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席勒诞辰一百周年（1859年）的庆典，是德意志有史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示威活动。在坚持席勒的观念和自由的思想过程中，德意志民族统一了。
一切企图使德意志人民舍弃自由事业的努力都失败了。反对者的教导毫无效果；梅特涅动用警力对抗自由主义浪潮的崛起也是枉费了力气。
只是到十九世纪后期，自由主义思想才发生动摇。这是国家控制主义影响的结果。国家控制主义——以后我们还会探讨它——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它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对应物，与陈旧的思维方式也没有联系，尽管就其所主推的政策的技术特征而言，称之为新重商主义，可能也有几分道理。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必须提醒一点：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夜里一个人在路灯下找自己丢的硬币，别人问他，“你确定是掉在这里的吗？”他回答：“不是，但只有这里是亮的。”
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堡附近，发生了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政府应服从法律的理念第一次有了书面的、合约的形式。国王在一份文件上盖了章，从那天起，它就被视为了盎格鲁式自由的基本宪章。这就是《大宪章》。
如果你第一次拜读文件的内容，多半会感到匪夷所思。看到起草者们在《大宪章》中规定如何处置威尔士人质、如何向犹太人借钱以及如何在泰晤士河设下鱼梁，别提有多搞笑了。
《大宪章》一直是不列颠法令全书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其绝大部分条款在19世纪时废弃了。只剩下三个条款至今仍然有效。保留下来的三个条款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一，不得侵犯教会自由；其二，伦敦城以及其他城市、市镇均保有其旧有之自由；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即第39条，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正当程序的基础——
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 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
“教得太多，建议少教，最好不教。”
从来没有投资者教育，只有投资者教训。相信投资者教育，不如相信大学老师能教出企业家。
米塞斯说：“我们也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在市场竞争中，穷人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教育。他们说，只有所有的人都可受到各级教育，才可做到机会平等。今天有一个趋势，即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归之与他们的教育，而否认天生的才智、意志力，和性格的不相等。教育不过是灌输已有的学说或观念，这一点未被普遍认识。教育，不管它有何好处，它总是传递传统的教条和价值观念；它必然是保守的。它所造就的是模仿，而不是进步。天才的创新者不是学校里面培养出来的。学校交给他们的那一套，正是他们所蔑视、所反抗的。”
说得挺对的，作为人上人的净食税阶级，公务员当然要纳忠于组织的投名状，如今一些人受一点点小委屈就闹到网络实名举报，还谈什么“久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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