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朝鲜战争
1951年，18岁的父亲穿上军装，打了3发子弹，丢了一颗手榴弹，训练到此结束；同年入朝，进入一座巨大的兵营，车站是兵，路边是兵，山上是兵，山下是兵，到处都是兵。
新兵发了两套衣服，部队动员他们发扬风格给老兵一套，老兵穿得比叫花子还烂。没地方洗澡，身上虱子一抓一把。等他们成 了老兵，也是一样。睡树叶子、吃炒米，关节炎、胃病就是这么来的。
一次战斗，还没看见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下来，100多人剩了父亲他们7个。
一次炮火袭击，参谋长喊他快卧倒，捡了条命，参谋长被炸飞，父亲找了半天，找回一锹残骸。
朝鲜冬夜奇冷，父亲他们班冻得实在受不了，点燃新胶鞋烤火、烧水，暴露了目标；听见动静不对，父亲反应快，滚到沟里，又捡了条命，几个战友都被炸死。
你杀死过美国兵没有？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看战争片，我说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这是电影。你见过美国兵没有？战场上都是硝烟，哪里看得清，朝里面开火就是了.
父亲（没记错的话他在12军34师100团）说，在朝鲜只见过两次我们的飞机。
有空就打扫战场，对战争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激烈的砥平里，志愿军战斗间歇搬运伤员、尸体，美军没有开火，除了人道主义骑士风度，也是因为如果不处理成片的尸体，非常影响士气，还容易传染疾病。
战友送给父亲作纪念的三八刺，哥哥爱不释手。对子女一般都很将就的父亲，态度非常坚决地把哥哥心爱的刺刀给了别人，生怕他拿去闯祸。和武器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的感受有些复杂。离开部队，没有了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床头下多了一把磨得雪亮的开山斧。
生活平静如水，与世无争的他，又没有金银财宝，有啥好怕的呢？或许，参谋长的呼喊和炸弹的呼啸不时还在耳边回响，眼角偶尔还会反射刺刀见红的血光，战友绝望的呻吟还会在某天凌晨突袭他的梦境，触手可及的武器成了噩梦的最佳伴侣。
父亲2008年走了。
母亲只要一念叨爸爸，我就安慰她，知道爸爸买彩票为啥从没中奖？因为真正运气好的人，从不浪费自己的运气，全部留到性命攸关的时候用；能从朝鲜好手好脚地回来，天大的造化啊，比那些死的伤的强到天边去了。
---作者：西风独自凉
消灭麻雀
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 ，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
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我们小学生也被卷入“疯狂之中”，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为了完成 1070 万吨钢铁产量，我所在的小学也承担了不知炼多少吨钢铁的“死任务”。我记得，在学校一排教室的一侧，老师们用耐火砖砌了一个两米高一米直径的土“钢炉”，老师命令我们每个小学生放学后走街串巷拾废旧钢铁，每天 上学交五斤，交够的表扬，交不够的批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所有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收拾废铁，哪有我们小学生捡的。为了不受老师训斥，也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名字被贴上小红旗挂在学校的墙报上，我把家里各种多余、不多余的铁质用品用具统统收罗出来，拿到学校上交老师，勉强完成任务。由于我们小学学生众多，交来的“废铁”也堆成了一座小山（在孩子眼中）。
一天下午，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五六年级学生郑重其事的开炉炼钢，先在土炉内用柴火点燃焦炭，鼓风机不停的吹，老师和同学们把废铁依次往炉内投放，烟熏火燎之下，参加的人脸上乌麻六道、身上汗流浃背。然而每个人脸上像喝酒喝得微醉般兴奋无比。据说炼到当天午夜过后出钢，每一个参加者累得半死。第二天我们上学看到钢炉旁一堆灰黑色牛屎般钢渣。这就是用了几多耐火砖、几多劈柴、几多焦炭及不知多少度电和几十人劳动一天一夜炼出来的钢铁，它也被统计在当年中国钢产量中向北京报喜。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 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周恩来：“注意点吃相！”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 、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 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 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 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中共的“输出革命”的黑手还伸到了欧洲和大洋洲。对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大举金援，以求实现世界一片红。毛泽东这一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他们就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 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在本书中有一份提名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档案，就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拢一批异邦小兄弟，寻找和培养国际共运的新战友的心态。毛在这个批示中说：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换句话说，这些“马列”党是否真的坚信马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朋友、战友们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背书捧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为这些国际小兄弟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而喜出望外，他们在拜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
出尔反尔的外交政策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明确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但是从本书中“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 （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对自己对缅甸政府的承诺一直阳奉阴违。在中共的武器弹药、粮食人员的大力援助下，缅共武装曾一度建立了上万军队和上百万人的根据地。受文革的影响，缅共也在党内大搞路线斗争，成立“红卫兵执法队”,批斗并杀害不同派系的干部。毛泽东对缅共的极左路线大力支持，1967年还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因为承袭中共的种种文革政策，缅共不断分裂，最后败亡于内斗和叛变。而1971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关系，又对缅共出尔反尔，大大削减了对缅共的援助，结果使残存的缅共游击队以贩毒为生，真可谓“毒害无穷”。
应当指出的是：从为北京援助的红色游击队沦落为毒枭、或以绑架暗杀为生的恐怖组织，缅共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为国际社会熟知的还有菲律宾的毛共“人民军”，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军，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光辉道路”等。“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
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 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 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他们开始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
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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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无可回避。
有一位当时出自崇文区的遣返对象的子女白玉福回忆说：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 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金汕等：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 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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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
---陶渭熊：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 晚上 10 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 . 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 5000 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前外交部部长)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 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现在再来看看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运用数字的。
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队伍。毛泽东几乎每次都提出一些划分的比例，但这些比例是根据什么推算的呢？人们不得而知。
1952年的三反五反，毛泽东谈到私人工商户类型时，定出守法与违法户数的比例，具体而言，“在‘五反’目标 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这个数字是调查后得出的，还是调查前得出的？不得而知。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比例去进行“调查”和划分，甚至层层加码。仅广州一地，220个行业，4.7819万户工商业者，无一漏网。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竟达4.2446万户。
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的“打虎”成绩很不满，他说：“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20只，中小老虎180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仅3天以后，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系统的老虎数字，又翻了几翻了。他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5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老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他是根据什么认定中南军区有5500多只老虎呢？不得而知。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在7年内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7年内修好各种必要的道路；在7年内扫除文盲，每个人要认识1500～2000个字；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和电话网；在7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在7年内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和猪瘟；他还想在7年内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苍蝇和蚊子。乌鸦是否也要消灭，他有点犹豫，他说：“此事尚待研究。”计划十分宏大，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7年之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6年，不是8年，而是7年？
人们仍然不得而知。
毛泽东很喜欢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有时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写道：“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同一个月，毛泽东在广 州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发言提纲中，有以下记录：“15年能否超过英国？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他又回到15年了。
但仅仅一个月后，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7年、15年、25年，这些都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数据，也没有经过调查论证的，很多时候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愿望，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气助词。比方说，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
这样提时限，弹性如此之大，究竟有什么依据？5年有什么依据？6年有什么依据？7年、8年又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草案没解释。而毛泽东又在“六十条”中，加以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也就是说，一个也许要8年才完成的规划，变成在3年内要完成。而这3年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同样也是没有解释。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 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文革是土改延续，是思想革命，与土地革命呼应。在今天执政者看来，文革只是有些失控，被部分执政者利用，以打击其他执政者。而思想革命初衷，与土地革命一样，没有结束。文革，并没有结束。土改，也继续深化。
文革作为人类历史第一大惨案，却不是凭空产生。文革是一场大风暴，风暴的酝酿过程却贯穿了几十年，肃反，抢救运动，土改，反右，清四害，大跃进。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为文革的总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革虽然结束，但文革思维仍然没有从中国绝迹。文革卷土重来借尸还魂却不是耸人听闻。
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 “ 土改 ” 难辞其咎。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同志们，逃呀！”
此时他已是军部的作战科长，常和西路军高级领导人接触。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听见隔壁屋子里，西路军的领导人李先念等人正在用洋磁碗分金子，他知道他们要逃跑了。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你们有金子，我早已准备了一些。”他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备马。不久，敌人追赶过来，李先念等人 大喊：“同志们！冲呀！”他也大喊：“同志们！逃呀！逃得脱你说逃呀！”……
听到这里，我们无不哈哈大笑。
他说最后冲出来的，只有 400 多人，幸好当时党中央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联系，盛世才派了十辆汽车把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故事讲到这里，已是凌晨 2 点钟，大家休息。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 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