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过饭。我在银川实在饿得受不了，跑到兰州。兰州比劳改队还饿，满兰州站几千个要饭的。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女娃娃，看起来像 15 、 16 岁，就问人要饭。我当时觉得奇怪，我们总是问“同志给一点吧”，他问“你要不要”。

我那时候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凭手抠，抠下来像羊粪一样一块块黑 颜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蹲得站不起来，所以我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抠一抠，然后再站起来，就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了。原来，问他要不要，是要这个姑娘卖淫。那个时候，男人饿，都不能勃起啊，干部也饿，都没那个兴趣，就全身摸摸，然后给那么一块小饼子。

这一次，我哭了。你说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写实话。经历过这些之后，还写得出诗吗？没有任何诗意。俄罗斯人经历过苦难还能写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饥饿。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问：那你的性启蒙是怎么完成的？

张贤亮：那些年，我已经 30 多岁了。农场里有个猪倌，旧社会当过连长，他 40 多快 50 岁了。那时候家里都吃不饱，喂猪的不是有好多菜叶子吗，就有个小女孩， 13 岁，每天提着菜篮子来找他要点生菜叶子。来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亲亲她，女孩也不拒绝，然后就 弄起来了。两个人的性关系从她 13 岁一直保持到 17 岁，后来被发现了，要枪毙人。结果小女孩一口咬定不是强奸，是自愿的，甚至还愿意嫁给他。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性。他被判刑十年。斗争会开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劳改队去，晚上他跟我住一个房间，我都要睡觉了，他跟我说到快天亮。说的是他这三年和女孩的故事。他说他这一辈子也不冤了，反正在这儿喂猪，到劳改队也喂猪。

闻所未闻。我从来没有跟女性接触过，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吃过糖，就知道糖非常甜，弄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说性多么舒服、怎么有趣，我听得目瞪口呆，一点没引起我的性欲。我说该睡了，他说不行，还把我摇醒，因为他进劳改队就不敢说这些话了，那是最后一次，非要找我倾诉。现在回想起来，那写下来简直是一本淫书，比《肉蒲团》还《肉蒲团》。

---雷晓宇：访谈：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

过草地

他讲的过草地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革命英雄主义。他谈得很平常，但却很真实。他说草地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呼吸困难头昏脑胀，全身无力，高山反应十分强烈，一些人倒下了也没有人去扶持，甚至有人骂见死不救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走不动了，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死亡。一些人背枪的力气都没有，就把 枪甩掉。他说“草地上丢的枪多得很。”他还说草地上经常下冰雹，只要大声说话，鸡蛋大的冰雹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是“闯了鬼”。他们解释不了这种自然现象。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

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

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听老红军讲革命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一位 15 岁的初二女学生。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

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 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

想不到的，这样一位出色的儿童团长却险些被砍了脑袋。

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

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他还谈到一些村苏维埃主席在瓜分地主财物时很自私，把好东西分给自己，被群众揭发，也被杀了。

他谈的只是革命内部的杀戮，对于外部“敌人”的屠杀，还要残酷得多。我到南江工作时离红军撤出通南巴不过 20 多年，时常听到一些当年的情况，例如跑红、万人坑等。所谓“跑红”，就是因躲避红色恐怖而逃跑。据说当年跑红的难民，成千上万。而万人坑，则是每个场镇附近都有－－把人砍杀之后抛弃尸体的沟壑坑洼，我们学校侧边就有一个。

---作者: 陶渭熊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我说：「毛 泽东同志，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

被“小米”征服

这一回，萧军真的卷铺盖走人了。也许是得益于他始终保持的“自由人”身份，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特批，他恐怕是在“整风”宣告结束前，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文人了。

1943年11月8日，萧军他携妻带女，赶着五匹牲口，冒着立冬日的雨雪，举家迁到了距离延安有一百里地的川口农村。住破窑洞 ，自己打柴、担水、磨面、做饭，开荒种菜、接生孩子、伺候产婆、洗尿布、借粮、讨菜……

正是在这个荒僻的村野，萧军完成了自己“审美观”的转变：早先，他把身躯病弱但精神世界丰富的萧红，视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并且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此刻，一个美丽、端庄而成熟的文盲妇女，却成了他心目中的“圣母”。

同时，他也目睹了所谓“解放区”的基层政权，不过是被一群“流氓”把持，而农民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被一些革命的痞子 和奸细吃了”。他更亲自品尝了做一个真正农民的辛酸和暗无天日。1944年1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妻孥、革命、文学……我全要忠于他们，也全被他 们所击！”

此前，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中，丁玲曾向他的“独立性”发起攻击，说共产党离开他固然是损失，但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萧军也针锋相对地作了回驳：“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就灭亡”！

辩论的结果，是萧军拂袖而去，丁玲却收获了嘘声。

但是，这一回，萧军真正地感到了自己先前的豪言壮语是过于浪漫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一旦脱离了毛泽东发给的“小米”，不是自己将获得解放并创造新生活，而是贫穷的生活将改造他、重塑他，直至地老天荒，自生自灭！

他终于懂得了党对他的“苦心”。而这一回，是党赢了。

萧军原先准备至少在农村住两年，但结果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开始“要挟”党了：党若再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将不顾党的颜面，不惜以讨饭的姿态走出边区！

这一回，是你自愿要回来的啊！毛泽东于无声之中，就征服了这个硬汉子。他最懂得，没有延安发给的“小米”，文艺家有再大的本事，也翻不出他如来佛的手心。

---陈小雅：萧军眼中的毛泽东——读萧军《延安日记》

樊立勤谈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是毛泽东决定江青的态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江青决定他的态度；是江青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江青的。（中卷页94）

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

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中卷页239）

极左路线的根子在毛泽东不在江青。（中卷页252）

今天在宣传中，把毛泽东与江青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割裂开来，是不顾起码的事实，是完全不实事求是，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与江青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事情。（中卷页324-32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这是一位戏曲艺术家的回忆，有关于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夜生活！

1962年起，我新增了一项被“传差”的使命:不断被召进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演唱。“传差”常常在半夜，专人上门，汽车接送，晚间方去，凌晨始归，一切围着毛泽东的夜生活转。有时同去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艺术家，侯宝林就曾碰过面。

我们的演 唱大多在舞会上，为毛泽东消除工作疲劳。中南海常在夜间为他一个人举行专场舞会(据说毛泽东最喜欢跳舞和听戏)。舞厅不算小，乐队伴奏齐全，有十来个年轻女性坐成一排是伴舞者，为首的那位主要是陪毛泽东跳。其余分别陪特请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跳，跳舞的人不多，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是为毛泽东跳舞烘云托月。每支舞曲很短，约一分钟，据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避免过累。我们的任务是:在跳舞暂停、毛泽东休息抽烟时，我们便佐以文武场面进行清唱。舞曲再起，他又迈着方步跳起来，我们则在旁休息，等着下一次表演。

平心而论，毛泽东还是平易近人、尊重艺术家的。我每去，他都握手招呼，有时还让我到他身旁谈话。我每次去都要唱上很多段，他最爱听的是《贺后骂殿》，故每唱必有此戏。有一次，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旁边也没有椅子，他一指让我跨坐在沙发扶手上，问我今天唱什么，我说准备唱一下我最近新排的《苗青娘》里面的一段二黄慢板，给您听听。他问，这出戏是讲什么故事的？我便轻声地把此戏的梗概讲给他听。他很高兴:“这是大义灭亲嘛，这戏很有意义！”于是又让我把唱词写出来，以便对照着唱词欣赏。

侍卫长李银桥把我领到隔壁一间摆有文房四宝的房间，并让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我用毛笔把唱词写成核桃大小的字，毛泽东一看，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嘛，词也编得好，看来你是读过书的。一些老戏，像《武家坡》、《贺后骂殿》，我都熟，用不着看唱词。新戏就不行了，看不到唱词，我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就没意思了。”说完，他对照了唱词，再闭目凝神地听我演唱。我唱完了，舞曲又响，他站起身来对我说:“你也跳嘛！”我摇手说我不会。“不要客气，哪有不会跳舞的？”就让专陪他跳舞的那位女士跟我跳，他却和另外一位跳起来。恭敬不如从命，可谓受宠若惊了。

舞会上，我从未见过其他中央领导人。只有一次刘少奇来了，进门后也没有同毛泽东握手打招呼，坐在离毛主席专用沙发较远的地方，他只听只看而不跳。过了一会儿，有人过来叫我:“少奇同志要接见你。”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回答他的问话，他的态度很和蔼也很客气，刘少奇坐了时间不长，站起身走了，离去时两位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仍然未打招呼，彼此视而不见，没有讲过一句话。我以为莫非这是中央的规矩，但心里总觉诧异。后来“文革”骤起，风云陡变残酷无情，我才解开疑窦。

---赵荣琛回忆六十年代初期为毛主席演唱的一幕

《共产党宣言》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 第477页

工人领袖如果利用、依靠流氓无产阶级

就是运动的叛徒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Ｍｏｒｔａｕｘｖｏｌｅｕｒｓ！》 ——“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第16卷第452—453页

流氓无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

城市居民群众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又一种——农民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另一种——文化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辽宁出表演艺术家 — 辽宁赴西藏插队落户知青在途中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

---蒋少武《岁月记忆1966-1976》

《鳳凰週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麼？

高華：毛是歷史上那種“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謂“君師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無敵手，即便應對世界超強蘇美兩國的領袖，也是遊刃有餘，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著泳衣會見赫魯雪夫；在自己的書房等待尼克森的覲見，此正適合中國人根深 蒂固的“英雄崇拜”和“華夏中心”的心理。中國農民不理解，也不會接受華盛頓，但肯定敬畏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的許多情況下，統治者越強硬，統治手段越淩厲，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當然有一個底線，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為中國人只崇拜強者，勝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統治風格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這種心理需要。

《鳳凰週刊》：“毛氏思維”是否還在民間延續？

高華：“毛氏思維”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很難幾句話道明。在民間，“毛氏思維”是被簡化的，擇其要者：（1），別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敵之道是可以不擇手段的，（3），鬥爭是絕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兩極對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動，尚武力，輕言辭，以成敗論英雄，勝利是唯一價值，成功者、勝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維”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在中國有廣闊豐富的土壤，其來源：（1）在經驗基礎上的古代統治術及其民間表達形式，（2），底層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積澱。

---高华访谈：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I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 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路向，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

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 “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 课“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 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 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模方面几达化境，终 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 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 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 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 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 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 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高华: 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即批彭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即揭彭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单少杰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

只言片语都是史料

在李志绥的长子李重代他父亲领奖时，评选人陆铿好奇地问李重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李重在致词时说，他的名字被江青和毛泽东都问及过：一次是在北戴河，江青问他为什么叫李重，并不等回答就自言自语地说，“重重迭迭，你的弟弟应叫李迭。”而李重的弟弟叫李二重，确实也是重迭的意思 。1971年林彪事件时，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而这样的小故事李志绥的《回忆录》并没有采用。也许他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但历史学家却可从这样的小事上观察研究毛泽东的怀疑症状已到何等程度。

李重在聊天时还提到，他父亲一直服用强力安眠药。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提到毛泽东、江青都一直大量服用安眠药，但没提及他也是如此。据李重说，中南海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吃安眠药的，杨尚昆、汪东兴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都是安眠药长期服用者（报端不久前还有卓琳因为过量服用安眠药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报道）。中南海那种诡秘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红墙内的所有人都神经紧张，很少有人不失眠。李志绥1988年来美后，经常让朋友从北京给他捎来“速可眠”等药，因强力安眠药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美国医生一般不准人使用。而普通的安定、安宁等安眠药物，李志绥吃了已不起作用。李重说，他父亲有时正吃着晚饭，突然“扑通”一声就从椅子躺倒在地上，睡了过去。李志绥为了晚上能尽快入睡，在晚饭前就把“速可眠”吞了下去，有时药劲儿来得快，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中南海大墙内人人靠安眠药入睡的“小事”上，人们也可对中共内部的“神经紧张”窥见一斑。

李志绥一生从医，不是史学家，虽然他可能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经历的哪些日常政治活动和观察对历史学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知道的比他写出来的不知多多少倍。因此他的书稿被一再耽误出版，导致他没有充分信心和精力去写作第二本或第三本，实在是中国人的巨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回忆录》的三分之一被删掉

李志绥的《回忆录》由兰灯出版有它的优势，因为兰灯是美国著名的大出版社，将此书同时出版了14种文字。但也给李志绥这本书带来损失。例如稿酬，只给了50万美元。这在美国出版界并不是大数字，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尔将军离职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内容并无惊人之笔，预 付稿酬就是600万美元。对李志绥的书的历史价值和销售效果，兰灯出版社是清楚的。该社总编辑埃伯斯坦（Jason Epstein）说，“世界历史上，在一个独裁者身边达22年之久，除了李志绥，找不到第二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兰灯出版社仅见到这部书稿的头两章，就立即拍板，并嘱李志绥不要再与其他出版社接洽。李志绥几次在中文出版上踫壁，显然对于兰灯能同意出版心存感激，不仅在稿酬上没有讨价还价，在保留中文版权上也没有坚持。据李重（李志绥的长子）说，该书的翻译费要李志绥自己付；英文改写费李志绥也要负担一半。

由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系统所属的“时报出版”出版的此书中文本，是该社向兰灯购买的版权，然后译成了中文，并不是原来的中文原稿。这里的损失在于，李志绥的中文书稿在改写成英文时，被兰灯出版社删去了三分之一。而根据李志绥与兰灯签署的合同，此书的中文版只能据英文版翻译，不可以将删掉的三分之一原稿再出版。删掉的三分之一内容到底是什么，读者无法知道，根据合同，这些原稿的版权已永远属于兰灯出版社，而该出版社不会再将这些原稿出版。据说兰灯出版社将来可能会将这些删掉的原稿放到美国的一家图书馆，但禁止做商业性使用。

另外，由于此书是“时报出版”自兰灯买的版权，因此不论此书中文版卖出多少，李志绥都得不到中文版的稿酬。而仅在纽约中国城的一家规模不大的“世界书局”，就已经卖出了一千多册。该书店的经营者说，就个人著述而言，李志绥的书是他的书店卖出数量最高的。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据李志绥在《开放》上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早于89年11月就已写完。该书于94年10月才得以出版，中间隔了整整五年。，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这本书早几年出版，李志绥就会着手写第二本书，也有可能写出第三本。他去世前，正在写作第二本书，书名是《中南海回想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拖延出版，直接影响了李志绥的继续写作。而他的“继续写作”没能实现，使中南海的很多秘辛未及曝光，实在是中国人的一大遗憾，更是研究毛泽东和共产世界的历史学家们的重大损失。

李志绥的书的出版过程可谓一波三澜，被一误再误——

第一误出在名记者陆铿身上。据陆铿说，1989年7月在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的祝贺陆铿70寿辰聚会上，原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支局长吉田实曾对陆铿说，他刚刚从芝加哥赶来，在那里拜访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当时被几百人祝寿声熏得飘飘然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陆铿回忆此事，追悔莫及，认为是做记者的失职。他说，如果那时接触到李志绥，不仅可较早地访谈出中南海的秘辛，还可以帮助李志绥的书早日出版。按时间推算，陆铿在得知李志绥在美国的消息时，《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已写有一半。事隔五年，即1995年初，陆铿在洛杉矶才与李志绥第一次见面。李志绥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当年从日本记者吉田实那里得知的。

第二误出在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身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文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李志绥曾寄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一封申请信，询问能否支持他到普大来写作一本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书。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已有“中国学社”，给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但余英时却拒绝了李志绥的申请，认为“由普大来支持这样一种写作计划是不恰当的。”按时间推算，李志绥给普大写信时，他的书已写了一半。如果当时余英时能够支持这一写作计划，这本书的中文版早就会问世。

第三误出在台湾的名出版社身上。李志绥在洛杉矶接受陆铿采访时抱怨说，他的书写好后，转辗半年，都找不到一家中文出版社肯接受。他曾将书稿投给台湾联合报出版系统，但不受欢迎。最后勉强同意出版，但答应给的稿酬，少到像是要羞辱作者的程度。陆铿不久前在台湾探访到此事内情：李志绥的书投寄给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该社属于联合报出版系统。但当时的联经出版社负责人刘国瑞认为此书和《达赖喇嘛传》差不多，没什么意思，最后退了稿（不知刘指的是哪本达赖喇嘛传）。联经出版社是台湾著名的大出版社，它的负责人视这样一部有历史价值的书为没意思，实在是缺乏中国政治知识的常识。即使从市场销售的角度，这位负责人也是专业水平太低。

第四误出在英文出版上。李志绥的书写好后，找中文出版社几次踫壁，最后才找到美国兰灯出版社（Random House）谈妥。在该出版社几经挑选下，此书中文原稿由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学教授戴鸿超翻译成英文，最后由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进行英文改写和增删。但这种“搭档”翻译和改写对李志绥书稿的原始质量有一定影响。一是戴鸿超来自台湾，对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背景的了解总是隔了一层。而石文安虽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书，但她不能直接熟练地阅读该书的中文原稿。当然，美国的很多所谓“中国通”都是看不懂中文的。不能直接、大量地阅读中文报刊书籍，借助于别的语言来间接地研究错综复杂的共产中国，这种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往往大打折扣。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汉语水平，导致他们经常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错。这也是他们有时被人讥为“中国不通”的原因之一。

1994年10月，石文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就此书内容做演讲时说，此书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出版，是因为兰灯出版社要对书中提到的与毛泽东有过“性事”的女性名字进行法律处理，以防将来吃“诽谤”官司。但此书问世后，人们看到书中提到的这种女性名字很少，其中谈论毛泽东私生活的文字也只有二十多页，仅占全书六百多页篇幅的三十分之一。所以“法律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英又互译、又改写、又增删，同时英文编辑又无法直接阅读李志绥的中文原稿，都使该书拖延了很多时间。

---李志绥的书为什么一误再误

作者: 曹长青

不满ＢＢＣ制毛片

李医生最不满的是ＢＢＣ制作的关于毛的新闻片。他说：“ＢＢＣ访问了我四个小时，结果采用了三分钟的谈话。而且把性作为重点，实在荒唐！毛泽东不但是个暴君，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之人。他的性格极为复杂，外人难以捉摸，正如江青说的：‘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那一 个能斗过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告诉李医生，现在传播媒介商业化的趋势愈来愈严重，谈“性”似乎是有效的媚俗手段。不过，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他们在中国大陆推行禁欲主义，而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却是极为荒淫的纵欲者，这是一个深刻的讽刺。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

听话是生存的诀窍

读者问李医生在毛泽东这个暴君身旁能生存下来，有什么诀窍，他答：“诀窍就是听话。”引起哄堂大笑。他并补充说；“在毛身旁，他说东，你就东；他说西，你就西；不要别出心裁，自耍花招。”李医生还引用了初到毛处毛说的话：他（毛）如果有什么病，要向他解释清楚；他了解，同意治，治不 好，他们（医生）没有罪，如没有向他讲清楚，自己去治，治好了，也有罪。所以弄得医护人员都战战兢兢。

李医生也提到了毛有风趣的一面，一九五五年李替毛检查身体，发现六十二岁的毛已丧失生育能力，毛的反应是∶“那我不成了太监”。李医生当即向他解释了性能力与生育能力是两回事。李还曾见到毛为警卫员代写情书。

另一个事例，反映了毛的拗脾气而且善于诡辩，比如李和其他医师针对毛从不刷牙这一点劝毛刷牙，毛反问他们∶“（老）虎刷牙吗？”又如彭德怀在庐山给毛上万言书，毛以之印发给会议出席者，彭问毛为什么要把给他的私函公之于众，毛的答复却是∶“你没有在信上说其他人不能看。”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

有人向李医生提出医德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医师暴露病人的病情，是有亏医德的。李医生的答复是∶“为毛保守秘密是对毛一个人的德；但从十二亿人的德考虑，从中国的前途考虑，为历史留下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李医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谈了我读他的回忆录的感想。我说，他的回忆录为“绝对权力，绝 对腐化”提供了一个现代的例证，毛泽东的意识和作为，凸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十二亿人只准一个脑袋自由思考，结果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整个民族遭受精神奴役的创伤，西方有一句带有宗教色彩的话∶“所有人都活在上帝的思考里。”而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从总体来说，也是生活在共产党制造的上帝毛泽东荒诞的梦想中备受煎熬。“你的回忆录，既反映了暴君的残酷成性，又反映了百姓的良知未灭，中国人认识了共产主义制度是死路一条，最终会摒弃这个该死的制度。根据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大家终归能找到一条自由的民主的光明大道。”

---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德考虑

——李志绥医生谈他的回忆录

·陆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