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提到編程隨想已被抓，可是按理博客、推特應該都會被清除才對啊🤔，是國安特意留著釣魚，還是編程隨想抓之前已消滅密碼？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9/02/Use-Disk-Encryption-Anti-Computer-Forensics.html?m=1
国家的敌人
《黑客帝国》里墨菲斯说：你要了解，许多人不能接受真实世界，更多人已经习惯，非常无望地依赖这系统，愿意誓死保护它。
把国家、民族、种族等等各种集体主义的概念代入“系统”，很明显弱者因为恐惧才需要抱团壮胆，强者则是自立的、不介意独行的。
集权体制的统治者正是善于利用孱弱民众的这种心理，通过权力公有化，利用暴民消灭社会中的强者，从而使其统治更加稳固的。
仇恨文化里，不爱就是恨，其逻辑依据是“xx不积极=积极不xx”。
不得不说在此地，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爱国者是绝对多数，那么不论恨不恨，只要不爱国家、不爱这个国家的人自然就是站在全国人民对立面的，被视为仇寇之人。
#### 专访“密码三部曲”作者郭建龙 ：古代中国最普遍的做法，是加强控制和加税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2024年09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VwJCf0as-UNEpM-CSTLg
学人简介：郭建龙 ，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杨牧樵围绕“密码三部曲”（《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对郭建龙先生所作采访。
01
古代中国最普遍的做法，是加强控制和加税
学人：您以“中央帝国”这一概念为纲，上下跨越千年，又分为财政、军事、哲学三部，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您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套著作的，契机又是什么？为了写这套丛书，实地察考过哪些地区，这种考察与书斋笔耕相比有什么不同？
郭建龙：我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是为了弄明白自己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写作之前，其实我都是没有答案的，都带有读书和考察笔记的性质。写作完成时，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弄明白的时刻。
这套作品最初成型的是财政密码。写作财政密码的契机，是十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个非常全面的改革纲领之时，我当时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改革的边界会在什么地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又决定从这个现代的问题超脱出去，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经济和财政发展，最后变成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写一部考察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和兴衰规律的书籍。这就有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发现，除了正规财政（税收特别是土地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在利用一些非正规的财政手段来筹集经费，最重要的是利用官营经济、金融垄断和土地官有制。
在写作财政密码的过程中，另外两部也逐渐成形。这三部书大致概括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中国的控制方法，也就是：和平时期靠财政（财政密码），战乱时期靠军事，而军事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山川地理的军事价值（军事密码），另外，由于中国的疆域过于庞大的，要想维持稳定，降低统一成本，又必须采取思想控制的做法（哲学密码）。
在这三本书中，财政密码和我当年的在财经类报社的工作经历有关，哲学密码要求的是大量的阅读，而要想写好军事密码，就必须对中国的军事地理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因此，我开始实地考察中国的古关隘、古代的战略要地等，我的考察和普通人的旅游不同，他们大都是为了和建筑合影，而我的眼光却落在了大的地理上，也就是看山川河流的走向，山口的位置，思考古迹为什么设在这里。这次考察跑遍了中国南北，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感觉到潼关的咽喉作用、野狐岭的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角色，等等。可以说，军事密码和这次考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很重视实地考察，就是为了追求现场感和对于背后逻辑的理解，甚至我的小说也都要求现场考察，写最早的小说《告别香巴拉》，我考察了小说的发生地藏北的无人区，最近写的小说《花剌子模千年之恋》，我又专门去了中亚，把故事发生地都走了一遍，只有亲眼看见沙漠中的阿姆河，才能深刻理解它对于中亚文明的基础性作用。
学人：虽然三部曲主题不同，但有几条人物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如汉文帝刘恒、唐德宗李适、北宋宰执王安石等，这些人物及其主导的事件对“中央帝国”的影响是否更大？
郭建龙：三个线索虽然分别叙述，但的确有的人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大朝代的初期都会有一个黄老之术时期，也就是放松政府管制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往往是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财政上削减税收，而这样做法背后的思想也有别于儒教的的主流思想，而是强调了道家的无为色彩。另外，在对外上，这个时期总是强调裁军、以和平的姿态和周边交往，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这样的时期的最早代表，就是汉文帝主导的文景之治。正是因为国家有一套自己的思想，维持了和平，而主要手段又是经济的，因此，汉文帝必然会在三本书中都有出现。不幸的是，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普遍做法的一个反例，中国最普遍的做法不是减少控制和轻税，而是加强控制和加税，而到了朝代中期，往往会有想留下武功的皇帝出现，和平也被抛之脑后。因此，汉文帝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虽然拥有很高的声誉，却又是不被效仿的皇帝。
唐德宗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汉文帝的反面。他的时代已经到了王朝中期，特别唐代已经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变得四分五裂，因此他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模式，总结起来，就是：财政上已经不可能轻税，而是变成了所谓的财政主义，一切的政策考量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的；在军事上，也变得更加艰难，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应付国土的分裂倾向；在对官僚的控制上，也更加注重权谋。但唐德宗显然是无法同时做好这些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虽然税收在不断增加，但有了点钱却都被皇帝用在了维稳上，而且不够用，同时，皇帝在思想控制上也无法取得成功。可以说，唐德宗代表了中央王朝最狼狈的例子，他在各方面的努力也会被几本书分别记录。
王安石则是作为变法大臣的代表。每到朝代中期，都会有一次所谓的变法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变法绝对不能译成现代的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是以政府放松权力为特征的，对应的是每个王朝初期的放松时刻（如文景之治），而中国古代的变法时期往往都是收紧控制权，加强税收的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是如何努力帮助政府搞钱的，当然为了推行政策，也必须在理论上突破，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理论，王安石认为，在政府的计划和指导下，民间经济会茁壮成长，这时政府多收一点税也无可厚非。但事实证明，政府不具有指导能力，它的指导，只会让民间经济凋敝。这个中国古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属于哲学范畴，因此也会被哲学密码所记录。
你所举的这三个人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不同努力，以及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02
政权的寿命，在于财政是否可以持续
学人：在《财政密码》一书中，您多次提到了历代中央政府似乎都在政权危机时刻动用了聚敛财富的政策工具，作为挽救局势的改革，但似乎又都导致了更深重的动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郭建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央集权式制度的特性，中国古代的财政随着王朝的延续，到最后一定是不够用的，必然采取更多的聚敛手段。
另外，面对财政危机，一般的解法只有两个，一是降低开支，裁员；二是增加收入，加税。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降低开支的做法到了王朝中期之后就很难奏效了，因为中央集权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维稳需要更多的经费，中国古代社会很难到达一种柔性的平衡，总是刚性的，不允许出现动荡，一旦出现动荡，就会进一步损害经济，从而进入崩溃的节奏。
因此，王朝中期，皇帝不仅不会裁员，还会加强人员，从而增加财政负担，他们必然采取加税的态度。但加税又会损害民间经济，到最后，必然造成税基的枯竭。
学人：似乎每一次财政改革背后都有决策者的“客观需要”，譬如明代是为了国防开支，蒙元是为了稳定金融……这样的大规模计划财政需求真实但风险极大。在这些事件中，决策者缺乏的仅仅是平衡之术吗？
郭建龙：决策者是的确没有办法。最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又和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稳定国家有关。罗马和阿拉伯帝国虽然庞大，但一旦垮掉就不存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如此庞大的疆域上却可以一次次重建，这是绝无仅有的。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统治成本很大，为了在广大疆域保持和平统一，中国发明了中央集权式官僚社会，这在很长时期（近代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官僚阶层很庞大，超过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稳定供养水平，因此，到了朝代中期，官僚的膨胀速度必然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这时候的财政增速就会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增速，从而吸干了民间财富。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近代，才由于更新式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宪政，民主，等等），再次降低了统治成本，才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最终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让社会变得更加可维持，于是一个政权也有了更加长的生命周期。
从经验上看，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由于天然的限制，必然在三百年左右就必须更新，形成了它的天然寿命，不管怎么平衡，都很难打破。
学人：结合《财政密码》一书，中国大一统式的统一和为了维护集权推行的编户齐民制度在经济上是否有可持续性？更多的人是享受了统一福利还是交了“统一税”？
郭建龙：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了答复。所谓可持续性，一定是有期限的。没有长生不死的政权，在政权寿命上，中国古代的大王朝已经做得不错了，它们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三百年。现代的各个国家政权也同样是有寿命的，只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寿命已经可以突破三百年，但它们依然无法做到长生不死，只是我们还无法判断它们的寿命到底可以多长。
当然我们可以动态观察：政权寿命的表现，就在于财政是否可以持续，一旦到了山穷水尽，政权必然倒闭；但只要财政还有可腾挪的空间，就证明还没有到时候。
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所谓福利，其实就是一种税。统一是福利，也必然是一种税。我们讨论的不是它是不是税，而是这个税交得值不值。在王朝初期，以及中期的和平时代，统一税还是值得的，但到了后期，王朝必然出现一个超级聚敛时期，在这个时期缴税的人们，即便觉得不值，也没有选择权。
03
个人主义哲学，是对抗集权思想的武器
学人：虽然决策者想要实现的意图和工具手段类似，但背后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这就和您《哲学密码》一书的内容大有关系。在您看来，不同的个人哲学是否会影响这些改革的成败，又体现在什么方面？
郭建龙：在中国，个人主义哲学往往是为了对抗集体哲学的僵化而产生的，它又和轻税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对政权的制约。
中国集体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强调盲信和服从，以及控制，但在税收等问题上，则更多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王安石和桑弘羊强调的是他们有能力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让人民满意，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当时，这样的试验从理论上其实是很先进的，在西方很晚近才有人开始讨论类似的思想。但遗憾的是，没有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先进性是无法实现的。
学人：中国地方一直受到域外哲学的滋养，远有佛学东渐，近有基督西来，它们在进入之初都带来了思辨和逻辑的新鲜之风。但这些学说虽然广受知识阶层的青睐，却一直没有动摇哪怕挑战“中央帝国”的建构过程，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龙：原因可能是：一，这些思想还无法抵消地理带来的巨大的统一便利，因此，很难产生足以挑战统治者的势力，来为不同的思想做武力上的背书；二，人类的社会进化是缓慢的，特别在更加封闭的地区。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小看了这些外来哲学思想，它们虽然无法构成根本性挑战，却足以丰富人们反抗的手段。
比如，佛教（特别是禅宗）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对冲了两汉以来腐臭的“天”学和家法系统。事实上，禅宗思想对于个性和心的强调，把判断对错的权力还给了个人，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抗集权的思想武器。
我还想强调，在明末传入的西方科学和思想本来可以让中国有机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就追赶西方的科学发展，我称之为一次巨大的思想大解放和大翻译运动。明末对于世界知识的接受，与1840年的闭关锁国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可惜，由于强大的集权能力，最终，这一次思想大解放也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在明末东林党人、清朝实学兴起上，也都可以看到当年海外影响的影子。
04
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超级地方政权
学人：《军事密码》一书中提到，地处中原的王朝有时会呈现扩张的态势，如汉与清帝国，有时却表现为自保，如晚唐和南宋。在您看来，影响统治者“国策”选择的原因有哪些？
郭建龙：这和制度构建时间的长短很有关系。如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那时候它往往有着很强的冲击性，比如你提到的汉和清。但是，这个制度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财政负担必然加重，官僚机器也逐渐生锈，缺乏效率，到这时，要想扩张，就无法承受背后的成本了。
晚唐已经过渡到了财政无法支撑官僚机构的时候，因此，再强势的领导人最后也必然只能采取自保式的政策。宋代又更特殊，且不说南宋，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其实是一个继承式的王朝，不是全新的，它的官僚结构和财政都继承了五代，又间接继承了晚唐，因此，宋代的财政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北宋从一开始就想尽了各种聚敛手段，就是为了增加税收。所以，北宋从一开始的统一阶段就很保守，无力回收燕云十六州，也无力控制云南。赵匡胤是一个知道真实的财政状况、会做取舍的人，这让现代人对宋代的柔弱感到扼腕，却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长期的和平。
学人：在您看来，中国合久必分的地理基础是什么？与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的地理基础有哪些差异？
郭建龙：在地理上，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地理非常完整，这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所谓地理完整，是说，中国的核心区（华北、汉中、两湖、江浙、四川盆地）是一个巨大的连通性平原，它的气候适宜开垦，纬度正好适合庄稼生长，对人类来说四通八达，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堑。在这个广大区域内，一旦完成了统一，就很难再分开了。中国就是受益于这片巨大的平原形成的天然统一性，这一点与地理破碎的欧洲截然不同。
更幸运的是，在这片巨大的平原区域之外，又有着一连串的高山密林将它保护起来，因此，外来的文明很难骚扰这里，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在这片区域内，只要形成了统一，维持了和平，由于所谓的统一市场理论，在这个巨大的统一市场内，只要维持了三个要素（人员、物资、金钱）的自由流通，就会立竿见影地形成一次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的经济是优于世界的，它的战争的残酷性也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到最后，王朝的衰落往往更多是由于自身的财政悖论，但大部分大王朝都可以算是寿终正寝。
当然，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比如，周围的山脉保护中国不受入侵，但中国也很难突破出去影响世界。因此，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超级地方政权，不具有世界性，不像其他地区那样互相连通、互相竞争、互相交融。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方面的内敛倾向，既然到了现代社会了，就不要固步自封，而是尽快走出去，和世界建立充分的连接，变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学人：海峡是怎样的一种地理条件？明郑政权为何没能通过台湾海峡实现长期割据？
郭建龙：郑氏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海洋政权（当然只是割据式的分裂政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性政权。
如果南明能够维持长久，那么依附于南明的郑氏和南明朝廷一起，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外向的政权。
不幸在中国地理中，南方的经济虽然已经超越北方，但军事战略价值却不够，加上南明内部的纷争，导致南明消失得太快了。
如果单独说郑氏，他们最大的麻烦是，当时的台湾有着巨大的贸易优势，甚至可以与西班牙等欧洲势力抗衡，却由于台湾内部的开发不足，缺乏足够的物资和粮食，郑氏必须依靠他们在大陆上的基地来获得这些供应。因此，当满清将郑氏在大陆上的基地夺取，并封锁了沿海，郑氏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资了。
郑氏的情况很像欧洲的荷兰，虽然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在陆地上无法与欧洲的陆地帝国抗衡，从而走向衰落。
郑氏的台湾被大陆王朝统一是一种必然。郑氏可以作为一次海洋实验，证明中国的沿海地区很难单独产生一个海洋政权，必然被纳入到大陆王朝体系之下。但它又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告诉我们，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大陆只要依托于东南沿海，是可以走向海洋，开展开放的大业的。
05
过于强调系统性、规律性，容易对社会形成自信满满的新干预
学人：以“建构中央帝国”或“重蹈历史覆辙”的视角来看，两千年的中国帝国史存在着影响不同的历史阶段，您认为哪几个时代是需要更加留意的呢？
郭建龙：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代是汉武帝时期，由于西汉王朝是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式大王朝，因此，它的经验被后续的王朝采纳，而开创了汉朝经验的皇帝就是汉武帝。
比如，在财政上，汉武帝尝试各种非正规手段筹集财政，他也由此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常采纳的三大经验中的两个。他的试验证明，官营经济是很好的抽取民间资本的方法，而垄断金融更是能够让他在不知不觉间将民间财富转移到自己手里。在中国三大经验中，只有土地官有他没有尝试，但这个经验还是三大经验中最不容易做，最失败的一个。
又比如在思想控制上，汉武帝时期才是真正的儒教（不是儒家）形成时期，而儒教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进行思想控制的必要条件。关于儒教和儒家，可以再说一句，儒教的理论不仅仅是先秦儒家的理论，还大量融合了阴阳五行学派、法家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思想，是一个杂合体，而它的教义就是为了证明皇帝（天子）的合法性。儒教和儒家在组织上的区别，在于儒教是利用政权的强迫性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而儒家不具有强迫性，只是一个学派。
在两千年历史中，比较重要的时段还包括佛教的传入（恰好叠加了玄学时代），在思想上，提供了长期的对抗中央控制的武器；还有北魏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时期，奠定了之后数百年的制度基础；王安石的改革直至北宋灭亡的战争，决定了中国未来近千年的内敛倾向，思想从开放走向了闭锁；当然，还有元代的边疆征服和清代的扩张，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现代中国的疆域。
学人：对您来说，学习和书写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您个人的历史观是怎样的？您如何看待金观涛夫妇的系统论史观？
郭建龙：我是尽量地带着问题来研究历史，因此我的书都是从问题出发的，很少去考虑大的历史观。
关于金观涛的学说我知之不多，我理解，中国社会的确是一个复杂系统，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复杂的稳定社会，因此，我愿意从各方面观察一些带有一点规律性的现象，却不敢说这些东西就是系统的规律。我觉得，如果过于强调系统论，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计划经济，容易对社会形成自信满满的新的干预。因此，我宁肯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承认人类的无知，只能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慢慢探讨。对于社会，也尽量避免干预，把手收回来，也把大话收回来。
#### 专访“密码三部曲”作者郭建龙 ：古代中国最普遍的做法，是加强控制和加税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2024年09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TiVwJCf0as-UNEpM-CSTLg
学人简介：郭建龙 ，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赵逸轩、杨牧樵围绕“密码三部曲”（《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对郭建龙先生所作采访。
01
古代中国最普遍的做法，是加强控制和加税
学人：您以“中央帝国”这一概念为纲，上下跨越千年，又分为财政、军事、哲学三部，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您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套著作的，契机又是什么？为了写这套丛书，实地察考过哪些地区，这种考察与书斋笔耕相比有什么不同？
郭建龙：我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是为了弄明白自己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写作之前，其实我都是没有答案的，都带有读书和考察笔记的性质。写作完成时，也是我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弄明白的时刻。
这套作品最初成型的是财政密码。写作财政密码的契机，是十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个非常全面的改革纲领之时，我当时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改革的边界会在什么地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又决定从这个现代的问题超脱出去，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经济和财政发展，最后变成了一次巨大的冒险，写一部考察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和兴衰规律的书籍。这就有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发现，除了正规财政（税收特别是土地税），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在利用一些非正规的财政手段来筹集经费，最重要的是利用官营经济、金融垄断和土地官有制。
在写作财政密码的过程中，另外两部也逐渐成形。这三部书大致概括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中国的控制方法，也就是：和平时期靠财政（财政密码），战乱时期靠军事，而军事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山川地理的军事价值（军事密码），另外，由于中国的疆域过于庞大的，要想维持稳定，降低统一成本，又必须采取思想控制的做法（哲学密码）。
在这三本书中，财政密码和我当年的在财经类报社的工作经历有关，哲学密码要求的是大量的阅读，而要想写好军事密码，就必须对中国的军事地理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因此，我开始实地考察中国的古关隘、古代的战略要地等，我的考察和普通人的旅游不同，他们大都是为了和建筑合影，而我的眼光却落在了大的地理上，也就是看山川河流的走向，山口的位置，思考古迹为什么设在这里。这次考察跑遍了中国南北，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只有亲临现场，才能感觉到潼关的咽喉作用、野狐岭的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角色，等等。可以说，军事密码和这次考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很重视实地考察，就是为了追求现场感和对于背后逻辑的理解，甚至我的小说也都要求现场考察，写最早的小说《告别香巴拉》，我考察了小说的发生地藏北的无人区，最近写的小说《花剌子模千年之恋》，我又专门去了中亚，把故事发生地都走了一遍，只有亲眼看见沙漠中的阿姆河，才能深刻理解它对于中亚文明的基础性作用。
学人：虽然三部曲主题不同，但有几条人物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如汉文帝刘恒、唐德宗李适、北宋宰执王安石等，这些人物及其主导的事件对“中央帝国”的影响是否更大？
郭建龙：三个线索虽然分别叙述，但的确有的人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大朝代的初期都会有一个黄老之术时期，也就是放松政府管制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往往是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财政上削减税收，而这样做法背后的思想也有别于儒教的的主流思想，而是强调了道家的无为色彩。另外，在对外上，这个时期总是强调裁军、以和平的姿态和周边交往，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这样的时期的最早代表，就是汉文帝主导的文景之治。正是因为国家有一套自己的思想，维持了和平，而主要手段又是经济的，因此，汉文帝必然会在三本书中都有出现。不幸的是，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普遍做法的一个反例，中国最普遍的做法不是减少控制和轻税，而是加强控制和加税，而到了朝代中期，往往会有想留下武功的皇帝出现，和平也被抛之脑后。因此，汉文帝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虽然拥有很高的声誉，却又是不被效仿的皇帝。
唐德宗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汉文帝的反面。他的时代已经到了王朝中期，特别唐代已经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变得四分五裂，因此他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模式，总结起来，就是：财政上已经不可能轻税，而是变成了所谓的财政主义，一切的政策考量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的；在军事上，也变得更加艰难，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应付国土的分裂倾向；在对官僚的控制上，也更加注重权谋。但唐德宗显然是无法同时做好这些事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虽然税收在不断增加，但有了点钱却都被皇帝用在了维稳上，而且不够用，同时，皇帝在思想控制上也无法取得成功。可以说，唐德宗代表了中央王朝最狼狈的例子，他在各方面的努力也会被几本书分别记录。
王安石则是作为变法大臣的代表。每到朝代中期，都会有一次所谓的变法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变法绝对不能译成现代的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是以政府放松权力为特征的，对应的是每个王朝初期的放松时刻（如文景之治），而中国古代的变法时期往往都是收紧控制权，加强税收的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是如何努力帮助政府搞钱的，当然为了推行政策，也必须在理论上突破，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理论，王安石认为，在政府的计划和指导下，民间经济会茁壮成长，这时政府多收一点税也无可厚非。但事实证明，政府不具有指导能力，它的指导，只会让民间经济凋敝。这个中国古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属于哲学范畴，因此也会被哲学密码所记录。
你所举的这三个人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不同努力，以及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02
政权的寿命，在于财政是否可以持续
学人：在《财政密码》一书中，您多次提到了历代中央政府似乎都在政权危机时刻动用了聚敛财富的政策工具，作为挽救局势的改革，但似乎又都导致了更深重的动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郭建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央集权式制度的特性，中国古代的财政随着王朝的延续，到最后一定是不够用的，必然采取更多的聚敛手段。
另外，面对财政危机，一般的解法只有两个，一是降低开支，裁员；二是增加收入，加税。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降低开支的做法到了王朝中期之后就很难奏效了，因为中央集权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而维稳需要更多的经费，中国古代社会很难到达一种柔性的平衡，总是刚性的，不允许出现动荡，一旦出现动荡，就会进一步损害经济，从而进入崩溃的节奏。
因此，王朝中期，皇帝不仅不会裁员，还会加强人员，从而增加财政负担，他们必然采取加税的态度。但加税又会损害民间经济，到最后，必然造成税基的枯竭。
学人：似乎每一次财政改革背后都有决策者的“客观需要”，譬如明代是为了国防开支，蒙元是为了稳定金融……这样的大规模计划财政需求真实但风险极大。在这些事件中，决策者缺乏的仅仅是平衡之术吗？
郭建龙：决策者是的确没有办法。最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引起的，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又和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稳定国家有关。罗马和阿拉伯帝国虽然庞大，但一旦垮掉就不存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如此庞大的疆域上却可以一次次重建，这是绝无仅有的。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统治成本很大，为了在广大疆域保持和平统一，中国发明了中央集权式官僚社会，这在很长时期（近代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官僚阶层很庞大，超过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稳定供养水平，因此，到了朝代中期，官僚的膨胀速度必然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这时候的财政增速就会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增速，从而吸干了民间财富。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了近代，才由于更新式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宪政，民主，等等），再次降低了统治成本，才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说，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最终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让社会变得更加可维持，于是一个政权也有了更加长的生命周期。
从经验上看，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由于天然的限制，必然在三百年左右就必须更新，形成了它的天然寿命，不管怎么平衡，都很难打破。
学人：结合《财政密码》一书，中国大一统式的统一和为了维护集权推行的编户齐民制度在经济上是否有可持续性？更多的人是享受了统一福利还是交了“统一税”？
郭建龙：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了答复。所谓可持续性，一定是有期限的。没有长生不死的政权，在政权寿命上，中国古代的大王朝已经做得不错了，它们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三百年。现代的各个国家政权也同样是有寿命的，只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寿命已经可以突破三百年，但它们依然无法做到长生不死，只是我们还无法判断它们的寿命到底可以多长。
当然我们可以动态观察：政权寿命的表现，就在于财政是否可以持续，一旦到了山穷水尽，政权必然倒闭；但只要财政还有可腾挪的空间，就证明还没有到时候。
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所谓福利，其实就是一种税。统一是福利，也必然是一种税。我们讨论的不是它是不是税，而是这个税交得值不值。在王朝初期，以及中期的和平时代，统一税还是值得的，但到了后期，王朝必然出现一个超级聚敛时期，在这个时期缴税的人们，即便觉得不值，也没有选择权。
03
个人主义哲学，是对抗集权思想的武器
学人：虽然决策者想要实现的意图和工具手段类似，但背后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这就和您《哲学密码》一书的内容大有关系。在您看来，不同的个人哲学是否会影响这些改革的成败，又体现在什么方面？
郭建龙：在中国，个人主义哲学往往是为了对抗集体哲学的僵化而产生的，它又和轻税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对政权的制约。
中国集体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强调盲信和服从，以及控制，但在税收等问题上，则更多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王安石和桑弘羊强调的是他们有能力采取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发展经济，让人民满意，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当时，这样的试验从理论上其实是很先进的，在西方很晚近才有人开始讨论类似的思想。但遗憾的是，没有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先进性是无法实现的。
学人：中国地方一直受到域外哲学的滋养，远有佛学东渐，近有基督西来，它们在进入之初都带来了思辨和逻辑的新鲜之风。但这些学说虽然广受知识阶层的青睐，却一直没有动摇哪怕挑战“中央帝国”的建构过程，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郭建龙：原因可能是：一，这些思想还无法抵消地理带来的巨大的统一便利，因此，很难产生足以挑战统治者的势力，来为不同的思想做武力上的背书；二，人类的社会进化是缓慢的，特别在更加封闭的地区。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小看了这些外来哲学思想，它们虽然无法构成根本性挑战，却足以丰富人们反抗的手段。
比如，佛教（特别是禅宗）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对冲了两汉以来腐臭的“天”学和家法系统。事实上，禅宗思想对于个性和心的强调，把判断对错的权力还给了个人，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抗集权的思想武器。
我还想强调，在明末传入的西方科学和思想本来可以让中国有机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就追赶西方的科学发展，我称之为一次巨大的思想大解放和大翻译运动。明末对于世界知识的接受，与1840年的闭关锁国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可惜，由于强大的集权能力，最终，这一次思想大解放也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在明末东林党人、清朝实学兴起上，也都可以看到当年海外影响的影子。
04
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超级地方政权
学人：《军事密码》一书中提到，地处中原的王朝有时会呈现扩张的态势，如汉与清帝国，有时却表现为自保，如晚唐和南宋。在您看来，影响统治者“国策”选择的原因有哪些？
郭建龙：这和制度构建时间的长短很有关系。如果一个制度刚刚建立，那时候它往往有着很强的冲击性，比如你提到的汉和清。但是，这个制度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财政负担必然加重，官僚机器也逐渐生锈，缺乏效率，到这时，要想扩张，就无法承受背后的成本了。
晚唐已经过渡到了财政无法支撑官僚机构的时候，因此，再强势的领导人最后也必然只能采取自保式的政策。宋代又更特殊，且不说南宋，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其实是一个继承式的王朝，不是全新的，它的官僚结构和财政都继承了五代，又间接继承了晚唐，因此，宋代的财政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北宋从一开始就想尽了各种聚敛手段，就是为了增加税收。所以，北宋从一开始的统一阶段就很保守，无力回收燕云十六州，也无力控制云南。赵匡胤是一个知道真实的财政状况、会做取舍的人，这让现代人对宋代的柔弱感到扼腕，却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长期的和平。
学人：在您看来，中国合久必分的地理基础是什么？与欧洲长期小国林立的地理基础有哪些差异？
郭建龙：在地理上，中国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地理非常完整，这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所谓地理完整，是说，中国的核心区（华北、汉中、两湖、江浙、四川盆地）是一个巨大的连通性平原，它的气候适宜开垦，纬度正好适合庄稼生长，对人类来说四通八达，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堑。在这个广大区域内，一旦完成了统一，就很难再分开了。中国就是受益于这片巨大的平原形成的天然统一性，这一点与地理破碎的欧洲截然不同。
更幸运的是，在这片巨大的平原区域之外，又有着一连串的高山密林将它保护起来，因此，外来的文明很难骚扰这里，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在这片区域内，只要形成了统一，维持了和平，由于所谓的统一市场理论，在这个巨大的统一市场内，只要维持了三个要素（人员、物资、金钱）的自由流通，就会立竿见影地形成一次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的经济是优于世界的，它的战争的残酷性也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到最后，王朝的衰落往往更多是由于自身的财政悖论，但大部分大王朝都可以算是寿终正寝。
当然，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会造成一些副作用，比如，周围的山脉保护中国不受入侵，但中国也很难突破出去影响世界。因此，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超级地方政权，不具有世界性，不像其他地区那样互相连通、互相竞争、互相交融。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方面的内敛倾向，既然到了现代社会了，就不要固步自封，而是尽快走出去，和世界建立充分的连接，变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学人：海峡是怎样的一种地理条件？明郑政权为何没能通过台湾海峡实现长期割据？
郭建龙：郑氏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海洋政权（当然只是割据式的分裂政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性政权。
如果南明能够维持长久，那么依附于南明的郑氏和南明朝廷一起，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外向的政权。
不幸在中国地理中，南方的经济虽然已经超越北方，但军事战略价值却不够，加上南明内部的纷争，导致南明消失得太快了。
如果单独说郑氏，他们最大的麻烦是，当时的台湾有着巨大的贸易优势，甚至可以与西班牙等欧洲势力抗衡，却由于台湾内部的开发不足，缺乏足够的物资和粮食，郑氏必须依靠他们在大陆上的基地来获得这些供应。因此，当满清将郑氏在大陆上的基地夺取，并封锁了沿海，郑氏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物资了。
郑氏的情况很像欧洲的荷兰，虽然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在陆地上无法与欧洲的陆地帝国抗衡，从而走向衰落。
郑氏的台湾被大陆王朝统一是一种必然。郑氏可以作为一次海洋实验，证明中国的沿海地区很难单独产生一个海洋政权，必然被纳入到大陆王朝体系之下。但它又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告诉我们，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大陆只要依托于东南沿海，是可以走向海洋，开展开放的大业的。
05
过于强调系统性、规律性，容易对社会形成自信满满的新干预
学人：以“建构中央帝国”或“重蹈历史覆辙”的视角来看，两千年的中国帝国史存在着影响不同的历史阶段，您认为哪几个时代是需要更加留意的呢？
郭建龙：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代是汉武帝时期，由于西汉王朝是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式大王朝，因此，它的经验被后续的王朝采纳，而开创了汉朝经验的皇帝就是汉武帝。
比如，在财政上，汉武帝尝试各种非正规手段筹集财政，他也由此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常采纳的三大经验中的两个。他的试验证明，官营经济是很好的抽取民间资本的方法，而垄断金融更是能够让他在不知不觉间将民间财富转移到自己手里。在中国三大经验中，只有土地官有他没有尝试，但这个经验还是三大经验中最不容易做，最失败的一个。
又比如在思想控制上，汉武帝时期才是真正的儒教（不是儒家）形成时期，而儒教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进行思想控制的必要条件。关于儒教和儒家，可以再说一句，儒教的理论不仅仅是先秦儒家的理论，还大量融合了阴阳五行学派、法家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思想，是一个杂合体，而它的教义就是为了证明皇帝（天子）的合法性。儒教和儒家在组织上的区别，在于儒教是利用政权的强迫性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而儒家不具有强迫性，只是一个学派。
在两千年历史中，比较重要的时段还包括佛教的传入（恰好叠加了玄学时代），在思想上，提供了长期的对抗中央控制的武器；还有北魏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时期，奠定了之后数百年的制度基础；王安石的改革直至北宋灭亡的战争，决定了中国未来近千年的内敛倾向，思想从开放走向了闭锁；当然，还有元代的边疆征服和清代的扩张，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现代中国的疆域。
学人：对您来说，学习和书写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您个人的历史观是怎样的？您如何看待金观涛夫妇的系统论史观？
郭建龙：我是尽量地带着问题来研究历史，因此我的书都是从问题出发的，很少去考虑大的历史观。
关于金观涛的学说我知之不多，我理解，中国社会的确是一个复杂系统，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复杂的稳定社会，因此，我愿意从各方面观察一些带有一点规律性的现象，却不敢说这些东西就是系统的规律。我觉得，如果过于强调系统论，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计划经济，容易对社会形成自信满满的新的干预。因此，我宁肯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承认人类的无知，只能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慢慢探讨。对于社会，也尽量避免干预，把手收回来，也把大话收回来。
社会主义是种姓制的，统治阶级才谈接班，屁民只能接盘😇
#### 民族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繁荣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有人相信，他们通过确定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已经令人满意地解释了民族主义的原因。他们认为，假设人类行为总是理性的——通常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人类不是理性的存在。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如果不总是，也常常是非理性的。人们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种族、语言族群或社会阶层之荣耀与伟大，就是这类非理性的目标，人们更偏爱这类目标，而非增加财富和福祉或提高生活水平。人们不喜欢和平、保障和平静的生活。他们渴望战争和征服带来的风流云变，渴望变革、开拓和铤而走险。他们享受杀戮、抢劫和破坏。他们向往在战鼓擂动、号角四起和军旗飘扬时挥师向敌。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只适用于手段，而决不适用于终极目的。人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在互相冲突的最终目的中做出选择，这种价值判断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这些价值判断是独断的、主观的，是个人观点的产物。不存在诸如客观的、绝对的、独立于个人偏好之外的价值之类的东西。维护生命通常被视为一个终极目标。但是，当生命只能在当事人认为无法忍受的处境下得以维系时，总有人宁愿舍生求死。人的行动总是被视为不等同的两种有益的或有害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在完全对等的情况下，人们保持中立，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何者有益，何者更佳；或何者有害，何者更糟，取决于主观的标准。不同个体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且会根据其处境不断改变。
只要我们将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应用于价值判断，我们就将目的归结为手段了。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设定的临时目的，我们是在考量我们的选择是否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如果我们探讨他人的行动是否理性，我们就是在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取代他人的判断；如果我们探讨自己过去的行动是否理性，我们就是在以我们现在的价值评估取代我们过去行动时的价值评估。
理性和非理性总是意味着：从目的的角度看是否合理。没有诸如绝对理性或非理性之类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当人们认为非理性动机是民族主义的特点时，他们想说什么。他们的意思是，自由主义错误地认为，人们更渴望改善其福祉的物质条件而非实现其他目的，例如民族荣耀、享受危险刺激的生活或沉湎于施虐的快感。他们说，人们之所以拒绝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因为与实现自由主义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目标相比，人们宁愿追求其他的东西。人们并不追求免于匮乏和恐惧的生活，也不追求稳定提升安全感与富裕度的生活，而是追求极权主义独裁者提供给他们的特殊的满足感。
无论这些陈述是真是伪，它都不取决于哲学或先验的因素。它们是关于事实的陈述。我们需要问问，我们同时代人的态度是否真如这些解释使我们所相信的那样。
毫无疑问，的确有一些人更愿意实现其他目的，而非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总是有人为了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正确和合乎道德之事，自愿放弃许多快乐和满足。有人宁愿殉难，也不愿意放弃其所信为正确与合乎道德的事情。因为想自由地探寻真理和智慧，他们选择贫穷和被流放。在文明、福祉和启蒙的进程中，这样的人成就最为崇高，这些人勇敢地面对一切危险，反抗强大的君王和狂热大众的暴政。其中包括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端，被处死的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布鲁诺），无惧凶残迫害、英勇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及许多其他诚实和忠贞的先驱，他们的其受难不那么惊人，但同样真实可信。这些人的壮举史不绝书。但这些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事例总是例外，这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更为真实的是，总有人追求权力和荣耀。但是，这种雄心与对更多财富、更高收入和更奢侈享受的普遍渴望并不对立。对权力的渴求并不意味着放弃物质改善。相反，人们希望有权有势，是为了攫取更多财富，与其他取财方式相比，这种途径所获更多。与服务于消费者相比，许多人更期望通过抢劫来获得更多财富。许多人投身于冒险的事业，因为他们自信这样做更容易成功。希特勒、戈培尔（Goebbels）和戈林（Goering）根本不适合任何诚实的工作。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不诉诸暴力的事业中彻底失败了。他们为权力、荣誉和领袖地位而奋斗，并因此成为当今德国最富有的人。宣称他们的“权力意志”乃是与对更多物质利益之渴望相反的东西，这是无稽之谈。
在我们的研究中，此刻我们必须探讨对现代民族主义和战争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关涉政治领袖，也包括他们的追随者。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人民——选民和当代大众——是真的因为更在意充满危险的贫困生活而非和平与安全的富足生活，才倾向于放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并以国家控制主义（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战争以及革命取而代之吗？他们真的偏爱在无人比他们更优越的处境里变得更贫穷，而不愿意在有人比他们财产更丰足的市场社会中变得更富有吗？他们真的是在尽管充分明白，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对他们来说必然意味着更贫困和艰苦的情况下，而选择了支持这些东西吗？只有缺乏任何现实感和基本观察力的人，才胆敢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很明显，人们之所以在过去放弃自由主义，且如今正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因为他们相信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会使他们更加富裕而非贫穷。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告诉大众：我们希望降低你们的生活水准。贸易保护主义者没有对大众说：进口税将损害你们的物质福利。干预主义者建议实行其措施时，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会对公共福祉产生有害的影响。相反，上述群体一再坚称他们的政策将使其追随者更加富有。人民喜欢国家控制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控制主义会使他们更富有。人民放弃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的公平份额。
1919年至1933年之间，纳粹主义的宣传要点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和西方资本主义造成了你们的苦难；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战，以使你们更加繁荣兴旺。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为原料和富饶的土地而战，他们曾向追随者许诺富有和奢侈的生活。意大利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sacro egoismo）并非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而是强盗的精神。墨索里尼称颂危险的生活方式，并非崇尚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获取丰盛战利品的手段。当戈林说，枪炮比黄油重要时，他的解释是，德国人在近期内不得不限制黄油消费，以便获得征掠世界上所有宝藏所需的枪炮。如果这是利他主义、自我牺牲或非理性的理想主义，那么“布鲁克林谋杀辛迪加”的先生们就是最完美的利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成功地使其追随者相信，只有他们所建议的政策才真正有利于整个国家、所有诚实公民和“我们”的福祉；所有其他政党都背信弃义地打算将自己民族的兴盛出卖给外国人，给“他们”。他们通过自命为“民族主义者”暗示其他政党支持外国人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称自己为“祖国的政党”，因此将所有那些支持和平谈判，支持诚挚地声明德国无意于吞并比利时或不再以潜艇击沉游轮的人们贴上民族之叛敌的标签。他们不承认其对手对公共利益也怀有真诚的情怀。在他们眼里，谁不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内奸和叛徒。
这种态度在当代所有反自由主义的党派中都很常见。例如，所谓的“劳工政党”就自称只推崇有利于劳工利益（当然是物质利益）的举措。谁反对他们的纲领，对他们来说，谁就成了劳工的敌人。他们不允许理性地讨论其工人政策中的狭隘自私的特性（expediency）。他们头昏到根本不理会经济学家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他们所推崇的就是好的，他们的批评家所鞭策的，对劳工来说，就是坏的。
这种毫不妥协的独断论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或劳工领袖赞成其民族或阶级之物质福利以外的目标。它仅仅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即以错误的多元逻辑主义（polylogism）取代合理的讨论。下一章我们会讨论这个现象。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见路不走之
读了《明朝那些事》突然就释怀了，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过都不会活着离开。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呢。最后一章，崇祯皇帝自尽后，我以为作者会接着描写，大明的衰败，清军入关后的物是人非，可他没有，他写了徐霞客，在同朝的其他人争权夺利时，徐霞客却坐在了黄山顶听了一整天的大雪融化声。那段结束语就是：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人生其实没什么意义。我们最终要去追寻的，也许不是什么完美的，现在回头看看，那些难以跨过，遗憾也不过是常态，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享受过程的过程，无论当初做什么选择都会后悔，我们无法站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就算时间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么故事的结局还重要吗？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丢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生命短暂，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和完美人生，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表面上看他的杠杆炒房是在对抗通货膨胀，实际上他的逻辑是通胀是通胀的解药，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真的可以练成武当踢云纵，揪着自己头发可以脱离地心引力了。
倒车开了十多年，自由的氛围快要彻底不存在了，黑暗时代可能会很漫长。
蛤，政治犯？
是那里人啊，啥平台可以关注？
是两个人，熊越在引进奥派是有重大贡献的，好像是西班牙国王大学毕业的，是科班的专业人士。
理论水平很高，是我的一个领路人，虽然没有教职，但我愿意称他为老师。
塔勒布说过一段话：任何学科的业余爱好者都是最好的，如果你能与他们建立联系的话。专业人士之于知识，犹如妓女之于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