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

自 1936 年起，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 “ 平均、平等、平允 ” 为原则。但由于无法做到全面的户籍管理、也无法杜绝保甲长的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 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 1937 年 ~1945 年，全国实征壮丁 1392 万，其中 1201 万被补充到军队，仅有 191 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

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

陈诚就抗战征兵只能靠 “ 抓 ” 和 “ 绑 ” ，有四点深刻反思。陈在回忆录中写道：

“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 ” ⑦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是 “ 否 ” 。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曾如此这般无奈感慨：

“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 ”

---杨津涛 谌旭彬：抗战期间的壮丁

图：抗战期间用铁链 “ 拉夫 ” （做劳役），与 “ 拉壮丁 ” 情形相似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 1960 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 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林雪 : 1960年廖伯康向毛主席告状：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大江大海》并不试图以说教来颠覆主流的历史观，作者只是冷静地带着读者，去听取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惨烈、最悲壮的，大概是长春围城。一方的胜利，是以封锁长春半年，饿死三十万平民百姓及国民党官兵为代价。被全部迁灭的敌人是谁呢：“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 ；是第七军， 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部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

---熊景明：《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以生命的名义

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情节是国军试图收复山东，遇到的抵抗除了日军，也来自在另一种旗帜下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九四三年，山东沦陷已经第五年。“西望南师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国军入鲁。这其实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腹中。事前张扬，日军和共军（可以说敌方与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杨虎城大军又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腹背受敌。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作者查阅国共双方出版的山东抗战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道路由共产党控制，于是战后到东北接收共军捷足先登，加上苏联违反国际协议，用接收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军。一个山东沦陷区的输赢，关乎后来中国的命运。对沦陷区的百姓，乃至游击队，目标都是赶走侵略者的两大势力的互斗，什么主义，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战争中的农民

抗日歌曲《游击队歌》绘制人口，传唱至今。，“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70 多年来亿万人这么唱，大概极少人会去想：可能吗？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已经描述过给游击队送给补养，还得受凌辱的农民。就连他自己也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付出。沦陷区遍地游击 队，分别有共产党，国民党，土匪“立地成佛”，五花八门。这些人吃的和穿的，都是老百姓送上去，称之为摊派。游击队员每天要吃饭，不只一餐，故摊派天天有，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作者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正规军队给及，也主要来自农民。军队扩建，军费不足，“大兵的待遇很低，政府只能养他们一半，他靠不法手段来取得另外一半，坏习惯被纵容，贪念就止不住了”。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属于地方武装，政府不发军饷，“就地取财”。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老百姓认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当时有夸张的说法：“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可以想象，加入这些纵队是人，应当有许许多多是为了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去拼命。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抵挡不了饥肠辘辘的无奈。

替危难中的国家尽义务，天经地义。本来就不事生产的学生没什么可贡献的，农民不同，全国人要靠他们种出的粮食生存，他们必须无私奉献。而战争中树立的绝对威权向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农民夺取时，往往没有约束：“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取自肥”。作者提到共产党善于与群众结合。他们一方面也必须由百姓供养，但队伍深入民众之中，平等待人，这一点，打动了百姓，成全了他们。

战后，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到沦陷区和战区视察，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 ，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之一

张春桥幽灵

1975 年 4 月 1 日，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 到 “ 货币 ” 。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 “ 毛主席最近指出： ‘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的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但不是原创性文革理论的提出者，他只是所谓 “ 笔杆子 ” 而已。从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 “ 继续革命 ” ，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到了 1975 年，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 “ 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 ” 属于 “ 资产阶级法权 ”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 ，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 ‘ 共产 ’ ，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战胜他们的。 ”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据说毛泽东至死也不知道关于他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判定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 1976 年 9 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 “ 治丧委员会 ” 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 61 岁。假使毛泽东（ 83 岁）像邓小平（ 93 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在上海，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也已经把文革前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 ‘ 按劳分配 ” 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 “ 奖金 ” 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 “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 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 ”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 “ 保密 ” 为主。而且 “ 机密 ” 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 “ 文革 ” 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 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 “ 后门 ” ，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 “ 批件 ” ，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 “ 就不必看了吧！ ” 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词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 “ 内部 ” 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 1987 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 1987 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

---资中筠：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 1966 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 10 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 1966 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裴宜理：革命的粗野：“他妈的”——红卫兵语言的修辞分析

随着年龄长大阅历增加，我还渐渐发现，原来在层层铁幕后面，“性”这东西不仅诱惑力不减，而且还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政治上整人的工具。那时的政治风向犹如小孩子的脸，老是变过来变过去，干部如果是因为政治选边站错队倒台，等到明天的政治风向一变，就又成为“还乡团”卷土重来了。而且说不定官还当 得更大，报复也就更加厉害。所以搞倒一个干部最要紧的，不是他的政治路线如何，而是他是否有“男女关系，” ( 那时一穷二白，干部很少有机会贪污受贿 ) 如果把男女关系错误给坐实了，那这个干部往往就彻底臭了完了。即使路线又对头，复出的机会也准定大大减少。

所以我后来参加搞的“专案，”一个主要的任务，往往就是严厉追查审查对象的“男女关系”问题。有些专案组的“老手”特别精于此道，十分善于追查男女苟合的细节过程。那个时侯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干部党员以及群众对党都不能有任何隐瞒，现在审查你的不是别人，正是党组织，因此你必须老老实实，毫无隐瞒地全部回答。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必须当着审查人的面，把那些男男女女的关系细节彻底讲个明白。

不过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因此尽管领导很信任我，每逢遇到这样有声有色又有趣的审查专题，领导却总是笑眯眯地将我支使出去。于是我便只好恋恋不舍、心里痒痒地离去，也因此错失了许多免费聆听“性教育”的好机会。

---王晓明：谈谈文革时期的“性”

“文化革命”前后的那段岁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厉的时期。别说是性观念性知识，就连“性”这个字眼都不能提及，只能用“男女关系”等字眼替代。那时社会的性观念，也许仅从八个革命样板戏里便可以领知若干：有名有姓的一长串豪杰英雄，男的全都没有妻子，女的全都没有丈夫，唯一有点已婚“嫌疑” 的阿庆嫂，丈夫也出去“跑单帮了，”一个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全都纯洁高尚得不食人间烟火。

对于我来说，可以算得上“性启蒙”的东西，竟然是文革初期的一张大字报。那年我 13 岁，到一个小镇的亲戚家去玩。不料小镇也“革命”了，仅有的一条小街上白花花红艳艳，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一张大字报前格外热闹，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不过观看的人不但不高呼愤怒口号，反而都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暧昧的笑声。我感到奇怪，便从大人的腿缝间挤到了最前面，一抬头不由惊呆了，原来这张大字报画得竟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女的正在扑向男的怀抱。画这张漫画的人显然很上心，男女人物腿间的隐私部分略有展示。那裸女更不得了，用现在莫言的一部小说名字形容，就叫做《丰乳肥臀》。再看那大字报文字说明，原来是揭发公社书记和女下属乱搞男女关系的。看大字报的人一个个眉飞色舞格外兴奋，不过他们发现了我，便哄笑起来，说“小孩子不准看这个。”还有人拉着我胳膊，硬把我赶出了人群。说实话，在十年“文化革命”期间看了无数的大字报，印象最深刻的竟还是这张。

---谈谈文革时期的“性”

－－作者：王晓明

大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 “ 忆苦思甜 ” 的热潮，无论机关部队，工矿企业，农村山乡，时不时就要召开大会，请些老工人、老贫农来登台控诉旧社会的苦难，比较新社会的幸福，然后大伙一起吃忆苦饭，唱忆苦歌。会场里往往群情激奋，哭声一片，震耳欲聋。不过搞得时间长了，也时不时 会弄出些笑话和纰漏来，为那时过于严肃的社会生活，平地里增添不少的幽默和谐趣。

所谓 “ 忆苦思甜 ” ，最关键的，自然是要选准苦大仇深而又善于表达的报告人。伟人说的确实不错：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 可千万别小看了那些老工人，老贫农，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外貌有时失之平凡粗俗，但其中不少人硬是具有极好的口才和记忆力，诉起苦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紧要关头时声泪俱下，掩面嚎啕。更有人会适时地拿出些打狗棍、要饭碗、或者血淋淋的破衣衫之类的物件，恰到好处地把会场气氛一浪一浪地推向高潮，不由你不跟着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声势、那效果，有时远远胜过今天的演讲比赛。

时间长了，各地便都涌现出一些 “ 忆苦 ” 专业户，专门到各地各单位去轮流做报告，几十年过去，我仍能回忆起好几张这样的熟面孔，记得他们那生动的表情和凄苦的身世。不过那个时侯好象也没有什么 “ 出场费 ” “ 招待餐 ” 之类的讲究，这些 “ 专业户 ” 物质上往往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多只是跟着大家伙混几餐 “ 忆苦饭 ” 而已。可是因为那时崇尚 “ 越穷越光荣， ” 所以这些被邀请的 “ 专业户 ” 都是踊跃为之，倍觉光彩。

---王晓明：“忆苦思甜”众生相

“ 忆苦思甜 ” 活动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吃 “ 忆苦饭 ” ，让味觉、视觉和听觉一起，加深你对旧社会苦难的记忆。我读中学的时侯，几乎每学期都跑不了，最少也要吃上个二、三顿。学校搞几口大锅，弄些粗糠、菜皮、菜叶一类的东西，没油没盐搅和着煮熟了，大伙一碗碗分着吃下去。今天可以说句老实话， 那 “ 忆苦饭 ” ，其实也就和猪食差不多。偶尔有几次厨师手艺好些，那些粗糠淡菜并不难吃。但大多数时侯却实在令人作呕，只有捏着鼻子才能勉强咽下去。

吃 “ 忆苦饭 ” 时最害怕的，莫过于领导前来问你好不好吃，因为这问题实在令人难以回答，你说好吃吧，有美化旧社会的嫌疑，说不好吃吧，又怕人说你缺乏阶级感情。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装作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个劲点头，以便收到 “ 此处无声胜有声 ” 的良好效果。

虽说这 “ 忆苦饭 ” 偶尔也有不难吃的时侯，但毕竟做不出饼干糕点的味道来。因此每次吃 “ 忆苦饭 ” 时，大多数同学的饭量都出奇地小。饭后不久，学校小卖部便会门庭若市，所有的饼干糕点都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抢购一空。这个秘密后来被校领导发现丁，以后再吃 “ 忆苦饭 ” 时，学校小卖部就一律关门歇业。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门窗紧闭的小卖部门口，那些饥肠辘辘的少男少女们集体极度失望的表情。

和 “ 忆苦饭 ” 联系在一起的往往还有 “ 忆苦戏， ” 会后饭前演出几个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文艺节目，最著名的当然要算《白毛女》喽。不过我们学生演不了那样的大戏，只能演出诸如此类的小节目，例如在 “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 优美的开场歌声后，出现 “ 妈妈却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 的凄惨场面。不过即使这样悲哀严肃的内容，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也会不时弄出些低级趣味来。有一回学校排练《不忘阶级苦》，选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学演地主，穿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长袍马褂，拄着手杖，带着一群狗腿子们登场，演到 “ 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时， ” 那胖子潇洒地一举文明棍，几个男同学一拥而上，把那演 “ 娘 ” 的女同学生拉硬扯拖下了场。以后这一场景在学校广为流传，大伙儿经常背着老师，在哄笑声中重演这出 “ 抢走了我的娘。 ”

“ 忆苦思甜 ” 时间长了，有时也会忆出些麻烦来，记忆犹新的是我在部队时，老兵们指名道姓地告诉我，有一回某新兵连集体忆苦，有位新兵边哭边诉，他父母饿死了，他姐姐饿死了 …… 凄惨的痛哭声感染了许多人，全连官兵的眼泪都跟着他一个人飞。于是连里专门派了文书来帮他整理材料，想送他到团的诉苦大会上去典型发言。不过文书详细询问之后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说的那些个事情，全都发生在刚刚过去的 “ 三年自然灾害 ” 时期。

---王晓明：“忆苦思甜”众生相

翻开血腥的历史需要勇气 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 1980 年 12 月 22 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 “ 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 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 “ 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 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 1984 年 5 月，陆续抽调了 1389 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

道县杀人事件 …… 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涉及 10 个区， 36 个公社， 468 个大队， 1590 个生产队， 2778 户，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逼迫自杀 326 人 ……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 10 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 “ 放排 ” ）。

4 、炸死（又称 “ 坐土飞机 ” ）。

5 、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 、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 “ 下窖 ” ）。

7 、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 、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烧（含熏死）。

10 、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

1967 年 …… 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 “ 北京来电 ” 和 “ 特大喜讯 ” ；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赶尽杀绝 莫名冤死者众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 “ 干什么的？ ”“ 什么成份？ ” 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 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 22 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 194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 1949 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 “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 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 “ 最高法院 ” 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份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 “ 母病速归 ” 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 “ 发地皮疯 ” 。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1967 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 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 “ 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 ” 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 …… 孩子们 “ 轰 ” 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 “ 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 ” 的口号，到处是 “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 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 “ 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

街上贴出了 “ 为革命吃河水 ” 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 1967 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

---章成 遇罗文：比南京大屠杀还惨烈 潇水河沉重的记忆

胡平：刘文彩办学校

1941 年夏天，当新公馆竣工后，刘文彩见安仁镇上只有一所私人办的小学，孩子们上中学，要到几十里外的大邑县城，就决意要为家乡办一所中学。这项工程到底要花多少钱，似乎开始他并没有谱。他对有点担心的手下人说：干吧，丢掉二千亩地，天不会掉下来，等于我将来少给他们四弟兄 （指刘元龙、元华等四个儿子）每人五百亩地……但有一条，他是明确的：要就不办，要办，就要创办一所第一流的中学！

镇上街南面的场口，是一片稻田，散缀着罗、李、杨三姓的坟地、屋基。刘文彩在此选定校址后，凭一套优惠办法，调动了农民搬迁的积极性：他用二亩地换此区内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换区内的一间屋。搬迁户中有一个叫陈启贤的小农，区内有地 10 亩，刘文彩本该换给他 20 亩。恰恰此时手里的地契无零票了，最小的一张都是 40 亩。刘文彩是个急性子，建学校要办的事太多，何苦再费心费力派人去县上换票找零？这 40 亩地便干脆拱手相送了。其时以为不是“总办”在做梦、就是自己在做梦的陈启贤，哪里知道“总办”送过来的，其实是一顶“地主”帽子，自然这是后话。

在大邑、安仁镇上，还找不到建筑工程的设计人才，而且一般的还不行，在刘文彩眼里，要找就要找至少是四川省里最好的。真是天成其美，邻近的崇庆县有一个军用机场，国民政府在机场有一个专家组，他们的使命，因机场就要改址而推后了。这个有着二十多位工程师的专家组，便被刘文彩“‘打劫”来，为这片总面积为 120 亩的未来学校的模样勾画蓝图。图纸交付之日，老公馆里张灯结彩，那是镇上的老人至今还记得的一回盛宴，从崇庆请来的上等厨师就有三十多名。刘文彩举杯向每一位工程师一一躬身致谢……

施工中难度最大的是建大礼堂，它长 28 米，宽 23 米，面积约 650 平方米，房顶不见一根横梁，全用钢材焊接，取样于华西大学礼堂。在当时的四川境内，在其不凡的气势和工艺的先进上，这两个堪称姐妹的礼堂均独领风骚。刘文彩在购置了上乘的钢材后，请来施工的又是成都技术最好的队伍。……

1944 年 12 月，历时三年多建设的“私立文彩中学”，终于竣工。

学校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可容纳学生 400 名。从校长，到各科教师，均以高出一般中学双倍的薪水，去成都等城市择优延聘，抵校后均住独门独院。校园布局井然，环境优美， 46 幢新舍掩映在绿树丛中，居中是大礼堂，旁边是图书馆。校园西面，为一个周长 300 米的篮球场。在乡民齐乐、群贤毕至的开学典礼上，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评价道：在现在全省的 630 多所学校里，综观规模和形式，“私立文彩中学”当数全川第一校。清王朝的最后一名探花商炎夔是成都人，题写了校名，六个字笔挟天籁、风骨苍润。为了这所学校，刘文彩花费了 3. 5 亿多圆国币，按当时的黑市汇率，可折合美金二百万元以上，这项投资远甚于新老公馆。据说，此后的刘文彩，大抵上也就是一个花架子了……

他训示家人，又勒石立碑于校园，以告知社会：从文彩中学注册起，全部校产与刘氏家族就不再有干系了，刘氏家族惟有监督权。于是，他又多了一个“上班”的去处，他担任了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属于教学范围的事，他不懂，交给校长管。但行政与财务范围的事，多由他说了算。安仁镇上跟着刘氏家族发迹后置地建房的不少，但家境贫寒子弟亦不少。后者中谁免学费，或免一部分学费，谁免学费外再颁奖学金，其名单最后由他裁定。

他还决定过购置一辆校车，当时社会治安不好，平日倒没有青皮泼少敢来学校捣乱，但他担心出了校门后会有意外，校车专门用于周六、周日送师生回家、返校……

从土改到文革中，刘文彩的恶劣形象一步步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风光了 10 年的 “ 冷妈妈 ” ，她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 “ 忆苦思甜 ” 报告，到水牢、 “ 收租院 ” 等处现身说法。据不完全统计， 1977 年之前，冷月英在省内省外所作的 “ 忆苦思甜 ” 报告近千场，听众 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安仁刘氏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 水牢 ” 。水牢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1954 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 “ 农业合作化 ” 展览， “ 典型化 ” 地设计出冷月英 “ 解放 ” 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1958 年阶级斗争升温，便全盘照搬 1954 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 “ 阶级斗争活教材 ” ，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此 1981 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 70 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 “ 水牢 ” 刨根究底。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 “ 水牢 ” 的报告》。内称 “ 综合人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 ‘ 水牢 ’ 是缺乏根据的 ”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冷月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1988 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 “ 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 ” 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 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