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三Ｐ”
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相似，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 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 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 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会两 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变成了：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 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 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 １９１１—１９６５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 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僭主”、“走资派”、“群众 ”在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Ｐ“（3 Persons):1、毛本人；２、党的组织；３、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１９７６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Ｐ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１９６９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Ｐ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Ｐ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 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 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使民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 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及其他共产仆从国家那里也是没有先 例的。文革的价值因此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 、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 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风气，心理等意识形态颇有关系，但毕竟是直接由文革这 样的社会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尽管，中国从苏联模式下独立出来的倾向在文化 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 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中国终将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 命，来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后人会认识到，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获得思想和政 治独立的时代，是从文革的劫难开始的——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
---文革造反——国王与民众的结盟 谢选骏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 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 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 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 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 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 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 ，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 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 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 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 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 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 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 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 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 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 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 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
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 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 “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 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 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
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
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
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 各怀鬼胎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 ，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
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冀朝铸回忆录
图：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冀朝铸（左二）担任翻译
无题，无语…
两本奇书。
《仇视美帝 鄙视美帝 蔑视美帝》
《仇视苏修 鄙视苏修 蔑视苏修》
潘士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肯定红卫兵行动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到来了。那时说恐怖也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手书做刊头的。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学红卫兵走在前面，他们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1972年，干活不忘毛主席，南通市郊农民劳动时在扁担上的挂起了毛主席像。晓庄/摄。
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AB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AB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 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苏区的男女关系
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的婚姻制度为依据的）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的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 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后，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着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作者: 蔡孝乾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 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５月１２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 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朱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 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朱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
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朱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朱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朱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朱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朱德大加笞伐。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朱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解決四人幫，是場宮廷政變，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歡迎。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時候，某軍總部禮堂的掌聲長達四十分鐘。一時北京商店裡的酒被買斷。對於共產黨以後的領導人，算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再搞家人傳位，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連毛澤東這麼大的資源，苦心經營十年，都未能成功，別人有什麼機會？，，
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卻斷掉了毛的死後。這兩件事是有辯證關係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肅了。周也就沒有機會破壞毛的傳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絕對沒有可能接班。他們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戰。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於發動“批周公”運動的原因。以該運動的勢頭來看，周恩來如 果不得癌症，毛澤東和江青就會把他整死。筆者當時在某工廠作一普通工人，當時全廠停工，整天學習“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強大的運動攻勢，顯示毛江勢在必得，絕不會因為群眾不滿，而對周恩來手軟。後來毛江得知周恩來的病情，才放鬆了整肅他的運動。說實在的，全國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活得比毛澤東長。周一死，則民眾絕望，最後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間挺身而出。這件事好像芭蕾舞劇《天鵝湖》。天鵝湖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敵被殺。而共產國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際，已經絕望飛走的弱小天鵝，飛回來保護王子，他們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個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鵝。四五事件是老周的靈魂領導的最後一次阻擊戰。和以前的阻擊戰一樣，它不能勝利但是完成了戰略任務。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无论是首长，是主任，还 是林部长，都已暝目长逝，什么都不知道了。真正日日夜夜受良心煎熬的，还是林立衡女 士，她才是这场悲剧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那灭绝人性的制度的主动殉道者。这就是她何以 发誓将余生用在为她父亲平反昭雪之上——那是她唯一可以求得良心平安的手段了。
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那种革命家庭：林立衡受罪，始于立果向她和盘托出密谋的那一瞬间。作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战士，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谋反大罪。为此，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中央举报，并多次请求警卫部队把她亲娘和亲弟弟抓起来，而这只意味着两人将被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对此严重后果，她那现役军人绝不会不知道，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这么作了，唯一的指望是保全她爹。
任何一个平民子弟都能看出这种幻想是何等滑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更何况伟大领袖早就卯足了劲要整她爹，而她也不是不知道这点（她完全知道庐山会议内容，更别说立果一定会向她传达过毛的南巡讲话），怎么还会产生这种天真幻想呢？但她就是从头到尾都坚信可以用牺牲她娘和她弟的方式保全她爹，事过几十年还执迷不悟，至今还在以那荒诞不经的说法坚持她的personal crusade，以为可以说服现中央为她爹平反！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家庭？为何豆豆就是不能跟最宠爱她的亲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为何不能先和她娘、她弟弟举行严肃谈判，以“我要向中央举报”的威胁，吓阻对方轻举妄
动？哪怕是从毛的革命路线标准来看，这也是挽救同志的正确作法吧？为何连个最后通牒都不下，连让她爹娘弟弟悬崖勒马的机会都不给，就去背着家人进行阴谋活动，试图把秘书、卫生员、警卫部队等等拉过她那边去，无效后竟然向低于她爹的“中央”举报？难道与自家亲人沟通，竟然是毫无可能的事，以致她必须借助外力来解决家庭纠纷？
悲剧在于，这种怪事在革命家庭中决非绝无仅有。当初刘涛同志就曾欺骗其继母王光美，电话报告她说刘平平遇到车祸，重伤入院，吓得光美同志直奔医院，被早等在那儿的清华造反派“智擒”，押到清华去百般侮辱，用乒乓球做了个项链给她戴上，弄了件烂旗袍让她穿上，拍了许多丑态百出的照片流传全国。刘涛还动员她生母写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少奇同志的许多隐私。诸如什么少奇同志嫌她生母手上有伤疤难看，要她戴手套遮丑等等，那脍炙人口的“金鞋拔”就更不用说了。
我死也不明白的是，血缘形成的强大纽带，为何会在革命教育面前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无论是刘涛还是豆豆，背叛家庭似乎就跟上街买东西一样自然。豆豆在举报她娘和弟弟的杀头大罪时，似乎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不可跨越的感情障碍。
说到底，豆豆的唯一烦恼，似乎就是中央不该冤枉了她爹。假定伟大领袖满足了她这一合理要求，及时下令８３４１部队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枪决了两人，同时令副统帅与他们划清界限，以此作为保留他位置的前提，而副统帅也从命了。那么，豆豆是不是就可以心满意足，此生再无遗憾了呢？
还不止此。无论是豆豆还是前躯刘涛，都在事后无任痛苦地发现，其实出卖亲生父母，并不可能换来伟大领袖的信任。两人都只有瞬时利用价值，事过境迁便立刻弃之如敝屣。林副才上天，汪东兴便在电话中对立了大功的豆豆毫不客气，指责她报告太晚，说现在没空跟她多说，便粗暴地挂了电话，竟然连句安慰话都没有。此后豆豆更被我党审查多年，终生成了怀疑对象。如果我党不是如此薄情，而是赏以重任，将其提拔到王洪文那样的位置。那么，豆豆今天还会把为她爹平反昭雪当成余生的唯一目标么？。
---林豆豆——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
芦 笛
图：1966年10月1日国庆典礼，林立衡在天安门向毛泽东敬礼汇报思想。
一起荒唐的“蜗牛事件”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
１９７２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引进的直接原因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并不仅是为了使中国的彩电行业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 ”。黑白电视上看领导不够光彩嘛！于是，我们组成了十二个人的考察团，当时我在四机部对外司具体负责这个事情。１９７２年底我们先赴日本考察，，把日本的电视机厂家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看了个遍。一考察才恍然大悟，现在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还差的远着呢！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ＲＣＡ的厂家这四种技术都有，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ＲＣＡ寻价。对方报价很快，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并开始谈判。当时ＲＣＡ报价一亿三千万美金，谈判结果降到七千三百万。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号我们这十二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ＲＣＡ，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ＫＡＮＮＩＧ）公司，于是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我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我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汽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５５美元。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号，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３点，突然有三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钻出来的竟是江青！她下车就点名要见我们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一个干事。为什么要见他呢？原来我们回国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
江青下车便大放厥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竟敢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骂了一通后江青又发指示，要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当时王诤部长不在，副部长高峻接待的江青，整的这老头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哼哼哈哈，点头哈腰的。
那时全国正在批判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丑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一出来，正好火上浇油！
１１号，中央就开会了，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四个部门的领导开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脾气了：“你娘个×！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
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江青有指示啊，全国都要查，这几年各部委、各省市、举国上下各个单位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象有的单位就查出了黄牛和乌龟，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是长寿，中国可不这样认为；黄牛也是一样，老牛拉破车呀！
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１４号，调查反馈回来了：美国人没有任何讽刺挖苦中国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快呀慢呀的概念，还有外国专家称，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
因为当时四人帮很猖獗，连周总理都惹不起他们，所以电报一回来并没有完全向下传达，只是决定事情不再扩散了，对代表团成员不做任何处理。
但是，引进彩管生产线的工作却停止下来，谁还再敢搞“爬行主义”啊！怎么办呢？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１８个人到南京市７４１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１９８２年该厂不得不从意大利买了一条旧的生产线，这是后话。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了，上面说的这四个部门才重新打报告，国务院批准后重新去日本考察、谈判。一百多人在北京，天津谈了一年多，到１９７９年９月才最后与日方签定合同，总装是日立的，玻壳是旭硝子的，莹光粉是大日本涂料的，荫罩是大日本网版的。四条生产线约花了一亿六千多万美金。
“蜗牛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多花了近九千万美元，也就是白白把七亿元人民币送了人；另一点是引进生产线整整晚了五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老百姓本可以早五年看上彩电的；此外，还使中国的彩电制式从此走上了日本的Ｐ制的道路而没有走美国的Ｎ制道路。
---李中强
毛远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６０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 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 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 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 ，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 ，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３０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６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３６块钱的水平，３０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
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６０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６０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自行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自行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苹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１９６８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７８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亲身经历：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李 工
图：毛远新和“陈三两”
太子在遼寧作了什麼
在文革的時候，毛遠新在遼寧繼續實驗毛的公社化。劉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場、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沒有敢廢除這三條。可能是基層幹部都知道這三條對農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遼寧毛遠新搞了個”趕社會主義大集”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幾乎就把這三條廢除了 。其中趕社會主義大集是在７５年才開始的。以前農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在７５年毛遠新命令農民到集市上把東西賣給國家的收購站。當然那價錢比市場上低一些。農民當然不願意。不願意就抓。從城市裡面派出工作隊，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個老鄉提着雞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頭，就讓他放下，雞蛋是７分一個收購。在集市上可以賣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這種比例低價收走。有的老鄉說雞蛋是給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兒的，那也不行，你不賣可以，但是要懲治你。就是把你的雞蛋打破，讓你賣不成。當時從城市裡面抽調來的工作隊員，多是在工廠裡面不幹活的年輕工人，其手段也類似流氓。收購上來的東西，本來不多，因為人們知道了這回事，都不敢來趕集。收上來的東西，大部被這些人私分。
對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辦法，是勒令每戶農民以國家收購價上繳一定數量的雞蛋。有的農民並不養雞。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錢買雞蛋，也得繳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種。實際上就是沒收自留地。
毛遠新還繼承當年公社化的辦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結果和公社化的時候一樣，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的經濟災難。當時為了表現積極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戰”。就是在晚上點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網化”。這事情沒有一點科學性。一來是在挖水渠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地勢的高低，和水的來源。另外遼寧省的農業區正好是以前的遼河沖積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進了渠道，馬上都滲入地下。結果只是破壞了大量的農田。而且人在晚上幹了活，白天必然睡覺。還不如白天幹活。當時東北農村的勞動力並不富裕。這樣大量地浪費勞動力，對生產有很大壞處。
也就是說，毛遠新在遼寧，幾乎把當年大躍進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證明，當年那麼干還是對的。但是實際情況與他期望的相反。當時遼寧是全國供應最差的地區。當時全國各省的食油供應，為每人每月５兩。而遼寧為每月３兩。人們戲稱陳錫聯為陳三兩。軍區幹部在作報告的時候，對群眾說，以遼寧的情況，每人三兩油已經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兩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兩油就夠了。但是軍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軍隊自己有農場，每年的收穫可給軍官一些油。當時為了提高產量，種的吃的多是雜交高粱。這種東西很不好吃。只有軍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當時軍官在遼寧的地位最為崇高。姑娘們以嫁軍官為榮。軍官的生活水平確實比平民強了不少，但實際水平（絕對水平）還是相當低。當時軍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雞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沒有什麼了。
毛遠新也把毛澤東知識份子的態度，發揮到了極致。大家都知道有個張鐵生。這件事不能怪張本人。他只是一個下鄉青年。毛遠新把他抬起來，目的是要把已經很倒霉的知識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從此發明了用高中或大學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學的軍管會遲群等人就對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擊考試。並公布成績。全國大學考教授成為風氣。並讓“工農兵學員”上學，在學校里監視管制教師。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 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