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丁：1983年，我带步兵连参加“严打”
午夜零点，学校大门像闸门一样打开，数十个军警民联合抓捕组鱼贯而出，无声地消散在豫西北这座城市昏暗的街灯下。街上行人极少，对军警的秘密集结和出动，市民们浑然未觉，抓捕的消息被铁桶一般密闭着，军警从天而降，所有的 “ 坏人 ” 都是一脸迷茫，没有提前获 知消息而逃离的。
我们小组抓捕的第一个人是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年男人。居委会余主任上前敲门，男人披着衣服骂骂咧咧走到院门口拉开门闩，看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惊讶地呆立着。余主任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是要他到派出所集中学习一下，嘀嘀咕咕像是在商量个家长里短的小事，看得出平时也都熟识。中年男人显然是见过些世面的主，很快就平静下来，说回屋里拿件衣服就跟你们走。我很担心这家伙翻墙跑了，余主任却说没事儿，张警察也倚在门框上悠闲抽烟。我问张警察这人犯的是啥罪，张警察说是投机倒把罪， “ 从南方倒腾了上百台收录机，吃了豹子胆啦！ ”
不大工夫男人出来，一个女人跟在后面嘤嘤地哭。走到院外，三班长从挎包里取出麻绳把上前把男人的两臂从身后捆住，这下男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跳着脚嚷嚷，女人也哭得更响。警察呵斥一声，女人不敢再哭，只是拉着男人的衣角不撒手。我和三班长都是在越南打过仗的，看到眼前的情景心里十分别扭，这哭哭啼啼的活儿计哪里是当兵打仗的人干的嘛？可那时候武警部队刚组建，兵力有限，警察全部出动人手也不够，于是这鸭子上树的活儿只好由野战军来干了。
抓捕的第二人是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和人打架时伤了对方，派出所已经做过处理，但是赶上了严打，还要再抓。居委会主任上前叫开了门，没开灯的屋门里面站着个年轻女人，等张大眼睛看清了门外的军警，女人就喊叫起来，同时火速关门。还是张警察有经验，在门要关上的瞬间抢上一步，用脚卡住门边，两手使劲往里推，女人从里面死死抵住。就这么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屋里的男人跳后窗跑了。
门被推开，军警进了屋，不大的房间里散发着新家具的油漆味，后墙上的窗户开着，床上被褥纷乱，床头还贴着个囍字。大家呆站着不知道怎么办好，眼下这屋里属我官儿最大，大家都看着我，但野战军只擅长处理敌我矛盾，对跳窗户爬墙头的事儿完全外行，于是我就问张警察这样的情况你们公安会咋办？张警察说和尚跑了就把尼姑带回去，否则不好交代，再说这女人帮着罪犯逃跑也算是同案犯了么。
其实看到刚才的情景我还是些恻隐之心的，人家刚结婚，棒子不打鸳鸯嘛，我甚至都想装聋作哑走掉算了，又不是打仗，胡乱应付几句也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再看那女人，昂首倚在门边，没有一点惊慌胆怯的样子，大义凛然地犹如革命志士，我们倒像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心生厌恶没再说话，张警察就把女人带走了。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 30 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 “ 刘三儿！进去蹲几天就出来啦，路上别他妈的想歪点儿逃跑，跑了事儿就大啦！ ” 小偷连说是是是政府放心俺不跑也不再偷啦。
就在要走出屋门时，墙角床上的一堆破棉絮里传出一个老女人的哭声，那是小偷的老娘。老娘抽泣着说你们不让他偷俺娘儿俩不得饿死么？你们政府好歹给他找个事做他还会去偷吗？张警察这些场面见得多，面无表情地把流泪的小偷推走。走到门外，我对三班长说把发的两袋面包留下一袋，三班长说给了她我们吃啥？我说跟着连长还愁没吃的？两袋都留下！三班长就照办了。
肿病医院
1960 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
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 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 1 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 ( 约一斤 ) 。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
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口干。
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
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
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
我一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
---作者：方仲贤
文革一个时期曾出现过一道史无前例最抢眼的“亮丽”风景线，那就是满天飞的“外调大军”。
1969年，文革运动从斗争走资派已转向斗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斗争的形势全面进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那些人当时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
大陆解放时，全国号称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同胞走了过来。
为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全国各地各单位为深挖本单位的“阶级异己分子”都迅速成立了自己的专案组。为对他们“历史”负责，都在不惜人力、物力寻找他们的第一手新的定案“证实”材料。尽管他们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曾作过多次的向组织上的交待，组织上也曾作过调查落实的处理结论，重新对他们的历史问题进行深挖负责“外调”的取证工作显然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最迫切的首要任务……
于是，无数对“一行二人背个黄跨包”的“外调大军”成了那个时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各名胜古迹最常见的造访者。
---拓荒者：为了历史的证明－－万里觅证记
图1：贵州省揪叛办公室清理敌伪档案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7611支左军代表合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上世纪 60 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 破四旧 ” 运动。
短短一年时间，各地就查抄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古董，堆在仓库、寺庙和地下室里。
没多久，这些旧社会的 “ 糟粕 ” 堆成了小山。这些 “ 破烂玩意儿 ” 一部分被送到了炼铁厂烧火，一部分则放在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卖给外国人。
1970 年 6 月，上海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收来了 60 万件书画作品。为了将这些破烂卖掉，公司起初定价 10 块钱一件。但后来经理担心价格过高外国人不愿意收购，白白浪费了运输成本，于是索性将价格定为 1 块钱一件，随意挑选。
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藏家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抢购，大包小包地 “ 卷走 ” 所谓的破烂品。殊不知，这 60 万件 “ 破烂 ” 里有无数国宝级的古画作品，外国人用 1 块钱买去后，转手就是几万倍的获利。
为抢夺这批宝物，一些外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天 8000 美元的高价酬金，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帮忙抢宝。
几天之后，事情就传到了书画大师谢稚柳的耳朵里，谢稚柳当时是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谢老听说此事后，气得当场发飙，将茶杯摔得粉碎，并连叹三声： “ 败家子，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 国宝不能如此贱卖，就算拼了命也要去争！ ”
当天夜里，谢稚柳找来郑为、承名世、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黄桂芝等文物专家组成两支小队，一路由承名世带队，去浙江慈溪清理上海进出口公司存放在此地的文物；另外一路则由谢稚柳、郑为带队，在上海玉佛寺等地清理、鉴定文物。
谢稚柳、郑为等人率先进入玉佛寺鉴宝，当他们推开玉佛寺的大门时，发现大殿里到处堆满了成捆的古画，这些古画像垃圾一样满地丢弃。
郑为随手从一捆画里抽出一幅，仔细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 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的《蔡邕赋》。 ” 而一看价格，仅标价为 1 元。
在整个上海博物馆里，仅有一件《蔡邕赋》存世，可见其价值之高。此外，还有大幅的褚遂良真迹等重要文物。
在玉佛寺里，他们挑出了 500 多件珍贵文物，然后悄悄将这些文物藏入地下室保管起来。
随后，他们又进入了一座仓库。仓库里的铁架子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在铁架子上发现了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真迹，这件宝物放在今天也是价格数千万的珍品。
在浙江慈溪，承名世等人也连夜奋战，抢救文物堆里的国宝。他们先后找出了 2 万多件珍贵国宝，使得这些文物珍品避免流失海外。
整整两年时间，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小分队从 60 万件书画作品中捡选出了 10 万件国宝级文物。而在鉴定和保管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管文物，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尽家财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宝物。
---御承雅赏：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竟被定价一元
转自《厚德堂古董》
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很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 满了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7月初，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赵女士除了在国内延聘了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的夫人俞大絪等前辈外，又不远万里请他回来共事。
巫宁坤回到北京不到两周，就被安排到四年级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天津各高等院校三千名教师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齐声练习“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准备从西郊的燕京大学徒步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大*，他觉得很不习惯。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这个“运动”就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是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时，他也万万没想到，这“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当赵萝蕤女士向他传达时，话一出口，就放声大哭。因为当初是她提议让巫宁坤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万里回归的，而现在只能让他任人摆布而吉凶莫测，赵萝蕤怎能不伤心！
---戴煌：巫宁坤回国落难记
文革前高考的“不宜录取”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 1966—1970 年 5 年没有招收新生， 1971—1976 年 6 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7 年才恢复正常高考。
在这之前， 1958—1965 年的 8 年中， 高校招生还有 “ 不宜录取 ” 和 “ 降格录取 ” 的政策。 笔者是 1959 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 “新中国 ” 教育史上这一极 “ 左 ” 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
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 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 我所在的高 59 届共 200 余人， 1959 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 都考上了大学， 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 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 人们不敢询问原因， 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
改革开放后， “ 左 ” 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 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 原来，我们上高三时， 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 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1. 可录取机密专业；
2. 可录取一般专业；
3. 降格录取；
4. 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 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 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 或者家长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的， 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 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
“ 不宜录取 ” 政策， 明显烙有那个年代 “ 左 ” 的印记， 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 受害者受的是 “ 内伤 ” ，具有隐蔽性， 故而时至今日， “ 右派 ” 公开 “ 改正 ” 了， 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 而关于当年 “ 不宜录取 ” 、 “ 降格录取 ” 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 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 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悲剧：文革前高考的“不宜录取”
周恩来赴宴
早在 1952 年，顾达寿就在哈尔滨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 “ 年轻有为的外交官 ” 。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之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于是，中国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为了表示友好和诚意，苏联外交部派顾达寿带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中国代表团。但是周恩来却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而是继续坐自己的专机前往。
11 月 7 日，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借着酒意对周恩来说： “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该轮到你们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
所谓 “ 你们的笨蛋 ” ，当然是指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立刻向米高扬作了汇报。
当他回来时，只见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 “ 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 ” 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是却使中苏关系进一步陷入僵局。
1969 年春天，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 6 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非常懊恼。
同年 9 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面。这次谈判虽然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却让柯西金受尽了窝囊气。
江青翻译顾达寿
1950 年春天，中国共青团代表团来到苏联，学校校长让顾达寿为代表团充当翻译，，也许是表现出色吧，到了这一年秋天，校长又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为前来看病的 “ 中国第一夫人 ” 江青充当翻译。
为此，他必须先到苏联卫生部第四局报到，有关领导告诉他江青患的是妇科病。这让21 岁的未婚青年顾达寿非常尴尬。回到学校以后他问校长： “ 为什么不派个女生为江青当翻译呢？ ” 校长说： “ 你的中文学得不错，我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
无奈之下，顾达寿借了一大堆妇科书籍进行 “ 恶补 ” ，希望能为江青同志提供更好服务。
不久，江青乘专机抵达莫斯科，顾达寿到机场迎候。当江青走出机舱时，顾达寿眼前是这样一番景象：
我看见从专机走出来的她，一身灰绿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异常精美的中筒黑色皮靴，显得美丽动人。她身材适中，体态苗条，尤其是她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肤，佩戴一副深色眼镜，举止真不失雍容高雅。
随后，顾达寿陪江青在莫斯科最好的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他被安排在手术室里，隔着一道屏风为江青和大夫做现场翻译。后来医院请专家为江青会诊，也都采取这种方式。顾达寿因此得知江青患的是子宫颈糜烂。由于病情不重，没过多久江青就痊愈回国了。
---作者：智效民
部队作家郑彦英在一篇题为《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的回忆文章里（见2011年5月17日《今晚报》），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春天，在广州偶遇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的一位军级首长－－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因同住一个招待所，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他好奇，“一直想问刘少奇专案组的事情，那时候 刘少奇还没有平反，我不敢贸然开口”。后来终于有了机会：
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下面郑彦英转述了刘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说起的，当时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来如此。人们长期以来，只看过刘少奇在中南海里边受批斗的照片，闹不清谁是组织者，照这个说法，意不在批斗，不过“调虎离山”罢了。但，按照当时以至后来社会上运动的常理，既然有权批斗，自然有权抄家，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个“文革”中，无法无天（连假装的法律程序也不讲），没有什么搜查证、逮捕证这一套，都是当着被批斗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们的家，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对刘少奇还有什么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红卫兵批斗是自发行动，可以针对国家主席无礼，而专案组虽干着非法抄家，却只能偷偷摸摸，怕给刘少奇留什么口实吗？设想不可谓不细，但仍然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专案组及其领导，潜意识中也自觉理亏，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之理直气壮吗？
这篇小文却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要说的是，看到郑文，我跟他初听中央专案组成员三条件的反应相似，也是一惊。特别是第三条大为意外。我先还以为“小学五年级以上”是个底线，绝然无法想象还有个“初中三年级以下”的上限。我几乎怀疑是否属实。
但我想起过去所知，有些机要部门，或也包括外事部门，政审特别严格的单位，接纳年轻人时，除讲究阶级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尽量来自边远地区，或通常所说的穷乡僻壤。这固然有“越穷越革命”的观念支配，也还因为相对于城市人口，他们社会关系单纯。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边电话联系上了，麻烦不麻烦？由此想到，当时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条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级以下，又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其知识结构有限，眼界阅历也有限，更易于约束管理吧。
而第一、二两条，我怀疑不是对所有专案组成员的要求，只是对像刘副主任这样的可作中央专案组（具体说是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人的要求。专案组那么多人，哪能个个是军级，个个是五代红呢。在当时，要找五代红的军级干部，多是红军时代参军的，的确也难从中找出几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来了。至于专案组一般工作人员中，是不是全数都要求初中三年级以下，我也略有存疑。但转念一想，即便如此，料想这些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也早已经过自学和培训，不会在当初的学历上停步不前了。这是不需要今天的我们“替古人担忧”的。
以上云云，是读郑文后的一些联想。因关于特定时期的专案组，当事人很少有人详细陈说，而回顾历史，又往往绕不开，人们对专案组是如何组成的，如何运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郑彦英这篇略窥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让人想起很多事情。
---邵燕祥：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问：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李传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问：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 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李传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问：以您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经历，您能说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李传俊：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清！,,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想法：要监督，谁来监督啊，不仅要党内监督，还得要党外监督，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口述
江青：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 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问: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李传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 ，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口述时间： 2004 年 7 月 30 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李传俊， 1942 年 8 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 1966 年 8 月～ 1972 年 12 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图：毛岸龙后人来访…
一九六〇：过年
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展望 60 年代》的元旦社论，用激昂慷慨的言词向人民陈述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宣布已经实现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号召，继续向人民描绘着共产主义的无比光辉灿烂的前景，重复着 “ 赶英超美 ”的口号和“ 东风一定压倒西 风 ” 、“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 的理论，最后说： “ 我们不仅对于 1960 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 60 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 第二天，即一月二日《人民日报》再发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 “ 大跃进 ” 的热浪仍然在膨胀着。
我那时在安徽省砀山中学面北的一个阴冷的教室饥肠辘辘地学习着这些社论，幼稚地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当时饥荒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蔓延，饿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了减少我们思想上 “ 受到不良政治影响 ” 的机会，过年也只放三天假。放假的时候，已到了年三十。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吃过早饭，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高高兴兴地踏上回家的路。初升的太阳照在地面的残雪上发出刺眼的光，冰茬在脚下发出 “ 喀嚓喀嚓 ” 声。我们一路上说着笑着－－对我们来说，能回家见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总是高兴的。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听见菜刀剁在案板上发出的 “ 啪啪 ” 的声音，我心里一阵惊喜：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饺子馅的声音吗？今年还照样能吃上饺子！
进到门里我一眼看见满案板的红芋叶子。父亲、母亲看见了我，说了声： “ 三儿回来了。 ” 全然没有以往见到儿子从外地回家过年的高兴，家里的其它人见到我也是一种木然的表情。
中饭，大年三十的午饭，是一大锅红芋叶子，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几个黄豆粒。母亲给我盛 “ 饭 ” 时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拣，想给我的碗里多盛几粒黄豆。全家每人一大碗，个个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着，偶尔碰到一颗黄豆粒，像是吃到一块肥肉，在嘴里贪恋地反复地咀嚼，久久不舍得下咽。
后来母亲告诉我，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早被搜干了，锅也早在大炼钢铁时给收走了，村干部只要看到谁家冒烟，就跑到你家里来搜粮食，家家户户只有偷偷地煮红芋叶子和野菜。中午吃的红芋叶子里的黄豆粒是从豆秸里抖出来的。
下午是在饥饿、寒冷和沉默中度过的。整个村子笼罩在令人压抑的死寂里，完全没有任何节日的气氛，没有孩子们的嬉戏，没有大人们张罗过年时脸上流露的欢乐，有的只是清冷、凄凉和寂静，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大灾难的降临，在饥饿与惶惶不安中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晚上－－大年除夕－－没有饭。这些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一天两顿饭。我们这里流行着一句话：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所以，天还没黒，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人们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饥肠辘辘地熬过漫长的寒夜，心里盘算着明天哪里能够弄到点什么吃的。但是，明天，明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人们便这样一天天地熬着，挨着，默默地等待着。几千万人便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死去的，他们始终没有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饿死鬼，下了地狱。
外面，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没有过年的喧嚣，只有如磐的暗夜裹着的死一般的寂静。
“ 开会了！ ” 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厉叫。因为静，这声音显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为之震颤。
“ 开会了！开会了！ ” 又是接连两声划破夜空的厉叫。
父亲即刻起身下床，说声： “ 我去。 ”
嫂子央求地说： “ 我去吧？ ”
“ 不，我去， ” 父亲坚决地说，用布带子扎紧旧长袍，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门。父亲有裂脚的毛病，一到冷天，双脚纵横开裂出条条口子，鲜血从裂口里流出，粘住家织布缝制的袜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
母亲告诉我，村干部带着几个积极分子天天晚上开会斗社员要粮食。这几天正斗前院的欧四奶奶，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妈妈，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着一根筷子，还要双胳膊架平，叫 “ 架飞机 ” 。老人家哪能撑得住？ “ 扑腾 ” 一声从桌子上栽下来。那些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不拉，还用脚踢她，说她是装的。
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先排好斗争的对象，开会的时候，干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对象喊出来，叫他（她）站在两排人中间，让两排人互相推来搡去，挤压被斗者。面前的一排人先把被斗者推过去，背后的一排人马上反推过来，并抱怨说： “ 你们挤我干啥？ ” 面前的一排人再推过来，反问： “ 谁推你啦？ ” 背后的一排人又推过去，又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面前的一排人第三次推过去，说： “ 就是你们推的！ ” 背后的一排人第三次反推回来 …… 如是反复推来搡去挤来压去，被斗者早已不堪忍受，然后胡乱供出一个所谓藏粮的地方。村干部于是带人到被斗者说出的地方搜粮，当他们无功而返时，被斗者又会因为 “ 撒谎、不老实 ” 再遭受一场斗争。至于结果，除了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粮食的－－那时，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
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接受一次酷刑，此举也是连干部 “ 杀鸡给猴看 ” ，让其余的与会者看一看，想一想，赶紧 “ 供出 ”“ 藏粮地点 ” ，否则，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成为被斗者。所以一听见喊开会，社员们就吓得发抖。父亲怕吓着嫂子和家里其它人，逢有人喊开会，谁也不让去，都是拖着布满流血裂口的双脚自己去。每天会上斗了谁，怎么斗的，父亲对家里人也绝口不谈。
整个的过程中，村长－－闹剧的导演－－在旁观着、欣赏着。后来听说各地的干部都使用着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导演着同样的闹剧。
---作者：李世华
1958 年 9 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 “ 人民公社万岁 ” ，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 11 月 7 日是全乡社会主义 结束的日子， 8 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 “ 共产 ” 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 1958 年，继大跃进而起的 “ 人民公社 ” 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 1958 年 9 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 “ 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 5 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 “ 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李锦：不写三年大饥荒，就对不起历史和老百姓
王晓明：一块肥肉引起的风波
就在那样一个赤日炎炎的“双抢”日子，我们汗流夹背干了整整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懒洋洋却又炽热无比的太阳送过头顶，可以去喘口气吃顿午饭，慰劳一下自已早已饥肠辘辘的肚皮了。
不过那个时侯不能自带饭食，必须要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就是一块吃饭，一块干活，有时 还要一块住宿。吃饭当然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当年传说中的红军八路军一样交伙食费和粮票。于是按规矩，我们分组由老师带着去各户农家吃饭。
记得那天一进门，几个同学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见迎门八仙桌上放着三四碗菜，虽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中间却亮汪汪十分醒目地放着一碗炖肉，那肉毫无例外都是大肥膘，照那时的习惯切成一块块大约两寸的长条，在碗里整齐地码放着，满屋子顿时弥漫着浓浓的肉香。
饥肠辘辘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会香甜，更何况农家柴火烧出的米饭格外香甜，于是大家伙盛满了饭，等主人和同桌老师一声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大嚼起来。一双双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转，不时偷偷瞄向中间那碗肥肉，有两个人的筷子还不知不觉就伸了过去。
可是不对，在我们和那碗肥肉中间，分明还横亘着一座高山，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山，就是带队老师那一双严厉的眼睛。那天的支农活动由造反派組织，带领我们的是别处派来的不熟悉老师，年纪不大却格外严肃，看见谁的筷子靠近肉碗，就会狠狠瞪那人一眼，吓得他赶快把筷子转向豆腐或者青菜。
这样的攻防战持续好一会，中间那碗肥肉依然毫发未缺，弄得我们心里象猫挠一样着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喷喷的大肥肉哇，我们已经好久都没能与它们亲密接触过了。
那时侯城里的猪肉凭票供应，普通人一周也难得吃上二次猪肉，更别说这样香喷喷油渍渍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药，能好好滋润一下我们干涸己久的肠胃。可恶的老师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享用一块呢？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脑袋，老师途中离桌去添饭，他刚背过身去，就有一个男同学疾如闪电一般伸出筷子，挟起块肥肉三口两口便吞下了肚。其他同学也不甘落后，等老师坐回桌上，就只见半碗亮汪汪的肉汤在大放光芒了。
老师的脸色刹时间变得很难看，狠狠瞪了我们每人一眼，只是当着主人的面没有发作，等到离开主人家，他立刻劈头盖脸给了我们每人一顿狠狠的训斥。
原来那时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只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人来帮忙，才能费尽心思搞来点肥肉，不过很大程度也只用来放在桌上摆摆样子，借以表明主人家诚心与好客，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时摆放的供品差不多，是只能看不能吃，当然更不能吃光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这碗肉，本来是农忙时有人来家吃饭，才每天端上来作作样子，然后又要端回去的。如今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顿吃光，接下来主人家还不知该怎样犯愁呢。
批评到这儿，老师又挨个查问我们的家庭出身，看样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还会上纲上线去挖掘“阶级根源”。幸好那天除了我以外，组里其他同学大都来自“二七”铁路新村，属于在工人阶级中也算是响当当的“铁老大”，成份恐怕比老师本人还要好得多，所以一问之下，老师也只好悻悻地不再吱声了。
不过那以后等我再去农家吃饭，都会注意不踫中间照例会有的那一碗肥肉，因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喷香诱人的光亮里，其实包含着那时社会太多的规矩、太多的酸辛，太多的无奈。
梁衡 : 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 文化大革命 ” 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 “ 文革 ” 结束后， 1978 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 20 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 20 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 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 “ 可以加热一下嘛。 ” 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1984 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 “ 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 ”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 “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 ” 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 “ 你这个中国土包子！ ” 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马克思说： “ 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 1866 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1978 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 10 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 10 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 。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 3 口人挤在这张庆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 10 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 90 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 40 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 90 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 3 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 60 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 1947 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 3 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 ;90 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 1978 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 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 8.032 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 133 元，其中 90% 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 10% 。
1978 年，全国有 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 2 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 2 角，有 2.716 亿人每天挣 1.64 角，有 1.9 亿人每天挣约 0.14 角，有 1.2 亿人每人每天挣 0.11 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 6 分钱。
每天 1 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 1 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 1 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现在已说不清那是属哪个公社了，只记得我们背着小铺盖卷，走了二三十里，来到一个叫做朱家窑的村子。村里的劳力很少，更看不到年轻人，据说都抽走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带我们下地收玉茭、割豆子的也都是一些老汉。正像我们当时唱的《新社员之歌》那样：“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 田野里一阵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
1958年，应当说是一个丰年。老天爷帮忙，地里的庄稼普遍长势良好。但丰年并不丰收，农民丢下农活都去“挖矿”、“炼铁”了，农村没了劳力，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指望中小学生又能帮几个村子把秋收完？只能说是收回多少算多少吧！
天气越来越冷，时令已进入了初冬。我们刚回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天已下雪了，却又接到新的任务，仍然是下乡“秋收”。
我们踩着白皑皑的初雪来到西刘庄村，当天下午就下了地，因为这里的红薯还埋在雪地里没收呢！那原因同样是村里的劳力都去炼钢铁了。大家依着老社员的指点，在一块块地里清除积雪刨红薯，有在地里挖的，有往村里拉平车或抬筐运送的，一个个脸皮也冻得像红薯一样。
---沈琨：1958年是个丰收年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 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 ，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 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图：1945年11月，中国上海，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训斥日本人。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 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 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
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
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 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 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