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 王光美陪同游泳！试想，刘少奇若真是因为“健康理由”有两次不能奉召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以他一向对毛泽东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的惯例，后来至少得找机会弥补，但现有史料证明，刘少奇生前从未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
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朱健国：王光美离间了毛泽东刘少奇？
与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在为尼克松安排的一系列欢迎活动中，有一项是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我有幸被选中去首都体育馆做观众，虽然是近两万人之一，但也要做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开会学习注意事项。
那天的要求非常严格，几点到场，从哪门进出，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都规定的很细致。服装的要求 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要穿得漂亮，鲜艳。
北京的二月正值寒冬，这个季节没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后，还有多少人存着光艳的衣服？反正我是没有一件花衣服，除了蓝的就是灰的，或是国防绿的军装。
我上上下下，跑前跑后地找朋友同事亲戚借衣服，还是没有收获。正赶这个时候，小舅舅、小舅母来北京探亲，他们刚结婚不久，小舅母做新娘时穿的粉红色缎子面棉袄倒是很漂亮，我穿着也合适，但我又拿不准文革期间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太过分了，又去找朋友借了件花罩衣套在了上面。
一切准备停当，2月23日晚，我们像去完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一样，奔赴了首都体育馆。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正式开始前五分钟，有组织的观众们都脱掉了棉大衣。瞬时间观众席上的颜色把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早已适应了阴暗颜色的眼睛真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找的这些衣服，看来破四旧还很不彻底，今天绝对是压箱子底服装的大PK。
绝大多数的女观众都穿上了非常鲜艳的绸缎、织锦缎小棉袄，（那天观众男人较少）有些很老式（没准解放以前的存货）但颜色绝对漂亮。那天，17岁的我真开眼了。
7点半钟，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步入大厅，场内的掌声不很热情，观众脸上展现的是不卑不亢含蓄的笑容（这是事先规定的）。
坐定以后，运动员入场，上百名运动员举着红旗，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声音很震撼，笑容也自然了，同几分钟前比较，真是很滑稽，很有戏剧性。
真不知道尼克松当时是什么感觉，“中国人有点意思，挺会演戏的”。紧接着是体育表演。太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乒乓球、羽毛球等。印象最深的是体态臃肿的庄则栋和张燮林打了一场，不怎么精彩。当然还有其他有名运动员的表演，无论精彩与否观众报以的掌声都非常热烈。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以同样控制着的掌声送走了尼克松夫妇，再回头一看观众席，瞬时间从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这是人们又套上了平时穿的大衣，我那欢快激动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
一晃40年过去了，文革时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扼杀了多少美丽，多少颜色，多少快乐。制造了多少悲剧，多少闹剧，多少丑剧。我们能够忘记吗？
---作者: 刘晓华
周去世的半年前，已经被癌症和手术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颤抖着手给毛写信，向老毛问候、汇报、检讨和感恩：“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 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 75.6.16.22时”
更不堪入目的是，周怕信到不了毛的手中，使自己的一番忠心付诸东流，就特意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以央求的口吻写道：“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办，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身为中共元老和终生总理的周恩来，居然对毛的二奶张玉凤也如此哀求，可谓斯文扫地、权威尽落。
在中国，这样的君臣关系至今未变：在帝制时代，横亙在君王与丞相之间的“太监党”、“外戚党”，变成了中共极权时代的“二奶党”或“秘书党”，毛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之于周，如同慈禧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之于李鸿章。无怪乎，林彪曾当著汪东兴面批评周恩来：“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暗自感叹：“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样呢？”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 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
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1958 年 8 月 15 日这天，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运动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8 月 14 日这天，我们小队开大会，队长分配任务，他说：“从明天开始，家里有老人有娃儿的妇女，就在附近的山上、竹林驱赶麻雀，中午轮流回家做饭。冯树徳去对面山上，王建基去东边山上，你俩年轻，那两处山高树多，由
你二人负责。”所有的山坡、河沟和有农作物的地里，都有人看守。队长最后大声强调：“每天天亮我敲钟就上山，天黑收工，远一点的地方自带干粮，中午不回家。不能让麻雀有休息、找食的空闲，要认真负责，不准偷懒。我要来检查，如果发现你在山上没有敲盆、敲竹筒，没有吆吼，扣你三个月工分。”
这天早晨，天微明就听到铁片钟咣当咣当敲个不停，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上能敲出声的东西走出家门，我带上一个苞谷饼，拿个竹筒边走边敲、边吆吼。过沟进冲，翻山越岭，来到我负责的山头树林里。刹那间，满山遍野，人们齐声呐喊，咚咚锵锵锣鼓声，叮叮当当敲盆声，呯呯嘭嘭竹筒声，嗵嗵哐哐汽枪声，嚬嚬嘣嘣簸箕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声响之杂之响亮，胜过任何音乐演奏会，吓得鸟儿满天飞。飞累了，落在树上、地边，又被人们的敲击声、呐喊声赶跑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都无法停留休息片刻，更没法找食。不仅仅是麻雀，什么喜鹊、斑鸠、黄莺、杜鹃、白鹭、白鹤、蓝翡翠鸟、乌鸦、野鸽子、燕子、啄木鸟、相思鸟等等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以及猛禽老鹰、秃鹫、猫头鹰等许多珍稀鸟类都在劫难逃。我负责的山坡路远树多，开始那天带一个苞谷饼，下午肚子饿了，嗓子也喊哑了，就坐在树下有气无力地敲打竹筒。因为山高路远，估计队长不会来检查。第二天带两个苞谷饼，好心的房东唐木匠特为我做了一个大竹筒装水喝。
经过三四天折腾，所有鸟类，不能休息，不能下地觅食，又累又饿，早已精疲力竭，从树上、从空中纷纷坠落下地，我们小队无人没抓过奄奄一息的麻雀、八哥、乌鸦、斑鸠、野鸽子。麻雀交到队上，其它鸟都用来改善生活。有些娃娃掏了好多鸟蛋煮着吃，因此，赶鸟、打鸟的积极性很高。
经过五六天早出晚归轰、打、毒、掏的折腾，不仅麻雀绝了踪迹，其它鸟类也很少见到了。真是“夜夜梦鸟飞，清晨没鸟啼”啊。而在我们乡下，真正害人的苍蝇、蚊子、老鼠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王建基：1958年我经历的全民除“四害”
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 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许章润：坐待天明
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希望两三年毕业，回乡做个教书匠，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是这般，风前雪底，清霜暖日，暂寄个轻闲时光。
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 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此为新例，旨在裹挟国民，强化党国一体，据说全国通行，如今八十岁上下的老辈过来人，可能都有印象。
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
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
某年某月某日，寒冬腊月，记得清晨河上冰凌泛光，朝霞映照之下，愈发清纯。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如今的青年或许能从电视上的历史剧中领略此项风景，但余生也晚，却与有荣焉，多次目睹亲历真人秀，真要感谢时代。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
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是， “ 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 ” 。当年中国撞破脑袋的，不乏其人。小镇无人犯傻撞头，但天良自在人心，不比人少。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
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
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
那一夜，三人自尽。
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
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
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
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
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
我为什么没饿死
我是1959年5月1日到夹边沟农场的，1960年12月25日离开夹边沟农场，总共在夹边沟农场呆了一年又七个月二十五天。,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一个农场。按当时农场公布的到场的劳教人员总人数是2400多人，期间死去1900多人。
我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和我同时到农场的有 一个永昌县送来的叫杨玉凤的女人。据说此人是天主教徒，是由修女送医学院后成为医生的，当年40岁左右，是我进场报到认识的第一位劳教同事，她被分配到总场医务所当医生。平常她对我比较关心，因我患有肺结核，经常给我开病情证明，以逃避重体力劳动，开“康复丸”（一种专门给饥饿病人吃的可以充饥的“药”－－其实是食品）。此人平反后在武威地区人民医院上班，文革中被关“牛棚”时，我去看望过一次，后去世。
杨玉凤医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听起来好像也属于一个医生的正常工作，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却是救我于水火，救我于不死的恩人。我深深怀念这位于我大恩大德的好人。
二.我去夹边沟时，带有一件羊皮做的大衣（民勤人叫“皮袄”）和一双羊毛毡靴。当时我们的灶房在西山坡，冬天十分寒冷。有一个在灶房烧火的人，知道了我有这么一件能挡风寒的衣服和毛毡靴，就通过别人表示想要我的衣鞋御寒，而我则趁机提出交换条件。因此，每天晚上他都会把或馒头，或饭食，只要灶上有什么吃的都行，偷偷放到一个我们约好的地方让我吃。加上有杨玉凤隔三差五地给我开“康复丸”，所以我就饿不死。
---李大梌口述 常厚春记录整理：追忆夹边沟
曾林林：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 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作者：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遇罗克在 66 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 66 年 8 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 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然而为什么道县文革大屠杀中那么多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积极参与杀人呢？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很多道县经历过文革大屠杀手上没有沾血的干部。手上有血的因为厉害关系说话的可信度较低。他们说： “ 图积极啦。 ”“ 好表现啦。 ”“ 想立功啦。 ”“ 想得好处啦。 ”“ 趁火打劫啦。 ”“ 表 现自己革命性最坚定。 ”“ 表现自己组织最纯洁。 ”“ 想把对立面（革联）打成阶级敌人的总代表。 ”“ 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不跟着搞不行，那是阶级立场有问题。 ”“ 不同意杀人后果很严重，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杀。 ”“ 听信了谣言，以为阶级敌人真的起来搞暴动。 ”“ 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上面叫干什么，下面就干什么。 ” －－这一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也有向我谈起。寿雁区乐福堂公社石桥头大队有一个名叫何衡昌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品质很差，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大队干部都看他不起，大队杀人的时候，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判了 21 名地富及子女的死刑，本来没有安排他当杀人的，但他尖起来要去，因为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叫 “ 手续费 ” ，一般的是 20-30 斤谷子，也有发两三块钱，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大队发 5 块钱，石桥头大队集体经济比较富裕，发 5 块，穷得叮当响的何衡昌又如何放得这把水呢？杀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带头上去，一口气杀了八个。那个勇敢精神把在场的大队干部都镇住了。杀完八个人，他有一马当先冲到地主唐 xx （已杀）家，把唐 xx 的大女儿， 7 岁的唐彩霞抛刀杀死 ，又将 5 岁的唐老二用力抛向空中摔死，最后把还在站栏的唐小三，双手举起，头朝下，打夯一样，连砸几下砸死，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红的白的脑筋鲜血。这一天，何衡昌得了 55 块钱的 “ 杀人手续费 ” ，比它在生产队出一年工年终分红所得还要多。处遗工作组进场后，群众对他反应很大，工作组长找他谈话，问他杀人动机。这家伙却说： “ 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 搞得处遗工作组长哭笑不得。
野夫先生在给拙著《血的神话》的序中写道： “ 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 · 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 ‘ 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 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直接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
道县文革大屠杀，说的是文革杀人的事，追问的是制度根源的问题。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土改运动
道县文革大屠杀看似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我在前面讲过道县文革大屠杀根源深远，传承有序。回顾一下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著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从 1966 年北京 “ 红八月 ” ，红卫兵小将打死 1772 名四类分子，到之后北京郊县大屠杀，昌平县杀了327 名
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兴县杀了 324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再到 1967 年 8-10 月的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及后来的广西大屠杀，江西省瑞金和萍乡地区的 “ 民办枪毙 ”……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以一贯之的传承脉络。广西杀人（特别是第一阶段）和江西的 “ 民办枪毙 ” 都有受道县大屠杀影响的证据和成份。道县有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广西也有，而且有所发展，还有 “ 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 ” 、 “ 贫下中农锄奸委员会 ” 。江西省的 “ 民办枪毙 ” ，则是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的变种。但是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发生没有受到北京郊县大屠杀影响的任何迹象。 1986 年 7 月，我第一次赴道县调查采访之时，整个道县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和北京郊县杀人的事，农村基础干部对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那么－－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高度一致，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呢？这只能说明，这一道历史的源流应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存在，这个源头甚至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在道县采访期间，有几个问题曾长久地困扰我：一、为什么 “ 杀人风 ” 有如此强的传染性？刮到哪里，哪里就杀人，听风就是雨，丝毫没有怀疑或抵制的痕迹，也不需要酝酿和发酵。二、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整齐划一，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相互学习交流和统一指导。十一个县市历史沿革、社情民俗都有差异，有的还差异很大，文革进程也不相同，有的县保守派掌权，有的县造反派掌权，有的两派还在激烈斗争中，县与县之间基本各自为政，但杀人模式没有区别。十一个县市的几千个大队，虽然有人策划、煽动、组织杀人，但并无统一的、具体的一一指导，杀起来却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三、为什么杀人者如此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好像事先已经知道自己的杀人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有好处。而被杀者都有着深重的 “ 原罪感 ” ，似乎也已经知道被杀的命运无可避免。为此，我多次向处遗工作组和大屠杀亲历者追问，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让我信服。
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制造阶级斗争，煽动阶级仇恨，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不足以解释以上三条，特别是第二条。谣言满天飞，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信以为真，认为地富分子真的在搞暴动，要杀自己，所以起来 “ 先下手为强 ” 等等，更加没有说服力。我在道县了解的实情是，杀人期间，有一些大队已经将地富及其子女关押起来集中管制，还有很多大队，直到杀人的前一天，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相安无事，由于地富家庭的逆来顺受，双方基本上没什么矛盾，和谐得很。大多数被杀者和家属都有一种毫无征兆、祸从天降的感觉。还有种种解释和种种不实之词，都被处遗工作组的调查否定了。那都是来自上边，而不是来自下边。退一万步讲，即便全部是实，也不能解释我的三条质疑。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长期以来，关于道县文革杀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贫下中农杀地富。
粗粗一看，好像是这么回事。认真一调查，不对了，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假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政权煽动，策划，组织，利用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干民兵队伍实施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的大规模无差别杀 戮行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县，也完全适用于道县周边十一县市，还适用广东，广西的一些受道县杀人影响出现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县市。
这个结论不是我作出来的。而是处遗工作组作出来的，他们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但同样到位。零陵地区处遗工作组经地毯式的铺查，确认：道县及其周边十一县市文革杀人事件，除谋财害命，杀人夺妻，挟嫌报复，强奸轮奸杀人等四种刑事案件外，所有杀人事件背后均有区，社两级干部插手的证据。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没有一例。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问一声： ”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 就是最大的罪过。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 “ 反革命组织 ” 经查全部都系假案，零陵地区破获的十几起大案同样也是假案。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长期以来，关于道县文革杀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贫下中农杀地富。
粗粗一看，好像是这么回事。认真一调查，不对了，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假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政权煽动，策划，组织，利用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干民兵队伍实施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的大规模无差别杀 戮行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县，也完全适用于道县周边十一县市，还适用广东，广西的一些受道县杀人影响出现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县市。
这个结论不是我作出来的。而是处遗工作组作出来的，他们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但同样到位。零陵地区处遗工作组经地毯式的铺查，确认：道县及其周边十一县市文革杀人事件，除谋财害命，杀人夺妻，挟嫌报复，强奸轮奸杀人等四种刑事案件外，所有杀人事件背后均有区，社两级干部插手的证据。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没有一例。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问一声： ”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 就是最大的罪过。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 “ 反革命组织 ” 经查全部都系假案，零陵地区破获的十几起大案同样也是假案。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抓捕指标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958年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下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 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捕人指标越来越大，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年至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
---尹曙生：公安部门“大跃进”的台前幕后
那是在1969年，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我正在浙西一所鼎鼎有名的中学读初中，一天传来好消息，说是“民主”了，校革委会领导要下来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商量如何给一批“阶级敌人”定性定罪，用那时侯的话来说十分响亮，叫做是“群众专政。”
会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领导们深入到“红卫兵小将”中
间，不耻下问地虚心听取意见，一般都是领导先介绍处理对象的案情，然后再倾听同学们发言表达意见。
第一个“专政对象”大家都熟悉，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此人罪孽深重，有一回上茅房忘了带厕纸，竟然撕了几页“红宝书”解决问题。为破获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特大恶性案件，领导动用了“群众破案”的高招，全校上千师生不分男女，全都排着队进入茅房仔细“参观”那堆该死的排泄物，以便提供破案线索。正当南方的炎炎夏日，旧式茅厕里的哪股味道自然是可想而知，弄得全校革命师生一个个薰得够呛，许多人几天吃不下饭去。领导介绍完这些大伙早已熟知的案情，便询问起对此人的处理意见。
“枪毙！枪毙！”话音刚落，便听见全班50多条喉咙异口同声地高叫起来。
领导笑了，也许惊讶于大家高度的阶级觉悟，不过立刻就宣传起了“给出路”的政策，说是对阶级敌人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还是要讲党的政策宽大处理。
“无期徒刑。”政策宣讲果然有效，全班同学很快形成了新的意见。
看见大家意见如此一致，领导不好再泼冷水，于是又开始介绍第二个专政对象，此人大家更加熟悉，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据说是在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时侯，便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还一再隐瞒，害得造反派内查外调，费好大的劲才将他揪出来。
“无期徒刑！”红卫兵小将果然铁面无私，对自已老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领导于是又做工作，说是此人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还是以判有期徒刑为宜。
“50年！”“60年！”领导话还没说完，立刻有人性急地先叫起来。
“对，就50年，60年！”大家伙也争先恐后地叫嚷着。
领导楞了一回才笑起来，说是法律有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也就20年，压根儿就没有50年60年的期限。这样全班同学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律上还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大家最后还是一致赞成，就判老师有期徒刑20年，一天也不能再减了。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那天一共征求了对大约20个“阶级敌人”的处理意见，同学们的“民意”全都惊人地一致：除了枪毙就是无期，有期徒刑也没有少于二十年的。大伙几乎是带着玩儿一样的心情，在谈笑之间就轻易决定了这区区二十个人的命运。这也难怪，那时我们都不过15、6岁，全都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里，听着“阶级斗争”的教育长大，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很少看到过其他的电影戏剧。
领导们背着草绿色挎包满意地回去“集中”了，不过这事从此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那些个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全都该关该杀的“阶级敌人”，后来竟然陆陆续续全都落实了政策，有的还当了“还乡团”，又回来执鞭从教，开始在课堂上对我们指指点点地不客气起来了。
所以最近竟然听到有人在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民主”“反腐败”，尊重“民意”的运动，我便会不由地哑然失笑，很想对他们不客气地说一句：“朋友，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所谓民意，也往住是荒诞不经的。那样的民意，实在还是少来一点为好。”
---王晓明：1969，“民意”也荒唐
文革中的“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 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一车人皆笑。另一位法官忍不住了，也讲了个罪名故事：
“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一位女法官嫌我们讲得恶俗，便说了个带点浪漫色彩的：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我们聊得热烈，笑得大声，一位老同志一直闭目养神。见我们再无可讲，他终于开口了：
“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也是真实案例，发生地点是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姑且称甲吧，有一天无聊，跟朋友乙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乙一听，靠，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
我们都被雷住了，认真听老法官讲。
“乙吃完，漱了口，嘿嘿，这个是我想象的，他总不能含着屎说话吧，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甲反悔了，他肯定没想到乙会真得会把屎吃了，只好赖账不给。乙火了，要打甲。甲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吧，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
或许是情节太过离奇，车内安静极了。老法官点了根烟，继续说：
“倒霉的是，乙吃的是新拉出来的屎，所以没事。而甲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会放过乙，把他扭伤到了公安机关。至于怎么定罪嘛……”老法官坏笑着看了看我们。”
“反革命杀人罪？”
“反革命贪婪罪？”
老法官答：“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15年！”
---- 作者：何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 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 [ 张闻天的政治秘书 ] 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给总理提意见
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闻天提 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新婚夫妻手册》
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身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 毛主席语录 —— 要斗私批修！ ”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写：
“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