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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族人接力控诉 以生命唤醒中国人
2022.11.28 13:03 ET
维族人接力控诉 以生命唤醒中国人 网传乌鲁木齐大火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
Umit Hami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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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居民大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十人遇难的惨剧。维吾尔人冒着风险露脸接力发视频，控诉中共清零封控，暴政杀人。他们以火纹面容悼念罹难者，另以胶袋、锁头自封嘴巴象征家被封、遭噤声的现实。
新疆火灾点燃各地抗议之火 上海人怒吼“共产党下台”
土耳其政府就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发表声明
香港多所大学悼念新疆火灾遇难民众 港大报警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大楼火灾，官方称死亡十人，但网上不断流传有维族人表示官方说谎，实际死亡四十四人。
海外维族人、维吾尔自由论坛主席Umit Hamit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有父亲抱着一岁的小孩从十六楼窗户跳楼死了，还有烧死三岁、五岁、十岁的，大概四十四名。中国政府公开说是十人，但不止中国政府说的，平民、当地的人说死了四十四位。”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维族人称火灾酿四十四死 比官方宣布十人多三倍
Umit Hamit提到，失火的大楼从里到外被封三、四层，不只封家门，各楼逃生门被封、小区大门也封、庭院也封，消防到了后光是拆铁丝、拆锁就花一个多小时以上，已烧光八个楼层，一直进不去救人。住在十六、十七楼的电梯都被封下不去。本来没有人该死的，因为疫情被封成这样，所有人无法逃命，死路一条。
Umit Hamit说，火灾发生后，维吾尔人大部份出不来，被封锁在家一小部份的人跟本地汉人一起去市政府必须抗议，不能封在家死路一条、再发生这种惨烈的事件。“市政府几百个警察出来开始抓人，一、二天了抓了很多人，拍视频的也抓得非常多，和出来抗议的大部份被抓。有某些人就在视频说，现在已开始抓人了。”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对于Umit Hamit有关死亡人数的说法，本台目前无法独立核实。
一名在新疆的汉人自录视频破口大骂当局说：“24日乌鲁木齐火烧事件，（官方记者会）播出说没有铁丝绑、木工钉，怕承担责任，每个楼底门以铁丝绑、木工顶，压根出不去，说媒体核实没有铁丝绑、没绑？自己加上去吗？大言不惭，中国败类，这些人活著有意义吗？这么多人看著有铁丝绑、木工钉，门被焊住，多少双眼睛看着，应该要好好查，让他们下课。”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火灾后大批武警进驻监控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火灾发生之后，中国担忧引发更大规模的抗争，调了八辆车的武装人员进驻维吾尔居住较密切的社区，以武装监控方式 防止人们不满的抗争。
迪里夏提也说，中国在火灾后新闻发布上宣称有救援、死伤数据，是典型的无耻，利用所谓谎言企图掩盖推卸自己的罪责，当地社交媒体反馈死伤远远高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
Umit Hamit指出，新疆被封控107天，没人送食物，很多人饿死了，还有跳楼死、病死，甚至夫妻、全家一起跳楼，已死很多人。火灾事件导致很多在新疆的汉族人也怕自己出事、生命不保，批评政府搞事。一些少数能出门的维吾尔人权斗士，和汉族人进入市政府抗议一百零七天没有让老百姓出门、工作，目的是为什么？要求放人们出去恢复自由生活。另有很多人冒险自录视频，控诉封控政策令他们面临生存威胁。这些抗议者大都被抓捕，下落不明。
乌鲁木齐火灾部份丧生者。(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火灾部份丧生者。(Umit Hamit提供)
维族人以胶带封嘴上锁接力发视频 控诉封控杀人
一位维吾尔女子自录视频泣诉：
“我们永远闭着嘴巴 低着头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能闭着嘴巴看着
我们太可怜了
受不了了
心太痛了
每次我们的错
永远都是我们的错
把我们的心也给烧掉了
我们都烧掉了 死心了”
Umit Hamit说，维吾尔人即使批评共产党都很隐诲，不像汉人直接骂脏话、骂共产党。
Umit Hamit说：“全封锁下不去，不让你动，活活烧死，维吾尔人都在哭，全世界都对付不了的病毒，你为何这样消灭我们？目的是什么？这已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共产党为何搞这种事来屠杀人民、封闭人民，让人民烧死、饿死、逼死，这不应是你们？能说最大底限就是这样，多说一点，当局就会抓他、枪毙他。”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许多维吾尔人以胶带自己粘住自己的嘴巴，再加上锁头锁住，象征家门被封死、嘴巴也被封死，看到什么都被噤声。还有以被火纹身的脸庞、眼里燃烧的火焰、点火，悼念火灾罹难者，控诉暴政杀人。
Umit Hamit指出，中国政府用封控防疫手段消灭维吾尔人、消抵他们的求生意志，还威胁如果公开说出真话，马上被公安抓，很多族人用图画表现火灾逃不出、自由受压迫的情况，希望传送到全世界让更多人知道维族人正受清零政策折磨痛苦，多数汉人也很害怕不敢说真相。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乌鲁木齐大火网传死亡四十四人，新疆维吾尔人接力控诉中共封控防疫政策杀人。（Umit Hamit提供）
汉族大学生白纸革命 悼念维族也自救
对中国北大、清华等几十所大学纪念乌鲁木齐火灾惨案受难者而引发的“白纸革命”，Umit Hami说，此事件已引起全中国看到封锁把人们推到死路一条，不只对维吾尔人，对所有人的生命都构成威胁。
Umit Hami说，声援维吾尔族的中国大学生、老百姓也是自救：“ 看到维吾尔族这样被灭绝，这封控也会用到他们身上，其他地方一样封锁、封闭高楼也会出事、他们也可能葬身火窟，这是大学生运动的本质。如果没有什么人反对中共这种极端防疫，第二个就是他了。（有没有）看到香港怎么样了？中国也会运用这方式消灭自己人，因为他是霸权（统治）。”
迪里夏提也说，中国极端清零政策令人们无法承受、忍受，这一把火点燃压抑的愤怒。维吾尔人用自己失去生命的代价，点燃和唤醒所有有良知的人，期待有更多人意识到，只有站出来谴责中共，才能保护自己。
记者：夏小华 责编：许书婷、申铧 网编：洪伟
ETAC：中共是如何强行活摘器官的？
更新: 2022年03月15日 5:09 AM 人气 4173
【大纪元2022年03月14日讯】“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ETAC）近日发布最新视频，揭露中共是如何强摘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良心犯的器官，并呼吁各国应制定法律，打击国际“移植旅游”，以制止中共的杀人行径。以下是视频解说词。
三十多年来，中共一直被指控强行活摘本国公民的器官。受害者在此过程中被杀害，其器官被用于移植手术。
这种人体器官贩卖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但是在中共是如何强行活摘器官的呢？
其做法与其它国家的移植系统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证据证明强摘正在发生？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自愿捐赠系统。接受者等待器官的出现——有时要等上3年或4年。当捐赠者去世时，等待名单上最匹配的人会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移植。
中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系统——基于反向匹配功能。接受者付费以寻找器官。从一大批被拘留者中挑选出一个与付费接受者最匹配的囚犯。
然后，该囚犯将被杀死，其器官被提取出来用于移植。
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的移植是提前安排的，并在几周内完成。
一个合乎道德的器官捐赠系统不可能按需提供器官。
多年来，人们一直对良心犯是否被杀害以获取器官存在争议。于是，一个由英国王室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成立了，以评估所有有效证据。
经过12个月，包括5天的公开听证会，独立法庭得出结论：
“多年来，大规模的强行摘取器官行为一直在中国各地进行。”
“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器官供应的一个——可能是主要的——来源。”
此外，“维吾尔人被当作器官库的受害可能性也很明显。”
要了解这种暴行是如何开始的，我们需要追溯到1970年代末，当时中国的外科医生开始移植来自死囚的器官。
这种做法曾遭到广泛的谴责。
1994年，《人权观察》报告了3项主要发现：
“政治犯和其他非暴力罪犯”被用作器官来源。
中国医生参与了“处决前的医疗测试”以及为囚犯和接受者做匹配，“往往是谁先付钱，就先为谁服务”。
而且，处决时故意失手，以确保囚犯“在被摘取器官时尚未死亡”。
从2000年起，中国的移植系统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当局开展了一场暴力运动……试图消灭佛家气功和冥想功法法轮功，该功法在中国有数百万人习炼。
随着关在劳教所、黑牢房和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移植手术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些迅速获得的器官不可能仅仅来自死囚。而且，相比之下，法轮功学员是更健康的器官来源，因为他们不喝酒、不抽烟，并定期做气功炼习，那是他们精神修炼的一部分。
“2000年的肝脏移植数量达到了1999年的10倍；2005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两倍。”
随着中国移植系统的不断发展，后备库中的囚犯数也在不断增加。
2017年，穆斯林维吾尔人开始被大量监禁，据报导有许多人“失踪”。尽管中国最近开始开发一个自愿捐赠系统，但是器官来源仍然不透明。
从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具有国际人权法、器官移植、国际关系、中国研究和商业等领域专业知识的独立法庭成员，审核了多条证据，包括：
来自已故的受害者的亲属、被关押的同伴的证词；来自曾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证词，说他们曾被迫接受血液检查和器官扫描，包括胸部X光和超声波检查，一些人曾受到公开威胁要强行活摘他们的器官。
从2019年开始的秘密电话和视频调查显示，政府官员和外科医生承认：器官可以按需提供，而且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也可以提供。
在经过司法鉴定的一通电话中，前军队卫生部长白书忠表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下令杀害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
（这段电话录音如下：）
调查员：关于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人员身上提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是由中共总后勤部部长下达的命令吗？
白书忠：当时是江主席，有一个命令，指示要做这件事，也就是器官移植。
独立法庭还审核了中文调查记录汇编，包括病床利用率、手术团队和医院收入。这些记录显示，每年有6万至10万例移植手术……远远超过官方声称的数量。在2010年，仅一家医院就实施了超过5000例移植手术。
其它被审核的证据包括：
中共官方的政策和实施手术的文件，中国期刊上的科学研究报告，均详细地提供了令人生疑的数据，这些数据与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推测相一致。
还有对中国器官捐献系统的统计分析，显示器官捐献数字被伪造，不能代表真实数字。
但，谁是这些行为的责任人？
还有，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医疗机构和公司必须遵守其商业和人权义务……这意味着切断在器官移植实践、研究和培训方面与中国的联系。
各国应制定法律，打击国际“移植旅游”，中国的肇事者应受到制裁。世界各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寻求正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追责。作为全球公民，我们有责任大声反对强行摘取器官。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将会有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要大声疾呼！
[终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国际联盟（ETAC）是一个由律师、学者、伦理学家、医学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组成的联盟，致力于结束中共的强制器官摘取罪行。 ]
责任编辑：李昊#
滅共方法论貳：中華民國台灣可以對中共偽政權全方位展開認知域作戰，比如台灣媒體可以面向大陸人民做民調，內容包括：是否想參與全民選舉，是否願意申請中華民國國籍等等。媒體廣泛宣傳如果大陸官兵投降，可以獲得什麼獎勵，斬首中共邪黨首腦可以獲得什麼獎勵等。台灣媒體對外公告，中共是非法政權，台灣要協助大陸同胞消滅中共偽政權，光復大陸，實現全民選舉。反複宣傳，反複發聲，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讓全中國人民形成消滅中共偽政權的共識，中共必將迅速垮台。
滅共方法论貳：中華民國台灣可以對中共偽政權全方位展開認知域作戰，比如台灣媒體可以面向大陸人民做民調，內容包括：是否想參與全民選舉，是否願意申請中華民國國籍等等。媒體廣泛宣傳如果大陸官兵投降，可以獲得什麼獎勵，斬首中共邪黨首腦可以獲得什麼獎勵等。台灣媒體對外公告，中共是非法政權，台灣要協助大陸同胞消滅中共偽政權，光復大陸，實現全民選舉。反覆宣傳，反覆發聲，一傳十，十傳百，讓全中國人民形成消滅中共偽政權的共識，中共必將迅速垮台。
中國人民所有國內銀行貸款、債務一律免除，即刻停止還款。中國共產黨土匪的方式起家，所有普通人民如果沒有錢沒有糧，可以結夥沒收當地中共官員，幹部的錢財糧食，沒有房子，可以把中共匪徒趕出家門，自行搬進去住。消滅中共邪黨，分給中國人的財富，足夠每一位同胞安享一生。消滅中共是我們最好的投資。
聽大陸軍區的兄弟講，現在軍隊裏人心思變，面對當前的國際戰局是人人自危，長吁短嘆。很多士兵剛結婚，妻子懷孕無人照顧，老人體弱多病，工資根本無法支撐家中的花銷，大陸士兵親眼看見老兵退役維權，老兵待遇很差，大部分士兵早已經看清中共邪黨的陰毒，都不願意給中共當炮灰，戰爭爆發時大陸士兵會調轉槍口，射殺中共首腦，轟炸中南海等指揮中樞，為光復大陸，解救中國人出一份力。當前革命形式大好，消滅中共的革命必然成功！打倒中共邪黨，斬首中共黨魁，創建新中華，實行全民大選。
禁放煙火惹眾怒 分析：中國已具推翻中共的條件
2023年元旦，中國多地民眾打破中共的煙花爆竹「禁燃令」，因此發生警民衝突。圖為2023年1月1日，人們在中國海南省三亞市後海的一個海灘上放煙花慶祝新年。(Hector Retamal/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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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煙火惹眾怒 分析：中國已具推翻中共的條件
更新: 2023年01月07日 2:44 AM 人氣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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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1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江禹嬋台灣台北報導）2023年元旦，中國多個地方民眾打破中共禁令，在跨年期間燃放煙花爆竹，引爆警民衝突，被外界稱為「煙花革命」。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酉潭分析，在中國，現在所有革命條件都已具足，中國人須勇敢起身推翻中共。
放鞭炮是中國傳統文化，但現在中國連放鞭炮都遭到管制，河南甚至下令小孩放鞭炮拘留家長，此舉引來眾怒，河南周口市老百姓沿路掀翻警車，引爆激烈警民衝突。李酉潭向大紀元分析，因為經濟發展的停滯，加上疫情封控三年等對人權的危害，中國人民身家性命遭受巨大痛苦與損失，連放鞭炮這種中國傳統文化也要受到限制，這將極權專制弊害顯露無遺。
「四通橋的抗議，可以說是開啟一連串抗議的起點。」李酉潭說，中國革命因素已俱足，其中最大的特點是現在身處網路時代，即使中共當局不斷透過滲透、監控來控制網路，但是依舊無法完全掌控，因為網路時代「自由就像風一樣，它是擋不住的」。
從四通橋勇士彭載舟掛橫幅抗議，到白紙革命，一直到煙花革命的連鎖反應，都是因為網路時代的來臨，只要有一個訊息傳出來立刻傳遍世界。因此，中共已經無力面對接下來層出不窮的顏色革命來臨。
顏純鈎：中國在世道大變前夜
資深香港作者顏純鈎4日在臉書上提到，網上有視頻顯示跨年夜北京街頭人滿為患，各地的跨年夜人流演變成煙花狂歡，這是對三年病態清零﹑半月無序放開的反動發洩。最後煙花狂歡又演變成警民對恃，演變成人民以壓倒性人數反制警察。顏純鈎表示，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已走到世道大變的前夜。
與此同時，在南京有數萬民眾集結在新街口孫中山銅像附近，衝破警戒線到銅像前獻花，顏純鈎認為，向孫中山獻花即是懷念民國，懷念民國即是唾棄中共。那麼多人在沒有「外國勢力」操縱之下，自動做一件同樣的事，那絕不是一時衝動。
經濟無以為繼 公安、軍隊恐造反
李酉潭解析，中國民主化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經濟下滑，持續惡化」，如果經濟惡劣到連公安、國安、國保的薪資，以及軍隊的軍餉都發不出來，他們自然就造反了。經濟發展後如果順利開放自由市場機制，自然會引導中國走向民主化發展，但中共政權卻反其道而行，以政府高度控制左右市場。
他舉出，台灣、南韓都是經濟發展後，開放黨禁、報禁，自由化之後，再往民主化發展。這是目前最好的模式，「中共卻不走這條道路，造成經濟停滯、倒退，若再惡化下去，就會產生寧靜革命的條件。」
中共統治的本質是暴力加上謊言，用搜刮人民經濟果實才有辦法做到全面控制，因為維持暴力、謊言都需要金錢挹注。如果經濟發展掉下來，產生人民抗議，就出現民主化的第一個條件。李酉潭說道。
他進一步提到，「現在革命不一定是要暴力流血推翻，可以是每個人站出來，從民變、兵變到政變，這三種組合變動產生，進而推翻中共體制。」
貿易戰、芯片戰 中共撐不住
第二個條件是「國際勢力介入改變」。李酉潭舉出，台灣、南韓、菲律賓民主化都受到美國壓力，進而開放走向民主化。從2017年美中兩國開始進行貿易戰，雙方走向經濟對抗，持續到現在的「芯片戰爭」，終於使中共受不了。
李酉潭說，中共這次可能再也擋不住壓力，美國結合全球民主國家形成抗共聯盟，發起不以冷戰為名的「新冷戰」，加上俄烏戰爭中共明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都讓中共遭到民主國家唾棄，國內外壓力都讓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學者：革命如潮水襲來
第三個條件是「網路時代來臨」。網路自由如風，中共一直想要防堵中國人民看到外面的世界，卻忽略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早已走向世界。李酉潭說，中國人不是北韓人，北韓從未開放，但中國人接觸其它國家，歷經民主國家的洗禮，早已紛紛覺醒。
未來還有其它的革命不斷發生。李酉潭直言，未來任何人權、維權事件都可能轉變為公民社會運動，他舉例，聲援維權律師，都以可能成為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寧靜革命的一環。
中國人須起身推翻中共
即使上述三項條件俱足，現在還差臨門一腳。他認為，「中國人民要更勇敢站出來，結合海內外中國人民等有智之士，一起站出來對抗中共政權，推動中國民主化」，若缺乏這一重要因素，中國要走向民主化依舊是有難度。
「中國只有走民主化路線才有辨法解決目前經濟、政治等所有問題」，從中共公然與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對抗，包含對台灣的欺壓，對香港、西藏、維吾爾人、以及法輪功、基督教、維權律師所有一切的打壓，這些都是源自於中共極權專制的問題。
中共做的這一切，其口中虛幻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認為集中權力可以辦大事，都是為了中國共產黨要永遠執政，實際上是集中權力辦壞事。李酉潭強調，這些最終都是要被推翻。
針對南京數萬民眾集結在孫中山銅像附近，衝破警戒線到銅像前獻花，李酉潭說，這有革命起義的意味。他建議，中國人民可以採取當初香港人的流水革命，不要雞蛋碰石頭，點到為止、層出不窮，讓中共內部疲於奔命。他強調，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應該要合作對抗中共極權政府，才有走向民主自由的一天。
責任編輯：高靜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更新: 2014年11月24日 11:54 PM 人气 58004
【大纪元12月4日讯】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前言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结语
听新闻：
（听更多请至“听纪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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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喧嚣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为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
既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全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全力，摧毁著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
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一）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
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
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它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
“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头版）
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04年7月12日头版）
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
（二）“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的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著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
（大纪元配图）
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
“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它的逻辑来思考问题。
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
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
（三）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制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一）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
（大纪元配图）
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2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它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
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它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爱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爱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它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
（二）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
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它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三）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产值占全世界的27%；民国11年时，GDP仍然达到12%；中共建政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还不到4%。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大纪元配图）
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新华社2004年2月29日报导）。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
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累计增长29.9%，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
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四）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
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
（五）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
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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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
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
英文杂志《中国聚焦》（ChinaScope）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萨斯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萨斯病的报导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4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萨斯病的报导。从这些报导中，作者了解到萨斯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导，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 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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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
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一）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做主”的人民却毫无做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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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2004年11月23日第九版）
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
江泽民曾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
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
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
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
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它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它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它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京。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
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一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
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它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它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
（二）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
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撕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两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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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
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
2）“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
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
3）“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
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份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
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三）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
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
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它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
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
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它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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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地镇压
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可以赏赐一点点。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份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导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辅以适当报导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
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一）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
“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
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十四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
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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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炒“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
（二）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
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它的道德约束；它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它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
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三）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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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向宣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
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
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
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作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
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导（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
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份子，乘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
（四）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
“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它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它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
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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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
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赛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域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
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做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
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
（五）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
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流氓“强权”。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六）“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
（大纪元配图）
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它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
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机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用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
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它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
（七）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
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钮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
“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
（八）耍“平反”诡计，把罪行变成“伟绩”
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它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它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5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式、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记者和刘思影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
焦点访谈录像图（大纪元配图）
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20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
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它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地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它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它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它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它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它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它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它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它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
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它就把谎越来越大地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炼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论铺垫。
（大纪元配图）
（一）反复无常，瞒天过海
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
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
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
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它那个党，它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它当权，它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辩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
（二）“中国特色”的流氓党
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像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
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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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
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急下，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基本的信任。
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地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地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著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自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
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人类的机会。
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
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它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
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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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著中国的内忧外患乘机坐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
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它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它的歪理，并成为了它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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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中國人民所有國內銀行貸款、債務一律免除，即刻停止還款。中國共產黨土匪的方式起家，所有普通人民如果沒有錢沒有糧，可以結夥沒收當地中共官員，幹部的錢財糧食，沒有房子，可以把中共匪徒趕出家門，自行搬進去住。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大纪元12月3日讯】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前言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结语
听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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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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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异数存留下来，而且统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
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它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的共产党，犹如“豹死犹留皮一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见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
（大纪元配图）
表1.中共的宗教色彩
宗教的基本形式 中共的形式
1 教堂，讲坛 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 媒体
2 教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 “三个代表” ，党章
3 入教仪式 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
4 信仰专一 只信共产党
5 教士 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
6 神的崇拜 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
7 死称为“升天、下地狱” 死称为“去见马克思”
8 经书 领袖们的理论著作
9 布道 大会小会，领导讲话
10 念经、盘道 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
11 圣歌 歌颂党的歌曲
12 捐献 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血汗）
13 惩戒 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
共产党与正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
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
（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
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为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
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
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
（二）崇拜教主，惟我独尊
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总共才40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地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
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大纪元配图）
（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
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
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AB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
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
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中共邪教教主崇拜，精神控制（大纪元配图）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邓小平讲：“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
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著物质贫乏的疯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使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谓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火线入党，为教牺牲（大纪元配图）
（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
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
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它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
建政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党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
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钱”看。
19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曰“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节，现今“笑贫不笑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
（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
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
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九百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
（一）邪教国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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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
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核），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著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
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异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
（二）社会控制极端化
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五十五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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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
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
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它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
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它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
《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结，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甚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体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大纪元配图）
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它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八九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见中共党章第一章第六条）
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它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家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
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AB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苏区肃反（大纪元配图）
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见高华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政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统统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练出来的。
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数，让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数乖乖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
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它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它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
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它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10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其老婆和侄子就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儿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19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1999年至今灭绝性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它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它毫无道义原则可言。
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
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两千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百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
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它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
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的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
官匪勾结（大纪元配图）
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直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一）共产党是什么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著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
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确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
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肌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肌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紧箍咒（大纪元配图）
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
（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它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像，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份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
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什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
（三）出路在哪里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可悲的是，这个邪教灭亡之前，还在力图将其命运与中华民族绑在一起。
行将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显在衰退，对人民思想的禁制也开始越来越不灵了。现代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共很难继续垄断信息、封锁言论。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掠夺和压迫日趋严重，对中共心存幻想的大众逐步觉悟，不少人走上民间维权抗争之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没有达到中共巩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却大泻了中共的元气，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反思共产党成为可能，成为中华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彻底摆脱共产党邪灵控制的一个契机。
（大纪元配图）
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总有一天，人民会把附着在国家行政体系之上的共产党组织剥落，让靠社会中坚力量维系的社会体系独立运作。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减少一个盘剥吸血和整人害人的党组织，只会改善和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水平。其实把共产党从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搞“党政分家”的党内改革人士所认识所实践过。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党的绝对领导”，这种邪教体系内的改良努力，事实上证明是不够的，也是难于进行的。
党文化是共产党邪教组织所需要的存在环境。在思想上清除党文化和共产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党附体，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机构中的党附体困难的多，但却是真正清除共产党邪教的根本方法。这只能靠中国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归真，才能实现社会道德重建，从而顺利完成向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良性社会的过渡。解除附体的妙方，就是认识到邪灵的本质和危害，从思想上与之决裂、清除，让附体再无立脚之地。共产党最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为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罢了。当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人民的自救中解体。
（大纪元配图）
凡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已经所剩不多了，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以中国人的智慧，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辉煌，摆脱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中国，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社会。
结语
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是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
今天中共用来统治中国的，正是共产党多年积累的斗争手段、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党附体”的统治形式，以及国教化了的邪教宣传。前文总结的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今天的中共条条俱全，诸善不做，诸恶奉行。
这个越来越走近灭亡末路的共产党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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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滅共方法論，廢掉中共的暴力機構，從內，人民策反勸降中共軍人，警察，讓他們不要為中共賣命，和人民一道推翻暴政，斬首中共頭腦，從外，呼籲英國，日本，美國等國家警告中共軍方警方，不要阻礙中國人民推翻暴政，否則立刻殲滅中共爪牙。中共失去爪牙，人民就能迅速的推翻中共政權，占領各地政府機關，宣告中共垮台，創建每人一票的民主新中華。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更新: 2014年11月22日 1:10 PM 人气 22307
【大纪元12月1日讯】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前言
一、杀人如麻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三、党内残酷斗争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五、家庭的毁灭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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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大纪元配图）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大纪元配图）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大纪元配图）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大饥荒（大纪元配图）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大饥荒（大纪元配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大饥荒（大纪元配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日含)、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 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大饥荒（大纪元配图）
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
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二）“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 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
大饥荒（大纪元配图）
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著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极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三）迫害法轮功
中国各地的劳教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卖给医疗单位牟取暴利，然后，将被害人送进“焚尸炉”毁尸灭迹。（大纪元配图）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试图让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乳房、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它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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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3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3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10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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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大纪元配图）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分。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
1. 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 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 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 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日含)、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 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大纪元配图）
4. 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
5. 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控制民众的知情权是中共手里的另一张王牌，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 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一百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2005年12月6日，中共出动武警在广东汕尾开枪射杀依法维权的村民，造成多人死伤。（大纪元配图）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 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 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 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 “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大纪元配图）
6. 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7. 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像、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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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更新: 2014年11月20日 9:16 PM
【大纪元11月29日讯】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前言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三、党文化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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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大纪元配图）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著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大纪元配图）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大纪元配图）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大纪元配图）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大纪元配图）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份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大纪元配图）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大纪元配图）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乃至于以鼓励僧尼结婚的方式来瓦解他们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而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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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著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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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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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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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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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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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銹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份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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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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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