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用农业的“大跃进”来促进、推动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把持的像“蜗牛一样爬行”的工业。毛泽东曾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

工业方面的“大跃进”，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为纲领的。

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

“超 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

到了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赶超的主要项目是钢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钢铁产量计划指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上调。开始时，周恩来等人还考虑到国民经济全局，计算要生产这么多钢铁，需要增加多少电力、运输、机械设备……。因此，只敢一点点，一、二百万吨地往上加。到了六月份，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说：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1958年的钢产量便确定为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一倍；并决定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3千万吨。到1962年则要达到9千万吨以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方针与事件的回顾》）

对于这种工农业一齐“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他说：

“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你看怪不怪。”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定下的纪律，俨然是“立下军令状”。

为了完成毛泽东的“翻番”目标，全国投入钢铁生产的劳力超过一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办起来的小土炉达到几百万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家亏损五十亿元。至于过量地开采矿石、煤炭，滥砍树木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超英赶美”：工业“大跃进” ——毛泽东的“天方夜谭”式的狂言

祝世华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此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毛泽东向湖南省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的工、几百的工也要干’；又对陕北的领导人说：‘搞一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田全部翻一遍。’”（见薄一波《若干重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株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株禾苗，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都可以密植。’”（出处同上）

“上有好者，下必甚蔫”。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深翻”变成了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一份荒诞离奇的反面教材

——看毛泽东是怎样“胡说八道”的

祝世华

谁都明白被选去出席舞会的女演员们不仅仅是陪毛泽东“共舞”，江青更清楚办舞会的目的。那时她无力制止，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江青作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有了点权力，头一件事就是不再容许为毛举办舞会。这就是李志绥书中所说的毛“没有跟女人鬼混”的“很短一段 时间”，也是毛泽东说“这下我作了和尚”的“短短数周”。

从毛泽东的行止来看，那“短短数周”应是毛泽东从西郊玉泉山搬回北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的时候。江青就住十一号楼，行事不方便，所以没过多久毛泽东又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做“和尚”的日子结束了，据李志绥说“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不过，李志绥对记者陆铿表示“考虑到这些人今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写的时候都尽量简化，不提名字，以免蒙羞。”

---丁抒：毛泽东邓小平私生活考证

图：毛泽东和他的舞伴们

本来江青不想参与政治，但是林伯渠老婆王钧璧写匿名信谩骂江青。王钧璧出身上海帮，所以毛在上海逮捕了几万人，将潘汉年、林伯渠女儿、王芳都下了大狱。项英的秘书杨帆已经升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更得收拾。罗瑞卿、王芳明显罩着林伯渠老婆，罗也被下了大狱；二人出狱竟然将掀起血雨腥风的王钧璧平反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年11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 你的学生。”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年7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轻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分和高度的支持。

1953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 ，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嗳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用镇反恐怖建立新政权权威

一九五○年十月发动的镇反运动，毛指示要大捕大杀，而且要“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大规模公开枪决，恐怖笼罩全国。张戎说，仅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人次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位英国女子目睹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在路上 行人看见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过。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新政权大开杀戒“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称全国杀了七十万人。其实不止。这就是中国专制帝王惯用的杀人立威，毛泽东用镇反的红色恐怖来建立新政权的权威，使人心生畏惧而不得不臣服。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说四川镇反全国杀人最多，杀了五十万，仅成渝（成都重庆）两地即杀了二十万。这一场杀戮将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吓怕了，我依稀记得幼时皇城埧（现成都天府广场）开公审大会，才二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杀人，吓得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又听父母说到，那些朋友几天前才见过面，突然听说被镇压了，使他们很惊恐。

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最早的记忆。当时镇反杀人最多的刑场是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由于杀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样，镇反杀人被成都人称为“敲砂罐”，“昭觉寺敲砂罐”随后成了意指枪毙的地方俗语，伴随我长大。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彭德怀年谱》引用当年监管人员的监视记录，生动的再现了彭大将军那段艰难而酸辛的最后时光。

“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３日）

“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 有什么好的？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 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 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　（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彭）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两分钟又醒了，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就流泪。”（１９７１年　８月１８日）

“（彭）躺铺上哭了一小时。”（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当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说道：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１９７２年　１月８日）

“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　（１９７２年　６月９日）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３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

１９７１〕５７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彭德怀又一次显示了直言极谏的性格：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

“警卫战土，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１９７４年　７月２１日）

“为什么今天这样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９日　深夜２点）

---彭德怀最后岁月言行录

京城孤魂

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道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 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苹）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复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子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 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相隔不到半年的两首水调歌头词

郭沫若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２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虽然康生贬低他的书法，但我看还是相当有水平的。

“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

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 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

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龚楚回忆录》

１９７０年，“文革”仍处高潮，１月５日，云南通海发生７．８级大地震。１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 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 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

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 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 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 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 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 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下），第３４３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 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 示。

１月９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 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 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 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 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救灾报 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 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 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 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 “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 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 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２０００年１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３０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 难，并在事隔３０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 ，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 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 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 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７．８级大地震３０周年祭》（《边疆文学》２０ ００年第１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 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 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 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１４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 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灾区向国 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 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１月９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 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 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 ，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 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１９８２年民政部委托云南 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１５６２１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 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 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 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 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 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 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 。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 。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 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１页）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雷　颐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 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著，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42万字回忆录被封杀后另起炉灶

罗冰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人祸》修订本，这是一部研究「大跃进与大饥荒」的专着。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国大陆的各种出版物，包括统计资料、回忆录、地方志、历史著作、官方文件、报刊评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学者的许多论断：

一、推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死于饥馑的人数下限为三千五百万人，可能 的数字是接近四千万人。

二、论证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购得来的粮食，揭露「周恩来极其错误地」反对外贸部主张拋售黄金买粮食救灾，反而出口六百万吨粮食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否则可使数十万饥民免于死亡。

三、论证苏联逼债造成中国经济困难之说全无根据。不仅当时还债之数与中国乱花损失之数不成比例，而且，苏联还借给中国二十万吨粮食解决东北的燃眉之急，使东北死人较少。中共对此却不予公开。毛拒绝与苏联组联合舰队后，苏仍向中共送来轰炸机、导弹与潜艇，协助中国仿制，直到大跃进失败后，才中止协助中方造原子弹，因担心中共乱来。

四、查实毛对大跃进恶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广西饿死人，撤了陈漫远，还说如果死五千万人，我也要撤职，杀头都可能。但是当饿殍千里时，他又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说：「甚么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在国家极端困难时，纵容下面为他盖极其豪华铺张的行宫，劳民伤财。

五、揭示毛指挥的「大跃进」，在党内激起严重的不满，高干骂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话都有，刘少奇主张把这惨史写成书，编成戏，还要立碑，让后人永志不忘。只有林彪对毛表忠，周恩来则为毛解套。文革的阵容与图谋，其实在总结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贡献，给文革研究作了极为扎实的铺陈，而大跃进失败正是毛走向垂死挣扎给中国带来浩劫的开始。

---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 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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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向农民开战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 “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恐怖制造人民拥戴神话

张戎毛传第二十章〈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对比了延安整风前后的气氛。斯诺夫人海伦对张戎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对毛不敬），七年后没有敢这么说，冷嘲热讽、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六 月延安关闭多年后第一次允许记者来采访，重庆记者赵超构发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他以同一问题问过二三十人，答案都是一致的，但又都坚决否认他们的思想受到管制。那位在整风前敢写文章批评中共等级制度的作家王实味则声色俱厉的自我批判，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中共第三个政权之初的“威望”是靠几场遍及全国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运动。第一是土改。张戎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即所谓解放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农村都经历了土改，被斗争的受害者起码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亡难计其数。恐怖产生了毛泽东期望的效果，给毛泽东的土改报告说“人人害怕”，“农村极度紧张。”甚至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看到河北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份被消灭”，“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为打赢内战，中共将解放区变成战争机器，向农民征夫、征粮、征钱。大多数农村青壮年被征调作为支前民工，仅淮海战役，征夫就高达五百四十万人，被征调的粮食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因为土改的恐怖，农民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要表现积极。这就是全中国农民踊跃支前、支持中共解放战争的秘密。“解放”全中国后中共又在占人口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展开土改。土改的血腥和残忍，连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一度都忍受不了，“无限痛苦”流泪，在日记中发牢骚。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 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

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捡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华国锋到李先念的家，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 不解决不行的时侯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就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粹“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戌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戌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戌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１０月６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戌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当晚１０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１６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读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之笔记

陈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