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成敗
毛澤東失敗而金日成成功，原因有很多，毛澤東最終沒有在幹部和民眾的心中，製造出他希望出現的那種“靈魂”。這種靈魂在文革後期一位軍隊幹部心中得到實現。這人就叫做門合。姓門名合。這位幹部有四句名言，被廣泛宣傳。這四句話是：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維護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 席，一切XX毛主席。這個XX是什麼已經忘了，四句話的順序也可能有錯。但是不管XX是什麼，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盲目地忠於毛澤東個人。後來周恩來說，門合的四句話不科學，不要宣傳了。懷有門先生這種心態的，只是極個別人。至於金日成在朝鮮是否成功地製造了心態，我們不清楚。可以確信的是，朝鮮瀰漫着對金日成家族的恐懼。應該說金日成對民眾和幹部的迫害，其殘酷程度，和深入程度，遠超過毛澤東。金日成用斯大林那套辦法，看誰可疑就把誰立即結果。朝鮮人隨時有“失蹤”的可能。而且失了蹤家人也不敢問。結果朝鮮人的“靈魂”被恐懼充塞。並轉化為崇拜或麻木。“靈魂革命”就算是成功了。中國文革的迫害的殘酷程度，可比不上朝鮮。如果比得上朝鮮，說不定中國現在也和朝鮮一樣了。為什麼中國的迫害殘酷程度稍遜一籌？因為到底中國幹部民眾的文化傳統深厚，共產教育也起作用，所以有了一定經驗，了解了一些事情的人，就能看出毛江林等人的醜惡。就會抵制他們。朝鮮作的那些事情，在中國很難長期大規模實行。因為廣大幹部群眾反感。
毛澤東傳位失敗的原因，還出在後代身上。金正日接班時已有一夥自己的幹部，形成一個集團，該集團成員有共同利益，那就是掌握國家權力。雖然這能把國家搞成破爛攤子，但是他們能夠得意洋洋。金正日的這伙幹部，很多是他上大學時代的同學。其中有很多人是金日成從小就培養的戰爭孤兒。毛澤東沒有培養出來這麼一伙人。毛遠新一點也不把自己的軍工同學當作資源。他對這些同學還有一些反感。軍工學生中有很多努力勤奮，心胸遠大的學生，他們比毛遠新更努力，成績也更好。而且，軍工學生中有２０％來自幹部家庭。他們對中共和中國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毛澤東的崇拜，非理性的成分比較少。所以毛遠新非但不能用這些同學，反而害怕和疏遠他們。這是毛遠新失敗而金正日成功接班的原因之一。我們再看蔣經國和毛遠新之差別。首先蔣介石家庭的資源比毛澤東的雄厚。因為宋美齡的身份特殊，江青和她不能相比。另外蔣經國在蘇聯作基層工作９年，刻苦肯干。算是斯大林替蔣介石培養了他。回國後在贛南工作，培養了自己的一套人馬。以後在情治部門擔任領導，後來擔任過行政院長。蔣介石死的時候，蔣經國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而且羽翼豐滿。而毛澤東死的時候，毛遠新的政治經驗還不及格。另外，毛遠新從小在高層的呵護下生長，根本就沒有到基層鍛煉的機會。對政治險惡，人生艱辛全都不懂。就是讓他作個班長也不能勝任。如何能讓他接班？
江青毛遠新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都極度張狂。毛澤東臨死之前，迫不及待地抬高毛遠新的地位，讓他擔任“主席聯絡員”。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傳達毛澤東指示。自己說“我隨便說幾句，就夠他們學幾個月的”。對待政治局成員好像對待下級，王洪文都十分不服氣，說“我到底是個黨的副主席”。在毛澤東的最後時刻，毛遠新和江青互相猜嫉。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死後，如果皇后掌權，必然不利於太子。如果太子不是皇后親生的，下場一定很慘。如果江青和毛遠新真的掌權，那他們之間一定會有一番爭鬥。當時陳錫聯已經調到中央，算是毛遠新的軍事基礎。毛澤東在死前曾經批評過四人幫，算是為以後毛遠新在適當時候，拋棄四人幫作準備。毛澤東可能認為，如果毛江爭鬥，華國鋒和汪東興陳錫聯都會站在毛遠新一邊，毛遠新可能勝利，建立毛家天下，讓他毛澤東不輸於蔣介石金日成。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 ，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全体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二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们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陈锡联当然把毛远新坐镇沈阳，当作毛泽东对他的大恩宠。军区干部们在大礼堂开会，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毛远新和陈锡联都坐在主席台中央，毛开始掏口袋，陈也开始掏，毛拿出香烟，陈拿出打火机。毛把烟往嘴上一放，陈把火送过去。毛远新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也颇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杨某(或政委)的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是他的大皮条。当时高干病房有一上海籍护士，她的妹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供应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休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丈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 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 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 人该杀”（３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 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３２）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 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 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 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 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 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 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３４）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 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 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 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 “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 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 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 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 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３５）。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 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 谍活动混为一谈！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作者：宋永毅
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 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 读过了。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他从档案馆出 来，想一想这样处理贺龙元帅，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纪登奎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贺龙档案，震惊万分。而长期处 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周恩来，肯定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证明贺龙不是叛徒的原 始档案就在北京西山，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 清二楚。但是，为了适应“文革”的形势，适应毛泽东要求打倒贺龙的要求，周恩 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认可贺龙专案组的结论，报送毛泽东，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 以死命。
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仅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 徒”的专案组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元帅的刽子手之一。对于贺龙的死，周恩 来在１９７５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 ”。这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而他面对贺龙 骨灰的七鞠躬，则是周恩来受到良心谴责，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 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 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 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 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他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 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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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感谢邓颖超的秘书赵玮提供了重要证明。赵玮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 访谈节目中，讲述了她在邓颖超身旁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她回忆，邓颖超在“文革 ”中工作非常繁重，不能很好休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要 送到赵玮处，赵每一份都要认真读过，然后交给邓颖超；邓也是每份都要看过，再 交给周恩来；周也是每份都看，因此，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 三办经手的所有专案，都是负责人，都了解办案进展情况和最终处理结果，这样， 周恩来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死于专案组监护之下，更多的老干部冤死于秦 城等监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绝不是“没有保护好他们”，而是周恩来的手上 沾有“文革”中死难者的鲜血。而他只向贺龙的骨灰七鞠躬谢罪，其他死难者呢？
---周恩来为何七鞠躬向贺龙骨灰认罪
姚监复
中共标榜民主，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少得可怜，尤其是在文革年代，连周都不敢对毛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处处要看毛的脸色行事，更何况普通百姓。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社会，皇帝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不是精神上的主宰，历代皇帝还要去祭天祭孔。而毛不仅掌握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而且是真理的化 身，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至高无上的。 在这种制度下，是根本出不了忠臣的，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自取 灭亡。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 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 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 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 ，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著毛走，干了不少不光 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 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 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著他。 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 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 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小心翼 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可 以说，在共产集权制度下，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 ，也无法抗争到底，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
---周恩来若抗争，中国历史是否改写
——在新泽西演讲答问选录
高文谦
中共是PS的鼻祖
图1：中方公开的毛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尼克松的照片。
图2：真实的照片是这样的……中间的是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中共是PS的鼻祖
图1是尼克松女儿寄给冀朝铸的照片，是真实历史照片。
站在周恩来身后的翻译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
图2是中方发表的照片， 翻译冀朝铸被修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红人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1972年5月至1973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继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 领导人。〔吴林 泉 彭飞《草岚春秋》〕 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
作 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 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 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 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 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 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 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 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 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 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 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 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 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 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 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 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图：陶铸与周恩来
红卫兵、造反派是周恩来抓叛徒的“铁拳头”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服务。〔《聂元梓口述自传》〕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
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而红卫兵也在报 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 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 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 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 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 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 。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 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 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 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代表的讲话。１９６７．０３．２１。〕
在第一次揪彭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１：戴维堤《逝者如斯》未印刷稿；笔者在同戴维堤先生见面时曾经当面询问过
此事；２：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见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６３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出版；朱成昭在其与宋永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是周恩来下令要朱派人去把彭德怀揪回来，这和其原来发在浴火凤凰网站的自述是相符合的；３：笔者注：关于揪彭德怀一事的说法另见阎长贵《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４：笔者曾经就此事同阎长贵老师多次探讨，特表示感谢〕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１９７４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 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 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 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１〕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 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 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 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 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 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 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 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 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 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 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 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２〕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 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 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 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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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 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 多多。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 ！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 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问：你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吗？
聂元梓：接触多次啦。我觉得周恩来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点。我觉得他很会处事，很忠于毛泽东。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是从。关心，关怀毛泽东、真心实意地体贴，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 么，他全知道。毛泽东喜欢什么，他 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我对他有两点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说瞎话。对于周恩来，我感觉文 化革命期间所有被揪斗、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保护还是真正要关押的，他都签字。那时枪毙了一些青年，我没有根据，但我相信 也是他签的字。
问：包括遇罗克吗？
聂：当然包括，我还亲手办了一次。有一 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 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 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这才 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问：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
聂：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杨勋有一次同杨柄章去见江青，当面顶撞了江青。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问：您知道要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吗？
聂：不知道。再来说周恩来。周对毛泽东是毕恭毕敬的。我们也很崇拜毛泽东，但你是国家的大总理，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 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周恩来还有一个特点，反对过他的他表 扬；拥护过他的，遇到危难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护……我后来对他是有看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批斗杨余傅。周恩来讲了江青很多好话。后 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上，把江青说得更好，说她是三十年代同鲁迅一样的战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当时为什么吹捧江青？因为那 天毛泽东就在幕后坐着呢！
---聂元梓谈周恩来
行 云
军人们不懂法，判决如何服众？好在当年不讲法治，无人有此古怪的疑问。许恩荣说：“我们这些军代表都是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和与其他类似案件相比较就定下来了。
”
他说的是普通案件。对于大案，当年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军管会将案件交给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革命群众”讨论。“革命群众”审判 你，你还能不服么？另一方面，走领导路线，案件报领导层层审批。人民群众见不到被告，见不到材料，“鸡一嘴 ，鸭一嘴”，没个准星。群众路线是形式，最终领导说了算。
南京下放知青任毅，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歌中唱到：“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歌曲改成男声小合唱，用作对华策反宣传。１９７０年２月，他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而被捕。
他回忆说：“１９７０年３月７日在南京三中批斗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案子被印发成材料在南京人民群众中讨论。当局讲‘杀’，老百姓还敢讲‘不杀’？从逮捕的那天开始
，我就被钉在死刑柱上了。”
他猜对了，但也错了。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南京市委写“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任毅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甚广，罪大恶极。为恐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２〕
剧情出现转折。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十年”，让南京市革委会很沮丧。据说许世友将军坚决不同意。
他遇上了吉星，在鬼门关绕了一圈。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三号首长”・金敬迈・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 段回忆。〕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
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
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
两天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一个化纸炉旁边。
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
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
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
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
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
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十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 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版１２７―１３０页
图：「文革」中的周恩來 — 三号首长。（Getty Images）
一位天津革命小将，遇上丧门星，被远在北京的江青要了命。
１９６７年９月，天津某造反派头头林××和另一头头程××，查抄地毯五厂的“铁梭战斗队”，俘获女负责人王××，关押一夜。该女称“遭到林造反等人轮奸”，并将控
诉录音带送到北京。江青亲自指示：“要抓起来枪毙”。市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刘乃强认为“轮 奸不成立”。江青不断催办，军管会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包庇反革命的顽固分 子”罪名，先将刘乃强判了８年。后王××翻供，说控诉轮奸是因为仇恨。医院检查，王 “未婚外阴处女膜完整”。但江青还在督促，军管会在“犯人不供，证人不证，被害人不 控”的情况下，于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判处林死刑，立即执行，从犯程××死缓。１９ ７９年１月天津高院复查，程××无罪释放，林××恢复名誉，给家属生活费３０００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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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兵
南京下放知青陈卓然，制作了６０份反对江青的标语，贴到大街上，全城轰动。后主谋倪××将陈出卖。陈被捕１９天后处以死刑。公判大会上，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宣布陈 卓然死刑立即执行后，故意拉长声音宣布：“首犯倪××，罪大恶极，理应判处死刑。念其有重大检举立功表现——稍作停顿——当场释放！”然后一法警 手持巨大剪刀，“咔嚓 嚓”舞动着走上主席台，将倪ＸＸ反绑着的绳索剪断，将其当场放掉。
宣判官“故意拉长”语音，法警“咔嚓嚓”，舞动着“巨大剪刀”。一个“立即执行”，一个“当场释放”。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军人们有效地向公众宣示着权力的爱与恨。
作为“集市司法”或者说“戏剧司法”，一年只能演几场，通常选在重大节日如国庆节。一旦你案件被挑中交由群众讨论并公审，说明你的案情有表演价值，通常意味着“你
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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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兵
军人许恩荣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案件审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是解放军６６军副参谋长。他回忆：
“１９６８年１月，天津市军管会将一批案件公布，发出‘致全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要求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召开大规模的公判大会。设总会场、主会场和多
个分会场，用电话线联网。犯人 被钉上脚镣，押赴会场，从西监狱到民园体育场的总会场 约２０公里，沿途戒备森严，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警车护送。到达会场后，被押上高高 的审判台。有的犯人受不了惊吓，大小便失禁，拉了一裤裆，或者瘫成一团，两个民警也 扶不起来。由‘新生医院’的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维持到 宣判完毕。”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宣判官’。我以响亮的嗓音，浓厚的山西口音向到会的约１６０万群众，宣讲‘判决词’。我用高音喇叭同时宣布，对杀人犯张贵元等八人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１〕
军人们的广场审判，重规模、气势和震慑力。审判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被夸张到极致 。大案、要案、尤其是死刑，要集中宣判和执行，这样才有规模效应并产生轰动。死刑宣 判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以利于充分表演：犯人钉上脚镣，沿途２０公里戒备森严，摩托车 开道，警车护送，高高的审判台……可以想象观众的兴奋、胆寒和喧嚣。犯人“瘫成一团 ，拉了一裤档”，证明权力可以打碎灵魂，将人碾成碎末。围观和旁听的达１７０万人， 宛如“沙场秋点兵”，满足将军们的“边塞情怀”。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
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用 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 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 （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否定毛泽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否定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农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脱胎换骨。尽管，这种否定不会一蹴而就，很可能是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中国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这一进程。
我以为，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最艰难的否定过程，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之顽强堪称世界之最。尽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当代中国人别无选择。
否则的话，尽管毛泽东已经魂归西天，但他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仍然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 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 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 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 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 ”陈友群还谈及，１９５０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１９５６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 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 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 ，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 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１９ 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 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 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 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 。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 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７月１１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 还较融洽，承认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 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１９５７年由鼓励鸣 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 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 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 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 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 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 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混世魔王毛泽东
刘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