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 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毛泽东的“治国”之道
“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一松，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出来。……只要你不整风（编者注：绝妙的“整风”一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整风”与整人、害人是同义语。当年延安整风如此，1957年“反右”也是如此），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选 》第五卷第477页）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搞个把月就行了。”（《毛选》第五卷第488页）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活脱脱钩画出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逻辑依据与他的内心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毛泽东统治下的“臣民”，都得靠“整”、靠“斗”，才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听命于我毛泽东。在毛泽东脑袋里，只有“整”与“斗”两个字，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更谈不到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祝世华
遇罗文说：“其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个现在大伙儿都不知道的一件事。北京有一个叫吉祥剧院，这个吉祥剧院当时都是老红卫兵控制的，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专门把人打死。这么个地方，相当于屠宰场。打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很保密的，进去的人活着的只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章乃器，他是因为毛泽 东要接见他所以把他放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哥哥同事的弟弟，这个同事因为几代出身是工人，这种情况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因为北京过去不是工业城市嘛，他这人又很能说，所以就把他弟弟给救出来了，他回来跟我们说那里面简直恐怖极了，到那里面都把人都一个个活活打死。而且临死之前呢，还要往他们身上泼一些碱水，浓碱水，让垂死的人都会跳起来，心理衰竭就会死了。他们觉得这还不过瘾，他们纯粹拿杀人取乐，还不过瘾就拿父子两个人或者母子两个人都同时弄过去，先把儿子打死，让父亲或者母亲神经崩溃发疯了，他们看着很高兴，再把母亲打死。就用种种残暴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黑五类包括他们子女。
---“文革五十年特别报道， 解码五一六”
美国之音 东方
吉祥剧院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内，剧场的大门开在金鱼胡同，是个很有名气的老剧场。舞台不是很大，适合表演戏曲。文革一开始，所有文艺项目几乎都有了问题，这个剧场也就闲置起来。不知道经过何人批准，这里竟成了红卫兵杀人取乐的场所。
据胡同事介绍，被抓进吉祥剧院的人，大部分是被抄家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正式工作，再加上黑五类甚至小业主、房产主出身。至于为什么没有工作，比如因为出身上不了大学准备来年再考，或是因为出身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或是因为有严重疾病用工单位不要····没人关心这个，也不审问，进来就往死里打。
估计打手经过了专业训练，把“犯人”两手往后一撅，无论年老年少，疼得他一下子能窜到一人多高的舞台上。舞台就是虐杀“犯人”的专用场地。每当“犯人”被各种刑具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有最后一道“节目”，那就是把一盆事先溶化好的碱水往他（她）身上泼去，眼看着他们疼得跳起来，心力衰竭而死！光这个节目打手们还不过瘾，如果有母子（女）同时逮来的，偏偏要先打死其中一个，让另一个看，直到另一个疯了再被打死！
胡同事得知弟弟被抓走，打听到有这么一个屠宰场，急忙跑来搭救。幸亏那天“犯人”较多，他弟弟还没被上刑。“如果晚去一步，他不死也会落下终身残疾。”胡庆幸地说。
---遇罗克《出身论》的写作背景
遇罗文
谭庆华：寻访炸死毛岸英的飞行员之旅
在美国国防部数据库里查到这么条记录：“1950年11月24日，大榆洞，第18战斗轰炸大队，3架P-51，312、304、303号。飞行员Lipawsky、Richter、Odendaal。
每机带2发凝固汽油弹，6枚5吋火箭。观测机发现少数中国军，召唤K-24基地支援，凝固汽油弹引燃目标地区灌木丛 可见，确切战果不明。”
然后查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发现是美军和南非空军的联合大队，而312、304、303号飞机隶属于南非空军。
遂登录了南非空军的网站，“在南非空军档案馆藏SAAF朝鲜战斗记录，册220，P132”里证实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就电邮了南非空军，请他们查查飞行员Lipawsky、Richter、Odendaal的详细信息。
4天后，南非空军回了信，信里面说，飞行员Lipawsky，在1950年时是中校，时年35岁，于2004年因心肌梗死逝世。
飞行员Richter和Odendaal当时是中尉，当年一个是24岁，一个22岁，目前，Odendaal住在约翰内斯堡而Richter随子女移民到了英国的利物浦。 目前二人还健在。遂产生了要寻访两位改变了华夏历史的飞行员。没有他们的轰炸，华夏可能就像北韩那样，幸福生活了。
11日，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Odendaal先生，87岁高龄的飞行员除了左胳膊有些残疾外，其它的情况非常好！ 飞行员的左胳膊是由于62岁那年，打英式板球受了伤。对于我的到来很是意外，他说，我只是完成了上司交给的任务罢了。至于能给东方遥远的民族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是始料未及的。
又聊了一阵子，就告别了。鄙人的感想是，这位飞行员太低调了，感觉很谦虚；并且军人的作风保持的相当好，性格也比较内敛。
跨越南北半球后，先到了伦敦，在伦敦转机到了利物浦。通过当地的警方，找到了飞行员Richter。89岁高龄的他看起来像60出头的状态。 这得益于他不抽烟、适量饮低度酒，多鱼少肉，大量吃蔬菜和水果，基本上维持地中海饮食模式有关，并且一周还出门锻炼3次，每次两英里的慢跑运动。
当他得知我的来意后说，看到北韩的状态了，北韩不过一小国，那样的状态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有着14亿的东方大国也是那样的状态的话，是简直不敢想象的事情。
虽然通过历史资料知道东方大国在20世纪前的状态，但是如果现代还是那样的状态，那将是全人类的大幸。言语中充满了侠义心肠。
他还说，要是真的是他和他的小伙伴们的那场轰炸改变了东方大国的命运的话，他很不高兴，说他终于可以和击落山本五十六和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美军飞行员们相提并论了。
我们又一起回顾了韩战的那段历史，通过他也了解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韩战历史的细节。然后就分手了。
图1：倚车而立的是Lipawsky上尉。G. B. Lipawsky生于1919年，二战中参加南非空军，在二战和朝鲜累计飞行超过12000小时。1950年11月24日，他所在的第18战斗轰炸大队使用凝固汽油弹袭击了志愿军指挥所。
图2：持刀者是Lipawsky
图3-4：P-51 野马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刘少奇向毛泽东再次屈服
“到了八月下旬，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在北戴河会议上占了主导的地位。……于是，毛泽东便提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继续讨论‘阶级斗争问题’。
“至此，刘少奇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只好服从毛泽东的意见。 ……
“刘少奇的阵营全线溃败，而毛则乘胜全面出击。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 奇又一次不得不向毛泽东靠拢，并且毫无保留地同意和接受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和中国，都是一个转折点。继推翻八大路线后，毛泽东再一次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再次失去了向良性发展的机会，被推向坎坷多难、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民不但因此遭受了无穷的灾难，中华民族也失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时间。
“对刘少奇来说，毛泽东为他编织的那个令他死于非命的罗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尽管刘少奇有几年风光的日子，但毛泽东的阴谋的罗网已经张开了，刘少奇在劫难逃。……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便是从八届十中全会源起的。
……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显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
1962年夏季的形势：两种前途的选择
经过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及“西楼会议”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各自的阵容都亮开摆明了。在对形势的估计、对“大跃进”以来成绩与错误的看法、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彭德怀问题的观点、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 题等等问题上，两人的分歧深如鸿沟。可以说相同点已经微乎其微了。
如果说：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是不满意的；那么对“西楼会议”和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则是愤懑加上不安了。刘少奇所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令毛泽东感到巨大的威胁。
……
1962年夏天，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两种前途：
其一，是让调整工作继续深入地发展下去。其结果将必然是触及面越来越广，最后导致“三面红旗”全面、彻底的被否定，而且还追溯根源，将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全部否定，使中国按照刘少奇指引的方向前进和发展。
其二，是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整工作，进行有力的干扰、打击，虽不能令其半途而废，也起码要扭转其发展趋势，改变其方向。不能按照现有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说，中国还要遵循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继续走下去。
中国的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从客观形势来说，优势在刘少奇一边。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要刘少奇略做鼓动，振臂一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会有大多数人站在刘少奇一边，集合在刘少奇的旗帜下，……迫使毛泽东退居“名誉主席”，用组织形式确定他不得过问朝政，使毛泽东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并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不但可以避过另一场的劫难，而且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健康发展时期，中国现代史将要重写。刘少奇如果在1962年采取措施结束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于党、于国、于民，均是功莫大焉，而他自己也将名垂史册；而不会像后来那样，落得杀身之祸的悲惨命运。
这一点，刘少奇是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建国后，毛泽东实行农业社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尤其是“大跃进”这样全局性的错误，比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为严重。而据毛泽东自己说：“凡是犯错误路线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刘少奇应当像当年遵义会议一样，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这是历史赋予刘少奇的使命。可惜刘少奇辜负了这项使命。刘少奇没有乘机结束毛泽东的统治，固然表现了他的正直、忠良的品德；但这也恰恰是他在政治上所犯下的一大错误，表现了他欠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表现了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刘少奇自己就没有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脱出来。为此，中共、中国和刘少奇本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少奇和中国，都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刘少奇和中国来说，这都是极大的损失和不幸。
1962年夏天的形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毛泽东不能让刘少奇领导的调整工作继续干下去，毛泽东必须反击。
毛、刘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很快到来了。
---叶永烈《刘少奇与毛泽东》
图： 四年之后…
《林彪日记》
“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 、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我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1965年9月30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1964年底，林彪来看望他时，毛泽东含着眼泪说：
‘中央可能要出修正主义，也可能北京要演逼宫戏。他们开会，都不让我参加了。我只好拿出党章和宪法，和他们公开论理。’
江青当场大哭。林彪也流着眼泪说：
‘要同这些王八蛋斗，绝不能把政权交给那些反对主席的老混蛋。请主席放心，军队绝对听你的，我绝 对忠于你，忠于江青同志，忠于你的全家。’
这时，这位堂堂的元帅和国防部长已经激动万分了。又说：‘只要主席下令，让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毛泽东放心了。
毛泽东决心整跨刘少奇，……他对身旁极少数的人，开始交底，组织自己的政治队伍。他说：‘也许我死了就会出修正主义，甚至我活着就会出。现在，我们是想不等他跳出来，就把他干掉。’……”
---师东兵著《刘少奇在1966》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 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祝世华)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
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 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被拘捕；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儿子如此命运，是否说明郭沫若已无多大用处？49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49年以后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制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很难向被颂的对象要求什么权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行前，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然而，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49年以后郭步步紧跟，不敢有半点闪失。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的墨迹后，郭即著文颂扬：“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郭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扬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儿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一伙儿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1957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57到76这一政治动荡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49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5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罗点点《点点记忆》
--《当代》1998年第4、5期
这样的红二代令人不齿。贺龙女儿贺捷生在文革多次揭发贺龙生活腐化、糟糕女人无数、阴谋政变等。当时她已经32岁，大学毕业多年，结婚生孩子，就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了。贺捷生是两头都想占便宜的那种，她就是个墙头草，那边势力战上风她就想占那么的便宜，就是个吃里爬外的投机分子，说白了就是永远享受着他父亲给她带来的荣华富贵！文革后，她高调地以贺龙大孝女出现在红色纪念活动上。
看看她的两篇文章：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06542.html
1960年8月，胡志明在北戴河会见毛泽东，并下榻中央军委所在别墅。
此时，毛已经确立了共产世界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大跃进虽然变成了大失败，老百姓饿得吃不上饭，死了很多人，彭德怀已经为此在庐山会议上犯了圣颜，但毛已经压倒了赫鲁晓夫，有隐隐当共产老大的势头。
胡志明于该年确立了统一南北的战略，万事俱备，只欠北风：从中国刮来大批援助，包括武器、后勤，甚至人员。
你猜猜他们一丝不挂地在讨论什么？
几个惨不忍睹的情景
《彭德怀传》一书记述：
“……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忽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 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于是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来，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点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院等几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廖汉生、李志民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见《彭德怀传》第723页）”
关于这一段惨遭毒害的“情节，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彭德怀》（第347—349页）一书有更详尽的描述：
“7月26日下午，在北航操场举行的约十万人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会前周恩来嘱咐卫戍区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污辱；但不为红卫兵所理睬。
“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脖子上挂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被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临结束批斗时，又强制彭德怀和陪斗者们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很多人朝彭德怀、张闻天打着巴掌，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长时间的残酷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求地喊着要喝水……其景何惨！韩爱晶还仗人多，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街，彭德怀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老元帅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然而对彭德怀来说，这仅仅是开始。建军节刚过，彭德怀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而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受‘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批斗彭德怀似乎成了潮流，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至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批斗了100多场。然而他不屈不挠的头颅虽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扬起来；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最后，已是风烛之年的彭德怀身体和精神几乎全垮了。……
“在这期间，他被专案组审讯200余次。”
据《彭德怀传》记述：
1967年8月11日晚7点半，彭德怀和他的夫人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拉到北师大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朵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绞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妇的最后一面！”
另一份史料对这一“悲剧”，作了更详尽的描述：
“彭德怀怎么也不会想到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他被揪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李培实（北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夫人）等外，还有他的夫人浦安修。
“在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着手臂，做着‘喷气式’押到会场。另有几个人也以同样方式将浦安修推到彭德怀跟前。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后，再也经不住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惨叫一声，倒在台上，随即几个人对她一阵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被蹂躏摧残的浦安修，心如刀绞，发疯地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快放开她！’没等讲完，从背后飞来一脚将彭德怀踹到在地，随后几个人按住他，踩住他的两腿，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嘴唇咬出了血，血浆顺着他的下颚流下来，滴在胸前大牌子上。此情此景，令人心颤，不寒而栗！
---祝世华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江山稳固，个人才可能层次清晰地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1959年后，罗(瑞卿)达到一生的巅峰，身占党政军十多个要职：在党内，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政府，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一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国人大常委。他理所当然地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的服务，“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的女人”。
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政治生活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61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处理王尚荣、许光达、黄新廷、廖汉生、杨秀山、成钧、谭友林、郭林祥等人的“专案组”纷纷成立；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正在被“挂起来”的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
---罗点点《点点记忆》
--《当代》1998年第4、5期
图1：罗瑞卿，毛称“罗长子”，中共红一代里唯一比毛高的。
图2: 文革时罗扛不住审讯跳楼摔断了腿，被用箩筐抬着到批斗会场。
最后的较量
毛泽东一方面加紧“清君侧”，对陈伯达和几名大将频频出击，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稳住林彪。
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秋风已起，要保重身体”。
10月12日，林彪给毛泽东回信，说：“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都跟不上主席的教导，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 。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无保留地拥护主席的决定。”
11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林彪，说：“此议不妥。党章规定、党的决议，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
1971年3月中旬，毛泽东托江青赠送林彪一支派克金笔。那是国外友人送给毛泽东的。林彪收到后马上写了封感谢信，由叶群呈交毛泽东。
双方都在敷衍、做戏，都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到来。
，，，，，，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有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有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像，就是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官伟勋著《我所知的叶群》）
姚乐明著的《林彪的阴谋和死亡》一书，也认为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多次想要找毛泽东交谈，但毛泽东不见。林彪苦苦等待着毛泽东的接见，希望双方能消除误会，和好如初。就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抱有幻想，苦苦等待，不能最后下决心发动政变，失去了最后的时机，结果反被毛泽东所杀。
（祝世华：从“文革”中毛泽东的“表演”看，他是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包括林彪在内，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为了达到致他的“政敌”于死命的目的，他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会使用的。毛泽东既然是启动了“倒林”的部署，他还能手软吗？林彪不会不意识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斗争矛头就是冲着他林彪来的。怎么还向毛泽东苦苦哀求接见呢？委实是太可笑了！）
，，，，，，
很显然，毛泽东是向各地诸侯‘吹风’和‘打招呼’，目的在于打击、瓦解和削弱林彪的影响力，为肃整林彪进行舆论的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他的谈话要严格保密。”
毛泽东对党的唯一的副主席有意见，为什么不可以‘搞阳谋’，公开地、面对面地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背后的、偷偷摸摸的‘吹风’、‘打招呼’的方式呢？这算不算‘秘密串联’？算不算是‘地下活动’？算不算是‘搞阴谋诡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是否身份特殊，可以不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呢？毛泽东批评和指责林彪、陈伯达、叶群一伙在庐山上搞的那一套是‘地下活动’等等，而自己现在却大搞特搞。同样的事情，是否党中央副主席做的，就是‘地下活动’；党中央正主席做的，就不算是‘地下活动’呢？或者是‘只许正主席放火，不许副主席点灯’呢？……
，，，，，，
林彪，这位一代名将，在与毛泽东进行的这场最后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林彪失败的原因，是毫无准备。从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9月逃亡，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如果林彪想要搞政变，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同时，当时林彪还是‘副统帅’，大权在握，完全拥有政变的物质基础，加上他那韬略与计谋，是可以设计和导演出一场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政变戏’的。可是，林彪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其根本原因是，林彪打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与毛泽东决裂，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林彪对毛泽东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交换意见，和平地解决问题。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害了他。林彪在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之后，才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在9月7日决定政变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他自己自然要负主要的责任。然而，事实说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是毛泽东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为地加以激化，而酿成的一起恶性事件。
---叶永烈《林彪与毛泽东》
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由1928年至第四次反围剿，这是早期；
二、由1934年至1949年，这是中期；
三、由1950年至1971年，这是晚期。
在早期，林彪对毛泽东是热爱的、敬佩的。在思想上、行动上能与毛泽东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方针路线。
在中期，是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 和了解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建立起鲜明的自我，而对毛泽东的方针路线，已不是无条件支持了，而是有选择地区别对待。认为合理及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或反对。因此，在这个时期，林彪对毛泽东维持一般的敬爱。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向来认为，林彪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在建国之后。由于养病，没事干，便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其实，林彪对毛泽东的观察和研究是长期的，解放后的研究只是比较集中而已。林彪是中共干部中对毛泽东认识得最早、最彻底的一个。他对毛泽东似乎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洞察力。
在后期，林彪对毛泽东的方针、政策、路线、思想、意识、作风、脾气、性格、习惯、内心、喜恶、爱好等，进行了深入集中的观察、揣摩和研究，从而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和了解。这时期，林彪对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分歧，如同鸿沟。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的内外方针大计，林彪都持有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同时，对毛泽东的一些所作所为、品行作风，林彪也持否定的态度。林彪对毛泽东，已由热爱转为憎恶，由敬仰转为怨恨和惧怕。在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的并不少，但批判得像林彪那样深刻和彻底的却不多。
毛泽东这座“神”，在很大程度上是林彪捧起来的，人们往往将林彪和个人迷信连在一起。但是，在实际上，林彪自己却从来不迷信他捧起来的这座“神”。……由于林彪在六十年代大搞“高举”和“紧跟”，加上舆论界大力宣传毛泽东与林彪的“亲密战友”的关系，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林彪对毛泽东从来都是惟命是从，唯唯诺诺，毫无自尊和主见，只懂得拍马和吹捧。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林彪那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善于独立思考的特性，加上倔强的个性，使得他从来不盲从、愚忠于毛泽东。他的思想与毛泽东时常出现分歧，甚至冲突。……
对林彪来说，毛泽东既不是神圣的偶像，也不是敬爱的导师、领袖；这位曾经统治和主宰了八亿人民的身心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在林彪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盟友，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以便达到自己利用和目标的工具。
---叶永烈《林彪与毛泽东》
《林彪日记》：
“1967年3月18日：‘Ｂ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给‘Ｂ52’纠正的。‘Ｂ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Ｂ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 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林彪在“文革”中的表现“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他有错也是事实。贺龙元帅受到迫害一案，我曾问过办案人员，“贺龙是不是林彪迫害的？”得到的回答是“贺龙一事与林彪无关”指下令逮捕关押贺龙。另据看过批件的人说林彪在贺龙案件上没有一句批示。 可是许多“文革”中的大案要案，都扯上了林彪。连毛泽东也说“许多事我不知道，是林彪处理的”。并且亲自下指示为很多冤案平反，许多老干部和遗眷感激涕零。但据接旨平反的官员说，打开档案，上面均有毛泽东亲笔批示。聪明的官员为避横祸上身，凡是上面交代平反的人与事，只照章办理，一律不看档案，全部封存。
毛泽东死后，公审“四人帮”，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的可悲可恶的一句话泄尽天机。
---关于林彪的回忆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