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萧军）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 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
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
——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作者: 傅国涌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有一次我问张：“你在领导方式上，和毛泽东有什么不同？”
张国焘起初轻松地回答：“我们领导的方式确实不同，红军行动时，我总是骑着马，老毛总是坐轿子，有时躺在担架上。我骑马，随时要应付实际的战斗，老毛呢，他在轿子或担架上，可以安静地思索更多的问题。”张国焘突然严肃地说：“老毛的领导方式可 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说“你们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他想得到整个中华。”笔者在十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忘了书名），说这句话是毛泽东对他的俄文翻译师哲在私下里说的话。
最近看书，发现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出现过。
有本书说：康生在批判彭德怀时竟别 出心裁地在他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康生的话比毛泽东的话又有所发展了，他从彭的名字上不仅分析出彭是野心家，而且还是“水滴石穿不移志”的阴谋家。
另据吴法宪说，在1959年8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在最后讲了话，林彪讲话中有一件事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不就是一个名字吗，值得这样大做文章吗？无论是毛，还是康和林，都是有水平的人，怎么会说出如此极无聊、极没水平的话？真无法理解这个毛皇朝的帝王将相们。
---中国人喜欢在名字上做文章
作者: 胡鹏池
蒋介石为让苏联放儿子而纵容中共
张戎：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为甚么？最重要原因是他儿子蒋经国被苏联当人质，扣在斯大林手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把「绝后」看得很重，在他日记中有记载。俄罗斯档案的材料发现，蒋希望用红军和中共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
长征时他完全可以把红军消灭掉，但他没有那样做。长征前夕，他就向苏联正式提出要求放回儿子，书中详细叙述，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等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后，蒋才封锁湘江。又如一四方面军会师、毛到吴起镇当天，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蒋被扣后坚决不同意会晤周恩来，周能进蒋卧室，是带着斯大林的一句话「你的儿子现在可以回国」才与蒋见面的，中共大吹周恩来在西安怎么斡旋调解事件，完全是神话。
---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毛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 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毛泽东的杀人嗜好
作者: 金钟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 ”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 “文 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 ”。[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 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 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毛泽东妻妾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作者：宋永毅
从字面上理解，浮夸风一词的本意是“虚浮夸张风潮”。说实话，笔者不敢苟同对造成近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跃进作如此轻描淡写的描述。因为，当年的虚浮夸张，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浮夸张，而是达到了歇斯底里、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通讯“徐水人民公社将要发 射的高产卫星”说：徐水县一个公社试验田亩产山药120万斤！具体做法是：杀了4条狗，用狗肉汤浇灌山药，增产极其有效；还给山药打针，打了20毫升葡萄糖……
大家不妨品味一下，《人民日报》上述通讯，究竟是天方夜谭，还是魔鬼梦呓？如此荒唐绝伦的消息，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能堂而皇之的登上党媒喉舌，说给全中国听，甚至是说给全世界听。这完全远远超越了人类认知的底线，绝非正常人类所能为之。
---掸封尘：中共大跃进“浮夸风”背后的红色魔鬼
1954年共产党在北京开政协会议，那时候的梁漱溟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关心农民生活的，替农民说话。他那个话是说，今天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这句话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他痛骂，他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有资格为农民说话，你是什么东西？可以以农民的代言自居？从此 以后，梁漱溟就受到围剿，使他不能说话。
中国从明清以后，交税的钱完全在田上，谁有田，谁就交税。本来有一个人口税，这个税就拼到田里边去了，摊丁入亩。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明清两代，一直到民 国，你没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粮，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有一个误 解，以为共产党革命是为农民翻身。其实农民的情况在传统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 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锐，也不要出劳力。并不是过去农民好得不得了，但 是确实比共产党之下多一点保障，共产党现在的田实际上还不是给你的，在你交的 税上，钱还是属于共产党的，属于公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比过去以 来，只有更惨而不是更好。
---中国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余英时
图： 梁漱溟 —— 老毛，你够狠
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 、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篇宏文见证红色王朝
作者: 傅国涌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 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 ”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 ”[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 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 ”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 “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毛泽东妻妾江青和张玉凤的秘密战争
作者：宋永毅
1964年，毛泽东担心的是美国会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中国，三线建设，起初的考虑是防美国的侵略，要搬到大西北，后来才想到，好些地方太近苏联了。到1967年，又和苏联闹僵了，神经质地以为苏联马上就要进攻中国。1979年，邓小平上台，说世界大战十年二十年不会发生，要裁军。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真是个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的家伙。
三线建设，比文革的损失还要大。三线建设化了1963-1965年国家总投资的40%，1966-1970年的53%，1971-1975年的41%。据1981年的统计，中国有5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1800家就是那个时期在三线造起来的。毛泽东的时代，1953-1975年期间，在四川一个省的工业投资就超过了上海天津和江苏三个地区的总和！渡口钢铁厂第一期建设，用了10万建筑工人，化了37亿人民币，成昆铁路化了33亿人民币，贵州的一个煤矿用去了10亿人民币，兰州造个水坝，投资了6.48亿人民币。总共估计用了二千亿人民币。
按中国经济学家Chen Dong Sheng的报告(经济问题探索，第二期，页9，1980年)1953到1979年期间，投资一元，中国沿海地区有0.975元的产出，内地是0.414元，三线地区是0.256元。这样做赔本生意的事，怎么会有？居然就有！在毛泽东的中国。
1979年起，中国对三线投资大减。1983年，中国的建设方针是沿海为先了，优先颠倒过来了。要讲经济效益，讲利润了。在三线的那些企业在求利润上是先天不足的，政府实行的计划内计划外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品价格不能提高，而三线企业大部分生产计划内的产品，这样一来，三线企业只能是转并关了。
许多三线企业从山沟沟里搬出来，比如第二汽车厂，就从山里搬出来后得以生存的。有些三线企业就只能放弃了。1988年一年里，就化了20亿人民币把这些三线工厂再搬出三线。
---毛泽东最大的浪费，三线建设
作者: 杜好书
赫鲁晓夫披露苏共支持毛泽东发动内战：战败的日本兵放下的武器，然后我们将其转交给毛泽东；我们不得不避免予人印象，我们直接将日军武器转交给共军；我们的方法是将武器集中存放在某地，让毛泽东去找；我们在满洲安排装备毛泽东军队，和苏军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斯大林派了个全权代表至东北负责铁路， 他定期向苏联汇报许多毛泽东高层对苏联的观感，其中刘少奇，周恩来最反感；而信息来源于高岗。斯大林为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将Panyushkin的报告有关他与高岗部分，交给毛泽东而出卖了高岗。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革命40周年庆典，与赫鲁晓夫交谈时说遍对中共高层的坏话，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唯对邓小平有好感，毛泽东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矮个子吗？他非常聪明，将来会很有前途”。1954-55年邓小平主导了反高岗运动，1957年邓又任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故深得毛泽东赏识。
大跃进时，周恩来请赫鲁晓夫派遣一个能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和应当怎么做的专家。赫鲁晓夫于是指派Z到中国数周，返苏后向赫鲁晓夫汇报：检查了他们的炼钢厂，当我要见其经理时，结果他是个兽医。我问周恩来，苏联为你们训练的钢铁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们都哪里去了？周答：“他们正在农村劳动，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
赫鲁晓夫评论毛泽东“就像一个想让他的国家颠倒的宫庭中的疯子”。赫鲁晓夫称文革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这是1937-38年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口号。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均强化个人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对无产阶级，对党，对领导人的同僚的专政”。赫鲁晓夫说“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直接反中国人民和反党。”；“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控制国际共运，为此他必须挑战苏联”。
毛泽东说“有许多国家侵略过中国，但中国同化了所有入侵者。你们有两亿人，我们有七亿人”。毛泽东滥用权力，误导他的党，他不是有些人所称的疯子。人们开始传言毛泽东是个精神失常的人，他已失去理智。这不是真的，毛泽东是非常聪慧，且非常狡猾的。“中国人不承认任何法律，除了权力和武力之法。如果你不服，他们砍掉你的脑袋。”他们干得非常艺术，他们当着数千人的面把你打死，你还不能称之为野蛮，因为这远比野蛮更坏得多，而这还是在20世纪！
毛泽东贯耍亚洲式的政治阴谋。按照他的哄骗，背信弃义，残忍复仇，欺诈的规则玩弄政治游戏，他骗了我们好多年后，我们才看透他的诡计。Talleyrand曾说外交家是用其舌头掩盖其思想。政客亦然。毛泽东经常是掩盖其真实想法和意图的高手。
毛泽东请斯大林派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审阅毛泽东著作以免出错，于是斯大林派Yudin赴中国，因此毛泽东选集都是经过Yudin审查修正过的。他随后任苏联驻华大使。
---赫鲁晓夫眼里的毛泽东
作者: 颜昌海
到了58年，毛的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面上马，赫鲁晓夫越看越不对劲。他是搞过工业的，知道现代工业是怎么回事。看到中国到处建小高炉，听人说宋庆龄家门口也建一个小高炉，他就在苏共党内起草发展计划时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受中共胡闹的影响。后来，赫与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面，毛让他游泳 ，他说他比不过毛，毛还挺得意。但在后来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实话实说，教训了毛，因为毛又跟他算中苏两国有多少人口，可以组织多少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多少人口。只要不怕死人，就敢和帝国主义叫板。赫说，您算人口的数字都正确，但这只有在使用标枪、刺刀等冷兵器的时代，人多才有意义。现代战争，有多少个师已不重要。赫鲁晓夫那句名言：“在导弹面前，有多少个师不过是一堆人肉炮灰”。就是在这儿说的。这点，毛泽东绝对不能同意。这就是他后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投降主义帽子的原因。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 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在66年到67年文革最疯狂的年代，苏共上层讨论过文革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成了个领退休金的人，但他仍然关注文革。据他回忆，当时有人说中国的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可赫鲁晓夫指出，毛派当然会取胜。他提供的理由有三点：1）毛背后有强大的军队支持；2）毛派是一群“不讲任何道德的人”；3）中国 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它们“不承认任何法律”。
可以说，赫鲁晓夫讲的这三条是准确的，击中了要害。毛推动文革，主要就是靠这三条。他拉拢林彪，让他在军队中的势力为自己所用。他用各种阴谋手段耍弄刘少奇，在他已经决定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之时，在67年1月13日约刘少奇见面，假惺惺地让刘少奇去读狄德罗的《人是机器》。刘少奇提出要回老家种地，他一言不发，只是让刘少奇“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其实他的爪牙江青等，已经开始安排红卫兵残酷斗争刘少奇了。刘少奇拿出宪法要求人身保护时，不过受到了嘲笑，这位国家主席这会儿才明白，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国家。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一言中的，肯定是因为他亲身经受了斯大林的凶残阴险，也知道这三条方法好用。在后来他夺取权力，清除贝利亚的过程中，他也熟练地用了这个方法。
---赫鲁晓夫看文革
作者: 赵越胜
在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精神病的，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她在延安，半夜冲进史沫特莱窑洞，捉奸毛泽东与吴莉莉（史沫特莱秘书），第二天政治局决定将她送苏联"治病"。苏联人将贺子珍关入精神病院。
将几百万异议人士，甚至将自已妻子关精神病院，是苏俄传授给中共的邪恶治国术！
被抹去的另一个文革真相
文革后，中共统治集团为维护既存利益，按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自定一套不容怀疑争论的话语体系，把坏事都推给林彪、江青集团，清算也仅限于他们的死党，其他的人事一概不问，因为邓小平等人做贼心虚，知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事都经不起追究。
就说文革初期，在《五 一六通知》发表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欲擒故纵，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主导运动。刘、邓明知毛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肃中共高层领导，却故意把祸水引向基层组织和民众。为此，他们以惯用的手法派工作组去大中学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把运动搞成第二次反右。刘、邓定下的目标是：运动的声势要大于五七年反右；右派人数也超过当年，大中学生中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也就是几百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领导要撤换。事后统计，先执行的北京二十四所高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刘、邓还亲自过问插手指导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多达五百多人，王光美担任顾问，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权力机构，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等造反学生进行无情弹压。刘少奇还通过在北师大一附中的女儿刘平平指导运动，该校工作组把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围攻、斗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班主任。
邓小平也把女儿邓榕就读的北师大女附中当“典型”来抓，工作组让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绝大多数的校领导和教研组长被揪斗，大部分班主任被围攻。八月五日，工作组已经撤销了，学生继续斗黑帮，最后活活打死副校长卞仲耘。邓榕和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亭亭都是凶手之一，“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刘亭亭在卞仲耘身上踏上一脚。当晚，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楠、邓榕去卞仲耘家，警告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王晶垚为追查妻子的凶手奔走了五十年，因为涉及刘、邓两位公主，当局不予理会，至今卞仲耘之死仍是“无头案”。
所以，在官方的“文革史话”中，可以看到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跳楼截瘫；王光美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的场面，却看不到邓榕、刘亭亭参与打死卞仲耘的记录。
---有关文革的真相、反思和忏悔
——从罗瑞卿倒台“谜案”说起
作者: 喻智官
图1：卞仲耘
图2: 邓家三姊妹文革初都当了红卫兵。左起：邓榕、邓楠、邓琳。
毛的“猴气”安在？比如斗刘少奇。按中共的理论，刘执行的乃是正确路线。即便真是他错了，毛也应该通过党的中委会或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来解决问题。可毛不走正路，而要靠“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郭沫若语——在反右时郭充当的也是同样角色）用诬陷不实之词来进行口诛笔伐。尤有甚者，用一帮 乳臭未干的黄嘴角儿，去斗白发苍苍的国家主席刘爷爷，坐飞机、掴耳光、文武带打！此岂是啼笑皆非可了得？这叫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耍流氓。
不仅是对刘少奇，也是整个文革，甚至是庐山反右倾，事后毛竟能厚颜无耻地向受害人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于反右，毛强词夺理说：“这是阳谋”。所有整人的运动，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大痞子唆使小痞子充当打手的痞子运动”。毛自称“痞子是革命先锋。”章伯钧看透毛的痞气，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这里就凸显了“猴气”的特性：阴谋诡计，泼皮无赖，概括为“痞”。
---毛泽东与猴
作者: 魏紫丹
丁玲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说：“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 ，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
接着，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哀丁玲
作者: 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