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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塞斯《人的行动》第17章间接交换第12节信用媒介的发行限制

人们把货币替代物当作货币处理，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任何时候都能立即、免费把货币替代物换成货币。我们可以把有这种信心，从而愿意把货币替代物当成货币处理的人，称为货币替代物发行银行家、银行或政府当局的客户。发行机构是否按照银行业常见的经营模式操作，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库所发行的那些象征钱币也是货币替代物，虽然国库通常不会把它们当作负债登入它的账簿，也不认为它们是国债的一部分。同样无关紧要的是，一个货币替代物的持有者，是否有权利上告法院要求赎回。要紧的是，该货币替代物是否实际上能够立即、免费换成货币。（法律是否赋予货币替代物法偿货币或法币的地位，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东西实际上被人们当成货币替代物处理，因此是货币替代物，购买力等于相应金额的货币，则法币地位的唯一作用，只是防止人们恶意狡辩，以达到徒然惹恼他人的目的。然而，如果这些东西不是货币替代物，从而交换价值低于面值，则赋予它们法币地位，便等于是政府当局规定了一个价格上限，亦即，规定了黄金和外汇的最高价格，同时规定了那些不再是货币替代物、而仅是信用货币或不可兑换币的最低价格。于是，格雷欣法则所描述的那些效果便会出现。）

发行货币凭证，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商业冒险：钞票必须印制，象征钱币必须铸造；某一复杂的会计制度必须为寄存的货币（或存款）设立起来；储藏的货币必须保障安全；然后，有遭到伪制的钞票与支票欺骗的风险。相对于所有这些费用，只存在很小的机会，可能有些发行出去的钞票也许会遭到销毁或遗失；以及更小的机会，可能有些存户会忘记他们的存款。如果没搭配发行信用媒介，发行货币凭证是一桩倾家荡产的生意。早期银行业的发展史中，有些银行唯一的业务是发行货币凭证。但是，这些银行的客户补偿发行货币凭证所招致的成本。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不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如何经营的技术性问题，交换学不感兴趣。对于货币凭证，交换学唯一感兴趣的，仅在于货币凭证的发行，和信用媒介的发行有什么样的关联。

虽然货币凭证的数量对交换学而言不重要，但是，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减，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和货币数量变动有同样的作用。因此，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加会不会受到限制的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某家银行的客户群包括所有市场经济成员，则信用媒介发行量所受到的限制，和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受到的限制是一样的。如果在某一孤立的国家或全世界内，某家银行是唯一的一家信用媒介发行机构，它的客户群包括所有个人和企业，那么它在业务经营上势必要遵守两个规则：

第一：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使客户——亦即，一般民众——起疑的行为。一旦客户开始失去信心，就会要求银行赎回钞票，并提领存款。这家银行究竟能继续增加它的信用媒介发行量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于引起怀疑，取决于客户的心理状况。

第二：信用媒介数量增加的幅度和速度，决不可强到让客户认定：价格上涨将按某一加速度，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一般民众认为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将减少现金握存，逃向“实质”价值，导致爆掉的暴涨。但是，我们无法想象这种灾难会来临，除非假定这种灾难来临的第一个迹象是人们对该银行的信心幻灭。一般民众无疑会选择把信用媒介换成货币，而不是逃向实质价值，亦即，胡乱购买各种商品。那么，在前述灾难来临之前，这家银行就必定会倒闭。然而，如果政府介入，免除该银行按照契约赎回钞票和支付存款的责任，信用媒介便变成信用货币或不可兑换币。暂停兑付货币，使情况完全改变。这时，就不再有任何信用媒介、货币凭证和货币替代物的问题。政府携带它自己制作的法偿货币法登场。该家银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它变成政府的一个政策工具、国库的一个下属单位。

和客户群包括所有市场经济成员的单一银行或一致行动的数家银行的信用媒介发行有关的问题，就交换学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发行量受到什么限制的问题。我们将在专门讨论货币数量和利率关系的第二十章，处理那些最重要的信用媒介发行问题。

在这个环节，我们必须先仔细研究多家银行独立、并存的问题。独立的意思是，在发行信用媒介时，每一家银行都自行其是，没和其它银行一致行动。并存的意思是，每一家银行都有一群不包括所有市场经济成员的客户。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假设没有哪个人或哪个企业是一家以上银行的客户。我们证明的结果将不受影响，即使我们假设有些人是一家以上银行的客户，或者有些人不是任何银行的客户。

我们必须问的问题，不是这些独立并存的银行是否有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由于即使客户群包括所有人们的单一银行，发行信用媒介都有数量限制，所以，对多家独立并存的银行来说，显然也会有这种限制。我们必须证明的是：多家独立并存的银行所受到的这种限制，比拥有无限客户群的单一银行所受到的限制更为严苛。

我们假设，在某个市场体系里，数家独立的银行很早便设立了。这体系先前只使用货币，不过，这些银行已经引进货币替代物的使用习惯，而一部分货币替代物是信用媒介。每家银行都有一群客户，也都发行了一定数量的信用媒介，被客户当作货币替代物保持在现金握存中。这些银行总共发行的、为客户的现金握存所吸纳的那些信用媒介数量，已经改变了价格结构和货币购买力。这些改变的效果已经全部发挥完毕，过去的信用扩张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不再扰动目前的市场。

现在，且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某家银行单独发行一笔新增的信用媒介，其它银行并没跟着增发信用媒介。这家扩张银行的客户——不管是老客户，或是由于这信用扩张而获得的新客户——得到新增的信用，扩大他们的商业活动，他们出现在市场上需求更多的财货与服务，抬高了一些价格。那些不是这家扩张银行客户的人们，不能够支付这些较高的价格，被迫缩减他们的购买。于是，市场上会有一部分财货从非客户移转至这家扩张银行的客户。客户向非客户购买的，比他们卖给非客户的还要多；他们必须支付给非客户的货款，比他们从非客户收到的还要多。但是，这家扩张银行所发行的那些货币替代物不适合支付给非客户，因为这些非客户不承认它们具有货币替代物的性质。为了结清对非客户的欠款，客户必须首先把他们的往来银行——亦即，该扩张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换成货币。这家扩张银行必须赎回它的钞票和支付它的存款。它的货币储备——我们假设它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只有一部分具有信用媒介的性质——数量缩小。某一可怕的时刻正在逼近，到时这家银行——在竭尽货币储备后——将不再能赎回仍然发行在外的货币替代物。为了避免丧失偿付能力，它必须尽快重新采取某一强化货币储备的经营策略。它必须放弃扩张性的办法。

对一家客户群有限的银行单方面扩张信用，市场的这种反应，英国的通货学派（the Currency School）曾有非常出色的描述。通货学派所处理的特殊情况，指涉某国享有特权的中央银行或某国所有银行一致扩张信用，遇上其它国家的银行所采取的非扩张性政策。我们的证明，不仅涵盖多家拥有不同客户群的银行独立并存这个比较一般性的情况，也涵盖某一体系内只存在客户群有限的一家银行，而其余的人们不光顾任何银行，也不把任何请求支付货币的权利当作货币替代物，这个最具一般性的情况。当然，是否假设一家银行的客户群截然和其它银行的客户群分别住在不同区域或国家，或者他们和其它银行的客户群混杂住在同一个地方，那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差异，对此处所涉及的交换学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家银行所能发行的货币替代物，绝不可能多于它的客户所能保持在现金握存中的货币替代物数量。个别客户在现金握存中所能保持的货币替代物比例，绝不可能高于他和同一家银行其他客户的交易额占他总交易额中的比例。基于方便的考虑，他保持的货币替代物比例，通常会远低于这个最高比例。于是，信用媒介的发行，便遇到了一个限制。我们可以承认，每个人，在他的经常交易中，都准备无差别地接受任何银行发行的钞票和任何银行付款的支票。但是，他不仅会把收到的支票立即存入他的往来银行，也会把其它银行的钞票立即存入他自己的银行。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的往来银行会和有关银行结清彼此的账户余额。于是，上面描述的过程就启动了。

有些论述者写过不少废话，声称一般民众有一乖张的癖好，特别容易接受可疑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真实的情况是，除了一小群能够辨别银行情况好坏的生意人外，一般人过去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钞票。是政府授予一些特权银行特别的许可证，慢慢地使人们的怀疑消失。时常有人说，小额钞票流入贫穷无知、不能辨别钞票真假好坏的人们手中；这样的论点，可不能当真。收到钞票的人愈穷、愈不熟悉银行业务，就会愈快把它花出去，于是，这钞票就愈快经由零售业和批发业，回到发行银行或熟悉银行业情况的人们手中。

对一家银行来说，要增加愿意接受它通过信用扩张、授予贷款、并以某一数目的货币替代物发放的人数，很容易。但是，对任何银行来说，要扩大它的客户群，亦即，一群愿意把这些请求支付货币的权利当作货币替代物、而把它们保持在现金握存中的人，却很困难。要扩大这样一群客户，是一个麻烦和缓慢的过程，就像要取得任何种类的信誉那样。另一方面，一家银行可能非常快速地失去它的客户群；它如果想保存客户群，就决不可容许任何人怀疑它随时遵照契约规定、履行所有责任的能力和意愿。它必须保持足够多的货币储备，以备赎回某个持有者可能拿出来请求它赎回的所有钞票。所以，没有哪一家银行能自满于只发行信用媒介；相对于它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总额，它必须保持一笔货币储备，于是它合并发行信用媒介和货币凭证。

把货币储备的任务，想成是银行为了赎回对它已经失去信心的持有者手上的钞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家银行和它发行的货币替代物所享有的信任，是不可切割的。它不是享有所有客户的信任，就是这信任完全消失不见。如果某些客户对它失去信心，则其余客户也会失去信心。没有哪一家发行信用媒介和发放循环信用的银行，还能够履行它在发行货币替代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一旦所有的客户失去信心，都要求赎回他们手上的钞票和提领他们的存款；这是发行信用媒介和发放循环信用的基本特征，或者说，这种生意的弱点。没有哪种货币储备政策体制或哪些货币储备的法律规定，能够补救这个弱点。一笔货币储备所能做到的，只是让银行能够从市场上撤回过量发行的信用媒介。如果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多于它的客户能用来和别的客户交易的数量，就必须把这多出的数量赎回来。

就限制信用媒介和循环信用数量的增加而言，那些强迫银行按发行存款与钞票总额的一定比例，保持一笔货币储备的法律，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立法的用意只是想在人们失去信心时，确保钞票被银行迅速赎回、存款被银行迅速归还，那它们是没用的。

银行学派（the Banking School）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它被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搞糊涂了。该想法认为：商业活动对贷款的需求，严格限制银行最多可能发行的可兑换钞票的数量。他们没意识到，一般民众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数量，取决于银行的放款意愿；而一些不关心本身偿付能力的银行，可以通过降低放款利率至市场利率以下来扩张循环信用。银行学派认为，如果银行放款仅限于将买卖原材料和半成品所产生的商业汇票贴现，则银行所能发放的贷款，顶多便是一个独特取决于商业买卖状况、而无关银行经营策略的数量；这是不对的。银行贷款数量，其实会随着贴现率的升降而收缩或扩张。银行降低利率，等于增加银行本身误以为正常合理的商业贷款需求数量。

对于十九世纪三、四〇年代经常打乱英国商业情况的那些危机，通货学派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解释。当时英格兰银行、英国其它银行与投资银行家都采取信用扩张策略，而与英国贸易的那些国家却没有信用扩张，或者至少没有相同程度的扩张。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黄金外流——就发生了。银行学派提出来反对这个理论的所有理由，每一个都是无效的。不幸的是，通货学派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它从未意识到，它建议的补救办法：订定法律、对银行发行超过黄金储备的钞票数量加以严格限制，并不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它从未有过银行业自由（free banking）的想法。第二个错误，通货学派未能看出支票存款是货币替代物，而且只要数额超过银行所保持的货币储备，就是信用媒介，因此和钞票一样，是信用扩张的一个载具。银行学派的唯一优点，在于它看出称为存款货币的东西，和钞票一样，是一种货币替代物；但除了这一点，所有它的学说都是似是而非的。银行学派接受了一些和货币中立性有关的矛盾观念；它尝试引用某个神奇的现象——被大谈特谈的货币窖藏——反驳货币数量学说，而且它还完全误解了利率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之所以会出现以法律限制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问题，全是因为政府先授予一家或数家银行特殊的权利，已经阻止了银行业自由体制的演化。如果政府未曾为了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如果政府未曾免除某些银行遵照契约规定清偿债务的责任、如果银行完全像市场经济里所有个人与企业该做到的那样履行契约责任，就不会出现任何银行问题。信用扩张自然而然就会遇到的那些限制，将会有效运作；每一家银行顾虑本身的偿付能力，将不得不审慎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那些把必要的审慎规则弃如敝履的银行，将已经倒闭一空，而一般民众，吃一堑、长一智，也将已经变得加倍多疑和保守。

欧洲各国政府和御用文人对银行业的态度，从开始就不诚实、尽撒谎。他们对所谓全国福祉，以及对一般民众、尤其是对贫穷无知群众，假装的关怀，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欧洲各国政府想要的是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想要的是景气暴涨和宽松货币。曾经两次废除中央银行的美国人，知道这种机构的危险；很不幸的是，他们未能看出他们要对抗的那些祸害，存在于政府对银行业的每一种干预当中。当今，即使是最偏执的国家极权主义者也不能否认，自由的银行业所有据称的祸害，若是和一些享有特权的银行，以及政府控制的银行曾经引起的巨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有人说，政府之所以干预银行业，是为了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和防止信用扩张；这是一则神话。正好相反，引导政府介入银行业的主意，来自政府对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强烈欲望。政府之所以赋予银行特权，是因为未受干扰的市场情况通常会给信用扩张划下的那些界线，政府想要加以扩大；或者是因为政府渴望为国库开启一个收入的来源。这些考虑给各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提供了大部分动机。政府深信，信用媒介是降低利率的一个有效手段，因此要求银行业扩张信用、嘉惠企业和国库。仅仅在信用扩张的不良后果显现时，政府才制定法律限制银行发行钞票——有时候也限制发行存款通货——超出黄金储备的部分。建立银行业自由经营的环境，从来没获得政府认真考虑，因为那种环境，对于限制信用扩张太过有效了。因为统治者、御用文人，和一般民众都一致认为，企业界有合理的权利要求某一“正常、且必要的”循环信用额度，而这个额度，在银行业自由经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的。（“正常的”信用扩张，是一个荒谬的观念。增加发行信用媒介，不管数量多少，总是会启动景气循环理论所描述的那些价格结构变化。当然，如果增加发行的数量不大，这扩张不可避免的效果也就不会很大。）

许多政府从来没从任何不同于财政收入的观点，去看待信用媒介发行的问题。在它们看来，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借钱给国库。货币替代物是政府发行纸币的先驱；可兑换的银行钞票，只是迈向不能赎回的银行钞票的第一步。随着邦国崇拜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的进展，这些观念变得愈来愈普遍，不再遭到任何人质疑。如今，没有任何政府愿意考虑银行业自由的方案，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想放弃一个它认为很方便的收入来源。当今称为战备财政的观念，指的只是国家可以通过特权银行和政府控制的银行，取得进行战争所需的金钱罢了。根本的通货膨胀主义，虽然没获得公开承认，却是我们当代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但是，即使在自由主义享有最高威望，并且政府也比较渴望保持和平与幸福、而不是煽动战争、死亡、毁灭和痛苦的时代，人们在处理银行业的问题时也是怀有偏见的。除了英美语系国家，当时一般国家的舆论相信，优良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降低利率，而信用扩张则是达到此一目的的适当手段。

当英国于一八四四年改革银行法时，还没有前述错误的想法。但这个著名的改革法案失效了，主要因为通货学派的两个缺点。一方面，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体制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该法案只限制银行钞票超出黄金储备的发行量。只有钞票形式的信用媒介受到压制；信用媒介能以存款货币的形式旺盛增长。

如果我们将通货学派的货币理论所隐含的概念推演至最彻底的逻辑结论，我们便可能建议，法律应该强迫所有银行保持百分之一百相对于货币替代物（钞票加即期存款）总额的货币储备。这是Irving Fisher教授的百分之一百计划的核心；但是，Irving Fisher教授把这个计划和他关于某种指数本位制的一些提案合并在一起。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构想，不仅是空幻的，而且也等于公开赞同：政府有权力按照强大压力团体的欲望、操纵货币购买力。即使这个百分之一百储备计划真的在纯正的金本位制基础上被采纳，它也不会完全消除政府对银行业每一种干预固有的那些弊病。要杜绝任何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必须做到的是：把银行业置于商事法和民法的一般规范之下，就像要求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那样，要求银行业按照契约规定履行所有责任。如果银行依旧是归特殊的法律规定、节制的特权机构，政府便依然能掌控银行作为一个备用的财政工具。于是，对发行信用媒介所设下的每一道限制是否有效，便取决于政府和国会的善意。它们也许会在所谓正常期间限制信用媒介发行；但是，这种限制将会立即遭到撤销，一旦某个政府认为有紧急状况证明应该采取非常措施。如果某个行政当局和支持它的政党想要增加支出，却不想通过征收比较重的税、致使他们的民意支持度下降，他们将总会准备把面对的僵局称为一个紧急状况。求助于印钞机，以及求助于愿意为银行业管理当局效劳的银行经理逢迎拍马的品性，是渴望在纳税人不准备纳税支持的施政项目上花钱的政府最重要的手段。

要防止信用扩张固有的危险，自由的银行业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没错，允许银行业自由经营的环境，不会妨碍那些小心谨慎、对外公开所有必要财务信息的银行，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缓慢地扩张信用；但银行业自由经营的环境，不可能让信用扩张和所有不可避免的后果发展成为经济体系经常的——有人或许忍不住要说正常的——特色。只有自由的银行业，才可能确保市场经济免于危机与萧条。

回顾过去一百余年的历史，我不禁觉得，自由主义在银行问题的处理上所犯的错误，对市场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银行业方面，放弃自由企业原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在面对普遍敌视放贷取息的民意时，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大多干脆投降。他们未能意识到，利率是一个不可能受政府当局或其它任何机构随意操纵的市场现象。他们认同民粹迷信，误以为降低利率是好事，而信用扩张则是降低利率的正确手段。对自由主义大业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几乎定期复发的景气过热与牛市的突然崩溃、继以持久的衰退。舆论变成已经相信，在未受干扰的市场经济里，发生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般人没想到，他们自己所哀叹的情况，竟然是企图通过信用扩张以降低利率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顽固地坚持这些政策，又徒然企图以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对抗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