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 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 “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 ，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 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 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 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 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 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 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 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 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 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 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 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 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１９５３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 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１９５ ９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 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 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 。１９７２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 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⒈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⒉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⒊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⒋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⒌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⒍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⒎搞农民平均主义，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⒏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⒐１９６４年提出四个现代化，１９６６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⒑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 “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 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 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 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 来，值得深思。（中直５—３０）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1974，毛精心策划的“倒周”缘何戛然而止？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渐显露：

1.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钦定为第3号人物,明显具有“接班”的特征；【注1】

2.“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计划悄然启动；

3.11月25——12月5日，毛亲自部署了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文 革以来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2】

4.1974年骤然而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名不符实地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的形似，影射周恩来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5.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注3】、“蜗牛事件”、【注4】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注5】、批影片《中国》及“无标题音乐”等，更是射向周恩来的阵阵暗箭。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1974年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6】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

，，，，，，

那么，又是什么让毛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中止“倒周”进程？

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注15】

笔者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场面明显超过了毛泽东——笔者当时就深感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诣“经营”一年之久，马上就要“临门一脚”了，却没成想踢到了“铁板”上！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如果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致使局面失控。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再没有胆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非常震撼，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16】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白了，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

---史纵纬

秘密报告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将史达林的问题公诸于众，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但在中国，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却被严密封锁，仅限党内高级干部参阅。

1957年5月，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任大熊在校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了报告全文，随即分段翻译，贴于图书馆阅报栏，引起众人围观，“秘密报告”内容迅速在北大传抄扩散，引起了北大师生们的极大反响，开始思考“如何防止史达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但随后反右运动开始，任大熊及相关师生被打为“右派”，任随后被捕入狱，1960年被判无期徒刑，1970年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枪决。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一党专政

在这个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文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３５００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 领袖－ －毛泽东。由于中共是执政党，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个农村生产队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都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当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 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 把手多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共产党党员。在财务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 。所以，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中国实际只有一个政党，它 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 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 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庞大而强大的利益集团。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专制政治

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文革初期这个制 度受到冲击，文革后期基本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 垄断和思想垄断，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 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 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处，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 之民。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政权经过二十多年细密化，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 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 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译为“极权制度” ）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

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 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2000年1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30年前，也就是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7.7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7个县：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都在其内。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塌房33万多间， 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217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

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30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为什么保密？怎么样保密？现在发表的那篇揭露当时秘密的通稿中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

文革期间所以连地震都要保密，确实不可思议，只有“特殊时期”4个字能够解释。文革在残暴和虚弱两方面都到了特殊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土地上，保密的范围是能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任意覆盖任何事物的。保密、保密，统治者不想叫老百姓知道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救援关头也不准放松。其中的规律是：保密的范围，既和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成正比，也和统治者的虚弱程度成正比。文革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的特殊不稳定时期，领导者经常处在心惊肉跳的困境之中，无怪乎地震也成了保密的对象之一。

---鲍彤：中国在文革时期垄断新闻封锁消息的丰富经验

图：云南通海大地震。解放军战士为露天小学上课。

考教授：“文革”荒诞事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 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员在清华出题，下午就带着考卷到１７所院校 去考教授。他们以开教授座谈会为名，把６５０余名教授骗到考场进行“突然袭击”。发 下考题后，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 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等专业研究的教授们当 场答卷。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考试结果及格６５人， 占１０％；不及格５８５人，占９０％，有的更交了白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决定对大学正、 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１９７３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 。１月５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全市１８所高校的教授进行考试。其中复旦大学将正 副教授集中到一个大教室，主持人宣布立即进行考试，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包括 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考试的内容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毛泽 东讲话原文及其发表时间、地点，列宁论帝国主义的特点，“鞍钢宪法”，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语文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天问》《资 治通鉴》《论衡》《聊斋志异》等的作者及写作时代等。

因“术业有专攻”，很多教授没有答上来。

这次考试是“极左”派“教育革命”的杰作，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 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复旦大学考试的结果更 在上海广泛传达，如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不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教授本专业的试卷 考了不及格以及某些“反动学术权威”全部交了白卷等等。

１９７９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苦恼人的笑》，再现了“考教授”这一中 国教育史上荒诞的一幕——１９７５年冬，一位记者奉市委宋书记之命到医学院去采访“ 教授考试”，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受考官们愚弄，错把肛门表放入口中，引起考官们 笑骂时，记者震惊了。但让记者更加震惊的是，宋书记遇车祸重伤时，却指名让老教授给 他做手术，且手术成功后仍坚持批判老教授。电影对当年黑白颠倒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

---刘振修

趁尼克松访华，美国著名制片人露西·杰文兹申请采访北京，拍摄记录片《故宫》， 其中一节为故宫周边住户生活。该片后捧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如何满足美国朋友的要求？得找一位合适的“北京一家人”。国务院办公厅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交给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再三甄选，找到清华在读生刘志军一 家。外交 部不放心，领导亲自登门考察，看了刘家三代，并向派出所、居委会深入了解，认为万无 一失，才敲定“这一家”。同时，制订了极为细致的“应答词”。对外宾可能提到的各种 问题——备下“标准答案”，印发各家，人手一份。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背得滚瓜烂熟 才准回家。

请看“标准答案”：规定外宾问及“文化大革命”，须应对“很有必要”；问到“五 七干校”、“上山下乡”，对以“大有好处”、“很受锻炼”；问到工资收入、家庭生活 ，要答“够用”、“生活很好”，不能说出具体薪额。因为外国人贼精灵，根据薪额可推 算出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测算出军工生产与国防实力，小数字连着国家大机密呢！所有问 题中，只有一项提问“可如实回答”——家里有几口人？就这“可如实回答”，也惹生一 桩笑话。一位外宾向一老头拉家常：“家里有几口人？”老头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紧 张，便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外宾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几位当年过来人十分懊恼未能保留下那张“标准答案”。那会儿，恭敬接下，过后随 手一扔，没想到这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党指挥枪

它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 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了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得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军阀割据的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就没有可能实行军事割据。

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相互制衡。他们不能共同策划和实施反对上级的军事行动。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而这三者都由中央军委统率。

八、强干弱枝。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

貌。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到二十八日，尼克松访华，从上海进出国境。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罗卫国最近写了回忆文章，他见证说：“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对‘黑五类’采取里弄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

二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在沪准备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下午一些 美方记者要游览黄 埔公园。是日气温零度，公园没什么人，中方还是清场，再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 长椅上，似乎在谈恋爱。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美方记者很快看出 破绽：“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罗卫国：“我无言以对，只 好耸耸肩，一笑了之。”美方记者再参观菜场，也事先清场，再组织“顾客”假购鸡鸭鱼 肉。美国记者一离开，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 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

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像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刘晓波：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

──读《晚年周恩来》之三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 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 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 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 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 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 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 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 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 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 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 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 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 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 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 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 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 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 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 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 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 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 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 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 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 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 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 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 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 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 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 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 无古人的高峰。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 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著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 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 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 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 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 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 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 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 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图：周恩来与邓小平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图源：AFP）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 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 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章含之与乔冠华滚床单被CIA录像，CIA内线透露给周老鬼，老鬼大惊，立即命二人火线离婚火线结婚，保住了刚刚进入联合国的中共国面子。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 “ 运气 ” 、 “ 幸运 ” 、 “ 凑巧 ” ，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 “ 大彻大悟 ” 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

---鲁志强：我所认识的章含之

图：章含之做过2次肾移植，大夫为上海长征医院朱有华，时间分别为1995年和2002年。而爆料人则说用了冤案聂树斌的肾。聂树斌于1995年4月被执行死刑，年仅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