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

川东土改在中共占领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 ，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作者: 蔡咏梅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 被激发。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而川东土改调查也只是谭松这十年为抢救历史走上民间调查漫长之路中的一段路程。

二○○一年三月八日谭松拿了下岗证，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调查长寿湖右派劳改历史，但不知如何当面向妻子开口，犹豫半个月后，写了一万字的信，向妻子陈述他决定放弃找工作挣钱一定要去长寿湖的原因，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这是谭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没有积蓄，他个人整整十个月没有一文收入，旅费困难，阮囊羞涩。他八次租船进湖，遍寻当事者，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寿湖的血泪史，在二○一一年在美国出版了五十万字的《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

就在采访工作半途中，二○○二年七月二日他因调查被当局拘押。当局指控他“收集社会黑暗面”，“说要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虽然只关押了三十九天，但当局警告他出来后不得离开重庆地区和再做调查，否则要关他五年。因此后来的长寿湖右派史调查和川东土改调查，都只能私下悄悄进行。

---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作者: 蔡咏梅

图1：谭松在乡下采访土改受刑致残的老地主

图2：谭松采访著名地主刘文彩的长工龙万福。2009年8月，摄于四川省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

谭松：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 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图 - 罗四鸽女士

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推行过暴力土改，但就暴力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中国土改的种种暴力手段，既有从苏俄学来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也有中国自己“古已有之”的酷刑传统——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张献忠，都不乏花样翻新的折磨人的奇思妙想。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 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图1：李曼

母子俩之死

我们这儿，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们洋沱坝，就有一对母子被整死。

有个小娃娃，把他妈抓来吊起，吊起后，他们把她才满月的小娃娃抱来，用矛杆子从他肛门戳进去，那矛杆子有这么长，戳进肚子里面！这么小的娃儿，他有什么过错？他们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举到他妈胸前，说 ：“你看哟，你儿子来亲热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妈也死了，两个都死了。

问：妈叫什么名字？

李：妈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谭松：一个被摧折了“阳根”的老地主

讲述人：李曼（幸存地主，1929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8月13日

地 点：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乡水井村

（原奉节县横石村洋沱坝）

记 录：谭 松

（注:李曼老人在我采访他之后9个月（2017年5月）去世。）

瞎评：朱德没有在德国学过军事，朱德在德国参与工人运动被捕，1925年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朱德来到苏联，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

周恩来是苏联培养的契卡。朱德、刘伯承、刘亚楼、左权..等5名元帅、3名大将、7名上将、8名中将和7名少将经过苏联军事培养。

司马璐谈朱德

司马璐说，“毛泽东初上并冈山是不懂军事的，朱德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后来又在德国正式学过军事。彭德怀上井冈山带的是国民党受过正式训练的部队。林彪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学生，最年轻。毛泽东领军，最初依靠朱德，后来用彭德怀制朱，再后来又以林彪制彭，毛在治军方面惯用‘将将之道’ 。”

但遵义会议以后，“朱毛”的提法在中共文件中消失了。有人说到朱德对红军的创造与贡献，朱德一定赶快纠正说：“党的武装斗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握有中共军事的最高决策权。朱德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此后经常留在延安，彭德怀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根据毛的指示，直接指挥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朱德变成了一个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个闲人。

在司马璐眼里，朱德、彭德怀和林彪政治头脑都不简单，朱德最早看出毛泽东要做皇帝，绝不露口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朱德以明初朱元璋得天下大杀功臣为训，以打猎，种兰花安度晚年。

中共有一幅油画，朱德和周恩来等宣布南昌起义，由于违反历史真相，1961年朱德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笑对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说：“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想像吧？”因为他自己明白这段历史，南昌骚动时，朱德是南昌公安局长，负责与国民党周旋，7月31日夜，朱德用一群妓女包围着国民党高级军官把他们灌醉了，所以次日暴动得顺利进行，但他不是南昌暴动的直接指挥者。

---作者: 袁斌

“中国革命的皇帝”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对我说，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 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1943年11月27日、28日，12月1、2、3日，周恩来一共作了五天的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之前，毛泽东先作一段风趣的讲话，毛说，这次整风，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自己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自己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病的人就感到舒畅了。毛泽东最后说了句：‘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大家笑了。周恩来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了一句：‘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 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实 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追寻中共暴力之源

——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

作者: 蔡咏梅

中国二十世纪初以来社会屡经变革，但在中共引进阶级暴力革命之前，这些变革的暴力成份都很小，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但只有社会变革因共产党煽动变成不同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后，中国的近代史才变得空前的血腥和恐怖起来。可以说共产党是血腥暴力的挑动者，他们当然不能期望他们要消灭的敌人会 对它心慈手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是一种报复和防恶行为，共产党也就更为可怕地杀国民党和它的阶级敌人。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共产党用了非常残忍的手段来报复，据后来背弃革命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绑，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着，放于河里，使它顺流出苏区，籍以警告国军。这是一段被完全封锁的历史。

---追寻中共暴力之源

——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

作者: 蔡咏梅

毛的湖南农民暴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 描述，，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阖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杀毛泽东妻子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共产党以“封建馀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柳直荀说，叶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仍未与中共绝裂，唐生智还处分了许克祥，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仍在接受苏联的援助，据蔡和森说，汪精卫和唐生智仍在催苏联顾问鲍罗廷将苏联借款尽快汇给武汉政府，以作北伐军东征军费。但在全军即将哗变的压力下“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衷征，不愿为CP东征’”。不得不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宣布“分共”。

---追寻中共暴力之源

——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

作者: 蔡咏梅

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58～60三年（61年未统计 ），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并用可贵的细部一一解读，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特别是书中详尽描述了农村怎样在漂亮的言词欺骗，和凶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夺了农村的几乎全部财产的！最不堪的是通过所谓反瞒产私分，一步步把农民逼到死的绝境！

49年之后，安徽在干什么？中国在干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件事，就是一切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体化忙碌着。政治思想要实现一元化，就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扫除一切执政者认为是异己的观念和言论，贯彻到各个领域和城乡每一个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统率或曰钳制几亿人的思想！为此不惜制造假想敌，预设斗争对象，打倒批臭杀关管一批又一批执政者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中国公民。从此中国再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了，一切坏事恶事可以通行无阻了。所以有人说，反右是因，大跃进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为实现经济体制一元化，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三大改造运动。把全国的资产都掌控或曰掠夺在执政者手中！当时中国的私营工业，商业、手工业力量都很薄弱，在集体化或曰收归国有过程中，固然遇到过抵制和反对，但在強大的国家专政的机器面前，都不堪－击，很快被压碎了，甚至没有掀起过像样的风浪。

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和对农村的严密控制相比，前几项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农村广袤的大地和数亿农民中，如何实现执政者的既定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最高执政者，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用尽了一切手段的。动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户的严密组织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于极权体制，时时挥舞专政大棒的各级管理干部。再借助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威慑力，终于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标志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此执政者可以对农村对农民为所欲为了。

以上就是大跃进前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是安徽省的现实。在全国一盘棋的中国，是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办事。如果说当时的左倾之风，或曰共产风笼罩中国之际，各地还有些差异，也只能是谁很左，谁更左，谁极左而已。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有幸读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经中央认可正式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因为中国58-62年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惨案，虽说开始于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折腾，但据 己知材料，迄至59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为五百二十二万人，虽说数量巨大，也还不足三千七百多万的零头。如果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以后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除了打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之外，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等解民生于倒悬的救命措施，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并下达全国，这就阻死了任何一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和缓冲手段，也阻死了农民们最后一点的自救之路，这才有60年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61年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62年饿死七百五十一万，总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被饿死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虽说这场大灾难形成的因素很多，相关责任人从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厐大的人群，不能简单的只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发动大跃进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全过程分析，这场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非毛泽东莫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岂能抵赖得了！从这一点看，弄清安徽大跃进中发生的事，其实也是解读全国当时形势的一把钥匙，可以说《张恺帆回忆录》的正式出版，是研究大跃进中的中国，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和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助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甚至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很多这样的人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了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受难者和暴君

作者: 王友琴

中共口口声声说，中共革命是为穷人打天下，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社会，但上台后革命的领袖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红色帝王，革命领袖们所享受的特权比他们痛骂的万恶国民党政府还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 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

作者: 蔡咏梅

“宁要原子不要裤子”

对于在经济最困难时的中国，核武计划是否应该下马，在中共内部展开了一场要核子还是要裤子的争论。有良心的科学家和一些中共政要主张下马。他们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原子弹应等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了再干。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一九六一年夏在北戴河国防会上，军方和 外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坚持继续发展核武器。外交部长陈毅说了有名的那句话，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陈毅同时还向中央表示，两弹搞出来，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批准原子弹工程继续进行。

结果在中国几亿人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耗费巨大的核工程不停反而加速运转，在中国经济形势仍非常困难的一九六二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成立加强协调指挥核武工程的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一路顺风。”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犹如给饥饿的中国老百姓雪上加霜，伤口上洒盐。

一九六四年中国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中国又爆炸了第一枚氢弹，前者孕育于大饥荒，后者诞生于文革大动乱，中国的核武器成了中国人民灾难的象征。

---在大饥荒中升起蘑菇云

——中国发展核武器三十年回顾

作者: 蔡咏梅

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〇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克说：“中国 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15]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审毛之三

作者: 陈奎德

毛时代政治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按比例整人。每次运动不但规定要整哪些人，而且还规定一个百分比。例如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规定，杀反革命“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在1955年发端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即肃反运动中，中央规定了“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 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央规定“一个单位应有百分之五的人定为右派分子”，如此等等。

为什么要规定百分比？主要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不规定一个百分比，各级领导怎么知道该杀多少反革命该打多少右派呢？因为像镇反、肃反和反右这一类运动，当局给出的定性标准和处决标准都是政治标准，不是法律标准，用的都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语言。这和土改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还有所不同。地主总得有地才能算地主，资本家总得有资本才能算资本家，好歹还有点客观的可量度的标准。可是谁算右派谁不算右派，唯一的依据是看他们的言论，是看他们的言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哪些言论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哪些不算，这里并没有一个硬标准，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清晰的硬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模糊的、伸缩性很大的软标准。再加上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程序，因此到头来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完全取决于各级领导者的自由裁量。由于各级领导者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于同样的言论是不是该算右派言论必然是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各执一词，大相径庭。于是到头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的地方的领导蛮横霸道，恨不得把一大半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有的地方的领导比较开明比较有人性，一个右派都不肯打。这样，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打右派的数字必然会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就难免给外界以荒诞怪异之感，使整个运动不好开展。毛泽东党中央搞镇反、肃反，搞反右，目的是杀人立威，是锁住知识分子之口，但若是听任下面各级领导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做决断杀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级领导很可能下不了那么狠的手，从而达不到运动的目的，所以就规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标。

无论是镇反、肃反，还是反右，毛泽东党中央虽然规定了百分比，但实际上杀死的人数和打成右派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镇反运动，说的是杀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当时全国人口是五亿，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承：“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反右运动说是百分之五，按当时的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五百万，百分之五就该是二十五万，但事实上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

---胡平：毛时代搞运动为什么要给百分比？

毛泽东大怒的“窃听”

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61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不久，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他在中南海舞会上的舞伴——某托儿所的幼儿老师。

专列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的一个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 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专列上谈话。

李志绥、幼儿老师、两位女机要员到专列下面散步。中南海机要室的录音员刘凑过来，跟他们一起走。大家正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幼儿老师愕然地问：“你听见我什么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等毛与张化平等谈完话后，立即向毛报告说，火车上装了录音设备。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追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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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毛认为这是“中央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

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几个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毛淫乱的私生活被“窃听”，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从1956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以来，毛心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担心他身边睡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这样的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变，夺他的权，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他进行批判。

---毛泽东大怒的“窃听”是怎么回事？

作者: 王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