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范例

文革中，我因为出身不好，女友写来的情书常常被组织截获后审查，为此我多次受到土建工地书记的责骂，他说我的女友有严重的小资情调，公司已向她的单位发出公函，要求对她施以革命教育。后来，他把爱人写给他的情书拿给我看，想让我从中受到启发。那封情书至今还被我收藏：

“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列宁说： “ 从来的爱，都是一定阶级的爱；从来的恨，也都是一定阶级的恨 ” 。我们 “ 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 ” ，是沐浴着党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召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助李家沟修 “ 大寨田 ” ，由于开展了 “ 抓革命促生产 ” 锦标赛，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工地上，一辆辆小车推得飞一样的快。想到我是基干民兵，又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就主动提出参加 “ 青年突击队 ” ，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累活，公社工作组的王书记到我们工地上来检查，还特别表扬了我。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现在春节刚过，地里活不多，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只是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还得查字典对着看，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透，对毛泽东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 年 8 月 20 日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无奈”的《宪法》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 、刑法来维持秩序。”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

---尹曙生：公安部门“大跃进”的台前幕后

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 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反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

问：当时你也很激动？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周有光：不是很激动！因为我们经过抗战，那个时候我们青年都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专制，国民党专制都从苏联来的，也是学苏联的。苏联那个时候很厉害，它一手抓国民党，一手抓共产党，很厉害的，害了我们，现在人家结论，中国的倒霉事情都是苏 联来的，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害人者。

---周有光采访录

新俄国史：列宁是德国特务

周有光：现在俄罗斯出版一部《二十世纪俄国史》，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可是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这本书，过去苏联的历史材料都是错误的，已经证明不是事实。这本书组织了俄罗斯四十个很好的历史学家来共同写的，他们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首先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列宁从 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德国人拨出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黄金，资助列宁革命，来破坏俄罗斯。

---周有光采访录

“红领巾钢铁厂”

1958年，为“让钢铁元帅升帐”，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城市乡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12所小学，联合建成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新华社10月25日电讯称，这个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土炼钢炉和两个小转炉，可日产钢40吨。自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一个月 中，已产钢130吨，“产品质量良好”。参炼的小学师生4700多人，常驻工厂的201人，其中117人为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在校生，且都是少先队员。有4个少先队员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任车间正副主任。“红领巾钢铁厂”，名副其实。至于七八岁的低年级小学生，则在厂外干辅助活，如拾废铁，淘铁砂，拣木柴，收瓦缸片之类。10月20日，西工区12所小学全部改名为钢铁小学，师生们决心在年末70天内，超额完成产钢1500吨的任务。

小学炼钢“树起一面红旗”的洛阳“红领巾钢铁厂”，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临工厂参观，还开了座谈会。听罢汇报，康生对于小学生“成为我国最年轻一代的冶炼工人”大加赞扬，夸他们炼钢、上学两不误的“方向对头”，“真正是模范小学”。康生要求全国各地小学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炼出的是一砣砣毫无用处的死疙瘩；康生别出心裁，还要“炼人”，那能“炼”出什么样的“人”呢？

---乐朋：“大跃进”岁月的荒诞奇闻

看民国年间的县长考试

民国时期的选拔县长考试，那才真的叫上考天文地理下考民情断案。不过甜头也不小，考上了就上任当县长。

1925 年湖南省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论题：《宰相必起于州部论》

2. 策题：《问区田防旱，自汉至清皆有成效，今尚可行否》。

3. 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

4. 地方保卫团，于地方警察，根据法令，究以如何设施为宜；

5. 今岁城南北大火，其发火地点，因煤油商店贮藏煤油甚多，以致火势蔓延，不易扑灭。政府对于煤油商店之开设地点及各种设备，乃以命令取缔之，煤油商人因此项取缔命令，蒙营业上之不利，援引宪法上居住自由及营业自由权，呈请政府收回成命，应如何处理，试批判之。

1928 年浙江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国家经营事业，开始计划时，须根据何种原则，试列举说明之。”

2. “我国主张沿海岸应设三个头等港，试略述其位置及其与国内国外之关系。”

3. “菱湖南浔乌镇琏市诸镇，为何出名。”

4. 有甲乙两人，因与己庚有仇，邀约丙丁戊三人，持械同往杀害。戊中途畏惧不行，及至己家，己适外出，甲乙将其妻女殴伤，丙丁阻止无效。旋至庚家，庚被杀伤未死。嗣经警察追捕，丙丁逃逸，甲乙抗拒警察，情急用枪，将乙击毙，甲就获。丙丁越日自首，戊亦被警察案究。应如何分别论断？试拟判词。

1937 年四川县长考试试题（摘选）

1. 文翁治蜀教化为先、武侯治蜀信赏必罚，施之于今，以何者为宜论。

2. 四川昨年夏旱冬干，本春民食将感缺乏应如何救济，试就一县范围拟具治本治标办法呈报省府鉴核文。

3. 本省应以何处为第一工业区，附近省垣各县以何县实业为最有希望，试分别确实指陈并述其理由。

4. 本省学龄儿童及不识字民众人数，尚乏确切统计，值兹历行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时期，亟应调查明晰，以便根据拟定分期实施方案。试将是项调查易行之法，条举以对。

5. 完全自治之县，人民享有四权之行使，试阐明四权之意义，及其行使之方法。

---储文静：不是所有的县长都叫马邦德——看民国年间的县长考试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 -- 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 1958 年 6 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 6 天捕了 841 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 270 人，占总数 32% 。 1960 年 7 月 23 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所长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 37 人。

1958 年 6 月 22 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 400 至 450 名。其中宗教人员 7 至 9 名，地富分子 80 至 85 名，反坏分子 95 至 100 名，敌伪军政官吏 70 至 80 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 -- 笔者注） 30 至 35 名，管制分子 15 至 20 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 40 至 45 名，撤消管制分子 26 至 30 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 30 至 36 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 7 至 10 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 28 至 30 名，老鸦镇捕 15 至 17 名……宗教寺庙捕 7 至 10 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尹曙生：大跃进时的“奇案”

北京城墙谁让拆的？

从 1953 年到 1958 年，所有的古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是我跟我助手一块考察的。 1958 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

“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 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那时候我不能去参加了。所以“文革”期间给我封了一个头衔“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行，你爱封什么封什么吧。因为封了这个头衔，就下放到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我就没能参加。但是一些老工人，还帮助我做了间接的考察。

牌楼和门楼，是在 1956 年就拆完了，稀里哗啦满大街的牌楼，很快就拆完了。重点是 1954 年，这一年，定了。这些工程都是我主持的，也都是我考察的。

关于古桥方面，我一共拆除了 100 多座。我和我的助手，每一座都做了结构考察。什么叫结构考察？你不拆，它整个的内部构造你不知道。考察的就是内部构造。中国的古代桥梁，它不光看外表，你得看内瓤是个什么样的。

还有埋于地下的古桥。市政工程施工期间，发现了 70 多座，实际上还多。反正我考察了 70 多座埋于地下的古桥和古桥遗址。

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这个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在制订，拆除方案的时候，一边掉着眼泪做啊。我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那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顿时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一句话没说。

你说这老同志对它多深的感情。谁让拆的呢？是刘少奇让拆的。修是谁让修的？是周恩来让修的。后来彭真同志去找毛泽东主席去了，毛泽东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归少奇管，你找他去吧。所以这件事，就听刘少奇一句话，全拆。北京市城墙、城门，一扫光，就是刘少奇的事儿。

这些事儿，现在知道这些事儿的人不多。这是我们局长传达彭真同志讲话时说的。

---孔庆普：北京城墙是我拆的

内部转型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 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 ? 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笔者收藏到一份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同时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海外华侨为了国内 的亲属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拳拳爱国之情，克服重重阻碍，不顾人身安危，一直汇款给国内的真挚之情。

全文如下：

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经汇（63）字第1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

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

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

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

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

---孙陇：侨汇往事

侨汇是1949年后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中国非贸易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方世界对大陆政权的经济封锁，因此五六十年代侨汇的数额可以说直接影响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侨汇在当时整个中国外汇收入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面对当时的国际紧张形势而言，侨汇所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更是其 他经济领域所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定出很多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也专门成立机构来统一管理侨汇工作。

虽然如此，但在对于一直以来视西方世界为洪水猛兽和强调公有否定私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下，侨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天然的短板，侨汇的收入的多少就要视政府执行的路线而定了。虽然海外华侨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积极支持大陆的经济建设，但在某些时候汇给大陆亲友的侨汇会给这些亲人惹上麻烦，因此在极左路线盛行的运动时期，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侨汇收入都会收到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利益角度出发，每次侨汇收入下降严重，政府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挽救侨汇，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7年开始的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侨汇券的使用等等都是为争取更多的侨汇而采取的措施。

从历史的数据上看，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只有39万美圆，仅为上年同期的78%。经过分析，侨务部门认为，侨汇收入保持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物资供应依然紧张，凭侨汇证增加供应的物资不能满足侨汇户的需要，同时侨汇物资供应还存在着品种少、质量差、花色不全、货源没有保证等问题。”（转自杨世红《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到大跃进后遗症的影响。

为了扭转侨汇急剧下降的状况，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提高供应物资的质量等等，除此之外，还在其他各个方面来做好侨汇工作。

---孙陇：侨汇往事

张仲良与甘肃大饥荒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澜在全国卷起，张仲良不但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且大搞特搞还多有发明创造，类似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红极一时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兰州市区十大建筑，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项目；粮食产量全省放卫星，大炼钢铁县县搞浮夸。诸如 陇西文峰一根 60 斤的黄瓜，文县碧口一条 70 斤的豌豆，兰州雁滩一个 4.5 斤的辣椒，武山洛门白杨树嫁接后长出了千斤苹果（朝鲜闻讯提出要来参观）等等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田间除四害，成千上万劳动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

为了大炼钢铁，一些地方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喊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紧接着又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仅仅到了年底，局部地区已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但张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肃省委还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庐山会议后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向中央汇报甘肃实际缺粮情况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1959 年，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在甘肃各地蔓延。但是，为了完成省上确定的粮食统购任务，很多地方对群众采取各种酷刑（事后调查组统计达 128 种）进行催粮搜粮，如定西地区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上级给下级就像在战场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 ”一些公社召开万人催粮搜粮动员会，会场上民兵架设机枪，手提马刀对社员群众威慑恐吓。一时间悲声四起，怨声载道，阴森恐怖，犹如人间地狱来临。

呜呼哀哉！就这样，贫瘠脆弱的甘肃在以张仲良为首的一帮极左派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的主政下，成为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多的五个省之一。

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 桃园经验 ” 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 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 桃园经验 ” ，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 “ 普通工作组组员 ” 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 “ 太上（女）皇 ”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 “ 黑帮 ” ，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 “ 干部 ” ，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 “ 靠边站 ” 、 “ 上楼 ” 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 “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 黑帮劳改队 ” 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 “ 右派 ” 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 “ 不正常死亡者 ”48 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 20 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 “ 革命 ” 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 “ 反革命学生 ” ，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 “ 蒯司令 ” ，王光美反而成了 “ 反革命 ”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 1972 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 1988 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 美元成长到 5829 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 收入差距，仅从 4.49 倍微调到 4.85 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 12 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 8% 。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张成觉的研究论文《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毛独夫制造的三连祸》，论述的就是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张成觉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叫一根藤上结的三个苦瓜：有反右就必然有大跃进，有大跃进就一定有大饥荒，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遭到失败，1957年他发动了反右运动。

张成觉说：“反右运动一结束，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他当面指着周恩来还有陈云说，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你们这个‘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不用‘冒进’这个名称了，叫‘跃进’。反了右派，周恩来吓得不敢吱声了，大跃进自然而然就要来。”

大跃进伴随着大浮夸、吃大锅饭、反瞒产，农民的粮食全部被国家征收，于是大饥荒便开始。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呢？

张成觉指出：“就是毛泽东为了要证明，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自己，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已经死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要当世界的领袖，手里总得有点东西，要鸡来，手里有把米。米不够，要搞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过英国。大跃进纯粹是毛泽东为了满足他要当世界革命的霸主，搞的一个活动。”

张成觉表示：反右、大跃进、大饥荒，说到底，一切的祸根都是毛泽东。

“没有他这一切都没有。有人说是制度，确实是制度，但是制度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有时候是‘英雄’造时势。就是毛泽东这么一个枭雄，一个恶魔，造成了历史的惨剧。”

---香港作家张成觉谈中国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国际主义”是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 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尽管当时有中国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六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了多少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1期 钱亚平

张爱玲逃港记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 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

性格决定命运

1969 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当高音喇叭里喊出：“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张泽石押上来！”，我就被两个红卫兵揪着头发、反剪着双臂推搡上台，先是一位老师揭发我在朝鲜战场上怎么 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在战俘营怎么给美国鬼子当汉奸翻译，又怎么被派回国来当美国间谍 ! 然后是一个学生批判我在英语课堂上处心积虑地替美帝国主义培养洋奴！会场上“打倒大叛徒张泽石！”，“张泽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当天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对我说：“张泽石！就你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狠狠地踢了我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两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一个“革命小将”猛一脚将我踹进门，我趴在地上听到他的怒吼：“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来摸到自已的床沿，一边揉搓被撞疼的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你完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那年我 40 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是从那时起开始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疑惑。我想起清华园里当时有两千多同学，像我这样完全抛弃学业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并不多。即使参加了共产党坚决要去参军当上志愿军的更少，而被抓进战俘营当上美军俘虏的清华大学生就只有我一个了。

在被关押在牛棚里的那些痛苦的不眠之夜里，我审视了自己当年在清华大学怎么竟然从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的经历。那正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的性格有两大特点：一是太要强，二是太天真。因此才有我那个要当中国爱因斯坦的梦想，才促使我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而一旦要当爱因斯坦的梦想破灭，我的性格特点又促使我有了新的梦想：想去当一个像《钢铁怎样炼成的》那本书的主人翁、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暴力革命英雄！于是，那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打败了那本厚厚的《圣经》，马克思代替耶稣成为我心目中新的救世主！由此，我的人生航向被整个扭转。看来，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呀！

---张泽石：讲一个“性格决定命运”的故事

过去枪毙罪犯，都是出城向西，找个河滩或山旮旯，由法警行刑，全与部队无干。这次为什么偏偏要用部队靶场来干这档子事？而且一次就枪毙十多个罪犯？弄得阴魂不散，以后打靶还能打得准吗？

副团长说这是上级决定的事情，不该问的不要问。又说可能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吧，你想这么多犯人一起枪毙，会 不会有歹人结伙劫法场？哪还有比部队靶场更隐秘更合适的啊？

离天亮还有个把小时，黑森森的靶场阴风吹袭，发出狼嚎般的嘶鸣。我把班排长们拢在一起交代任务：先把靶场拉网搜寻一遍，尔后每隔 20 米放一个哨位，士兵子弹上膛，背向靶场，持枪朝外站立， 9 挺机枪架在靶场四围的制高点上。天亮后又来了两卡车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警戒圈内又围了个小一些的圈子。如此一来就是只兔子也很难窜进去靶场里了。

上午九点时分，远远看到几台吉普车和几台大卡车沿着不宽的土路逶迤驶来，烟尘滚滚，警笛不鸣，像条无声的土龙在游动，直到行至靶场里边，车队停下，才猛然间全部鸣起警笛，顿时山呼海啸般的轰响。数十名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武警从卡车后厢跳下来，接着又推下十多个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旗的罪犯。每三名武警拖架着一名罪犯快速走向靶台，随即就是 “ 砰砰砰砰 ” 一阵爆响。定睛再看时，武警已匆匆收枪跑步上车，呼啸着警笛绝尘而去。

这一切都是风驰电掣般地完成，直让我们这支对越作战的英雄连队远远看得发怔。原以为会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先要把犯人押上刑场，摆布成一排，验明正身，举枪发令，还会有人临终前呼喊些什么，或是发生些意外 …… 可是什么都没有，丝毫不具戏剧性，眨眼之间一切都结束了。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终结变得如此简单而明快。

靶台上，平时放置标靶的地面上横七竖八撂倒着十多具尸体，这次倒下的不是人体形状的标靶而是真人，躺着的趴着的蜷缩着的，有的还在抽动，有的还在鼓着胸腹奋力呼吸，似乎要把捆绑的绳索挣开。近距离俯视一息尚存的人体，我不敢相信那些不足 8 克重、只是把塑胶标靶戳一个小洞眼的子弹头竟能制造如此惨烈的情景。

一个同样戴着墨镜、口罩和白手套的法警在验尸。法警左手持一根细长金属棒，在尸体上拨拨戳戳。右手握一柄小手枪，对尚有气息的躯体 “ 砰砰 ” 补枪，神态从容熟络，就像菜农在俯身打理自家地里的白菜萝卜。

刑场上的尸体和战场上完全不同。战场中枪而亡者，因射距较远，至少还保持着人的模样，面部还完整。而刑场上的尸体全是枪口抵近后脑射击，弹头巨大的侵彻力把人的头颅击打得如同重拳之下的西瓜，白生生的脑浆像是抛洒的豆腐溅落在靶台上，东一块西一块，雪白而血红。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血腥气，让人不愿在此多呆一秒钟。

我和通信员张付申去靶台上看了几眼就匆匆走开，没打过仗的通信员大口大口地呕吐。迎面有两个排长走来，也想上前看看，我坚决地拦住了他们。他们都是上过战场的，我知道他们并不害怕，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后带兵来打靶，成绩会下降。

远远回望靶台，几个殡仪馆的师傅在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收装尸体。随着殡葬车缓缓开出靶场，军警撤销警戒，一切都结束了，一场为后人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 “ 严打第一战役 ” 就此画上了句号。

---张贵丁：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