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 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藉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锺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作者: 沈容
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主席作报告，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晚上，等大家 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新中国通史之女性楷模：江青与张玉凤传
作者: 孔祥新
共犯结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 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像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痞子毛泽东
——读李锐《庐山会议纪实》
来源:黄花岗
盲目兴修水利
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 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
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
就说24亿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需要算算细帐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总不能全上挑水库工地吧，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挑水库，那二十四亿土石方，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过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干农活，还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
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
挑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
我划右后被送到皖南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常去当地的新杭水库工地挑肥，就亲眼见到一些饥饿力竭的社员，倒毙在工地和路边。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撑，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汛，形成次生灾害。
当年执政者，为了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几乎全体物质财富之后，又无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劳力，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也丧尽了民心。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 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
1958～1960年的大跃进，祼呈中共低层次——不懂装懂、粗鄙蛮干。基建大跃进体现为“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1958年10月后，为加快进度，随意修改基建设计、使用替代材料，突破规章制度，造成许多质量事故，不少新建厂房垮塌。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上年135人）；其中，工程结构倒塌117人 （上年3人）、高空作业跌落70人（上年38人）。
最不能玩虚的水利工程也搞“大跃进”。还有更可怕的公安大跃进、科技大跃进、教育大跃进、交通大跃进……
中共从上到下，政治第一，造就一支不懂经济只懂政治的官吏队伍，成为1950～1970年代政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的社会土壤。如果中层官员、基层干部稍有抵触，毛泽东的赤左狂想也不至于一偏再偏，念头自然得到抑制。
文革时期毛泽东搞“军管”，一批将军管经济，经验无，胆子大，上了许多项目，不管配套，到处欠账，遗患无穷。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1956年中共“八大”，毛泽东评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老毛晚年为保“文革”，提拔一帮 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农“劳模”进入中央：王洪文（副主席）、吴桂贤（副总理）、陈永贵（副总理）、孙健（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姚连蔚（副委员长）、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尉凤英（全国妇联负责人）。
倒愚为贤，以蠢为智，毛泽东真是疯了，暴君+昏君。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作者: 裴毅然
再谈延安“吴光伟事件”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 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这段描述里，毛泽东完全一个浪漫的文学中年，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鲜血，没有残酷的政治，只有陝北黃土高原的月夜下，一孔静静的窑洞里，一个痩弱的中年人和一个有着乌黑卷发的女人在诗词。
遗憾地是：毛为教授和指导吴莉莉写出的大量诗词没能留存下来，它们还会是“山头鼓角相闻”吗？这会儿，毛泽东闻到的应该是一个年青女人的发香，看到的是当时延安惟一一个抺口红的中国女人的嘴唇。
尽管月色很美，窑洞很静，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窑洞外还站着警卫员，而且窑洞里还有第三只眼睛。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史沫特莱是有功的，她为我们留下关于毛、吴的具体描述；史沫特莱也是讨厌的，她为什么不走出窑洞，走进黃土高原宁静的夜色里，举头望明月，低头祝毛、吴呢？
死眉瞪眼的史沫特莱令毛泽东也令吴莉莉留下永远的遗憾。难怪吴莉莉走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临走时她还得向斯诺夫人借钱。
就在毛泽东教吴莉莉诗词之时，不会太远的另一眼窑洞里的另一个女人正在翻来复去。
终于有一天，“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这里，一些重要细节被隐藏和遮掩了。
一贺子珍向毛泽东发火都说了什么？应该很难听了。
二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算打人吗？应该是一巴掌掴过去吴莉莉紧急避掴才会“手指划到耳朵和脸颊上”吧？
这里，有一个细节诸君应该注意：“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这说明史沫特莱后来不死眉瞪眼了。贺子珍冲进窑洞时，她并不在场。
---作者: 大山无言
血染的核弹
早在朝鲜战争期间，毛就曾用拖住不停战的办法，想压斯大林给他制造核弹的技术。他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但苏联人始终不点头，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核弹。一九五四年七月，毛又生一计，摆出一副要全力攻打台湾的架势，周恩来专程去莫斯科告诉苏联领导人，说毛下定决心要“解放台湾”。毛大造 声势不为别的，为的是逼美国为了保护台湾而威胁对大陆使用核武器。毛向苏联人说得很明白：要想不被拖下水，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赫鲁晓夫很怕卷入跟美国的核对抗，决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使中国能制造核弹。
当一九五六年元旦黎明来到时，毛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这就是毛的野心，他想做世界霸主，没有核武器支撑不行。
但苏联的帮助不是无偿的，耗资巨大的核工业只能靠出口农产品去换。这些农产品都是从本来就缺吃少穿的中国老百姓身上挤出来的。随着毛的购货单不断膨胀，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就已经饿死了不少人。
毛泽东不惜让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也要出口农产品买他想要的东西。一九五八至五九两年中，仅粮食出口达七百万吨，可为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
据专家估算，中国制造第一颗核弹花的钱（按一九五七年价格）是四百一十一亿美元。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也就是说，中国人当时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毛泽东的第一颗核弹致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核弹加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作者: 张朴
来源:《开放》2005年8月号
1941年6月3日，外面下着雷阵雨，中共在礼堂内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该农民遂借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咋不 劈死毛泽东？”
中共保卫部门听说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XX”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听说后，阻止了保卫部的行动。
另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欲绝，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等。伍兰花后来被抓了起来，其命运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民间传据毛自己说，有一次，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的公粮负担重。”
可即便知道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感，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依旧没有放弃对农民的盘剥。1941年10月15日，中共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200,000石（1940年则是97,354石）。此后，真实的公粮数字中共再也没有公开。有文章指，1942年和1943年，中共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起码少说了两成。延安人，尤其是农民对中共的厌恶可想而知。
中共高官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宝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而交不上公粮，就被中共视为抗捐，就是破坏抗战的“反革命”，不但要游街示众，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罚。
---中共当年盘剥延安人 被骂很“黑”
作者: 林辉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
“九大”后，林彪的威 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作者: 喻智官
年轻时毛在一本书上眉批：“世界固有人有物，但皆因我而有”。后来他又在诗中写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早有称王称霸的野心，绝非一个同情穷苦百姓，救世为民的热血青年。在延安窑洞毛同丁玲大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兴致勃勃地将一个个延安女青年封为妃子，意淫皇上美梦 。抗战胜利后写的词“沁园春•雪”更集中表现了他的帝王思想，自诩“风流人物”，踌躇满志准备从延安小朝廷的君主变成整个中华大地的主宰。成了中国皇上之后，他又要争当国际共运的老大，第三世界的领袖，为此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年代还大量送钱送粮援外。
毛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因抄写字迹潦草被上司张申府责令重写，其他大教授们对他这个图书馆小职员也不屑一顾。毛为此耿耿于怀，记恨在心。掌权后，不仅不让这位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参加新政府，后来又将他划为右派，而且殃及到所有高级知识份子，直到文革中说北大是“池浅王八多”，这次他将所有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长征时林彪等人推举彭德怀取代毛指挥军队，毛认为是彭幕后指使，此后毛多次提起此事。彭在朝鲜又未保护好太子，新仇加旧恨，最后当彭在庐山会议上一道万言书再次触犯龙颜，毛将他彻底打倒。
毛也不是一个记情的人。在敌机轰炸陕北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救过他，冯雪峰替他在上海找回了流落街头的儿子，罗瑞卿像家臣一样忠心耿耿当他的大卫士。这些都没有让毛在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时心慈手软。而且都不是因为他们对毛有任何不敬或反对他，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毛后来要打倒的人过从甚密。毛曾让许建国、方志纯为他私下与前妻贺子珍联系，文革中江青为此迫害他们，毛也没有伸出援手。救过毛的命的红军医生傅连暲文革中也死在监狱里。
吴晗听从毛的建议而写海瑞，但为了搞倒刘少奇彭真，毛拿吴晗开刀，置他于死地。毛让高岗收集刘少奇东北入狱的材料，在他面前批刘，又突然反过来将高打倒，多年后这些材料又被用来扳倒刘。,,为掩盖抗日战争时中共与日伪方的暗中合作协调，也为潘汉年早年同王明博古关系密切，毛将其投入监狱，既封口又解恨。为了显示他的英明，不与后来的反右相矛盾，毛可以将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发表时改得面目全非。翻云覆雨，指鹿为马，今日盛赞，明日死整，翻脸无情，这些正是毛的典型统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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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其他独裁者斯大林，希特勒，金家三代一样，多疑，伪善，残暴，阴柔，冷酷，卑鄙，不仅政治上是一个随心所欲，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祸国殃民的大独裁，作为一个人也是一个厚颜无耻，无情无义，出尔反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从毛泽东的言行看毛泽东的人品
作者: 杨承民
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 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作者: 赵越胜
张戎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国人民心里都有你。”
中文版面市后，张 戎收到一位著名学者的来信，提出这一段与事实有出入。他说：章含之肯定跟毛睡过觉，京城里人人皆知，张戎不应为章遮掩。张戎当然不是为人遮掩，而是这样具体的描写，一定要有证据。
到目前为止，在毛泽东的情人中，敢于不加掩饰地谈论跟毛的亲密关系的，只有一位，她就是陈惠敏，住在伦敦。
我曾见过她两次。她说她是穿着纱裙，半透着里面的内衣内裤，参加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从而被毛看中的。
张玉凤和孟锦云都确认了陈惠敏曾随侍毛的身边。不过，陈拿不出一张跟毛的合影照片。据说，毛非常小心。在毛的女友中，陈是唯一的高干子弟，毛从来不信任有这类背景的人。
陈很想把她与毛的亲密接触写成书，还没动笔，就向某出版社要价两千万美金，可能是看到李志绥写有关毛的书挣了大钱。陈讥笑李志绥的书，是毛的卧室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她的书，是写房门关上后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曾当面问过陈惠敏：李志绥的书里有你吗？陈就举“大床同眠”一段。书中讲的几个女孩子与毛泽东在一张床上寻欢作乐，她就是其中一个。
---萧三谈毛泽东乱搞女人
作者: 张朴
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出版后风靡世界，我从网络和一些报刊上，看到了许多对张戎的辱骂和恐吓。还连带了我，大约源于这本书从写作到中文翻译，我曾尽过绵薄之力。
再多的顾虑，也难挡似箭的归心。张戎好几年没回成都看望年迈的母亲了。她还想把这本新书带给北京的曾采访过的朋友们。
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所有见到的人，见到张戎时的惊讶。他们中有已退休的中共高官，有坐上中国头把交椅的电影导演，有自由派的领军学者，还有普通的机关干部。他们一致问张戎：怎么会让你进来？
这些人生活在国内，熟知行情。张戎的归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反映出中共执政者的宽容，以及处事的灵活。我们会见了不少朋友和知名人士。
这次回乡，最可惜的，是没能让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亲眼看到张戎的书。王光美在北京正处于深度昏迷中。张戎曾几次采访过她，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书中你能读到张戎对王光美的精彩描写。
我一直想知道邓小平的家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后来从间接渠道得到了反馈，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张戎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在见到的人中，最有意思的是年近九十的李锐，曾做过毛的秘书，是赫赫有名的研究毛的专家。我在李锐处看到一些打印成册的数据，是有人从海外网站上印下来的所谓敏感文章，再转卖给感兴趣的人。我写的好几篇都列在上面。数据封面最下方写着：供研究、批判参考。
李锐谈到他的最新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专门叫邱会作带信给刘少奇，要刘少奇来延安，帮助他搞掉王明。毛要邱把信全部背下来，然后烧掉。见到刘少奇后，再凭着记忆写出来。做到万无一失。
李锐还谈到毛泽东与女人的关系。毛泽东早年的同学萧三曾对他说，毛对女人从来都无情无义，却又爱到处乱搞。萧三称毛是“铁鸡巴”。（中国人俗称阳具为鸡巴）
我忍不住大笑。在整个旅途中，我不时回味着萧三对毛的这三字评语。这根“铁鸡巴”曾横扫天下，不光摧花折柳，还几乎毁了我中华文化。
---萧三谈毛泽东乱搞女人
作者: 张朴
（这篇回乡记写于二零零七年，记录作者和张戎从英国回中国探亲访友的观感。）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 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作者: 傅国涌
根据王明所言，1941年10月4日，他与毛二人在接到苏联的电报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争执。王明主张在德国进攻苏联时，加强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无法援助德国，从而支持苏联；而毛则表示反对。在这段争执时间，王明几乎每天至少在毛的住处吃一顿饭。几天后，王明出现了胃大出血，头也晕的很厉害，心脏虚弱 。经医生诊断，好像是中毒。10月10日，王明就病的起不来床。
10月14日，毛派时任中央秘书长的李富春和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将王明送进了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其主治大夫。
据王明书中披露，在住院期间，金茂岳对其采取逐渐使用大剂量含汞毒物的方法来戕害他，导致他常常失去知觉。王明认为自己能够免于一死，多亏一直在医院照料自己的妻子孟庆树，在她看到王明对药物的异常反应后，就不再让他吃了并把药丢掉。后来，她还产生了怀疑，转而找中医和其他西医。而正是在此期间，毛开始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并夺取了最高权力。
1942年8月13日，王明出院回家休养，但金茂岳仍负责对其治疗。1943年1月，王明通过两名苏联记者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延安和毛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接自己到莫斯科去治病。2月初，王明收到回复，同意他去莫斯科。这让毛很不安。
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的命令给王明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2月19日，金茂岳又要给王明灌肠。出于怀疑，孟庆树请其他医生看了药方，证实药物具有剧毒性，可以致人死地，绝对不能服用。于是，孟庆树正式向毛和中共中央对金茂岳的罪行提出指责。迫于舆论，毛让人请来了几所医院的12名医生共同为王明会诊。
医生们根据金茂岳所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得出的结论是，金所开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人中毒或死亡。11名医生在结论书上签了字。鉴定结束后，金茂岳跑到王明的床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是罪人，是自己下了毒，但自己是听从李富春的指示的，因为自己刚刚入党，所以必须听党的指示。还没有等王明说什么，两名军人冲了进来，将其带走了。金茂岳后被判处5年徒刑，后被毛释放，成为毛的保健医生。中共建政后，则升至卫生部领导人。
除了这次被毒害外，王明还提到1948年、1953年、1955年夏，毛多次利用王明住院，施以毒害。
---王明为何被毛泽东蓄意毒害？
作者: 林辉
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过去不知内幕。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主要是工作环境更加困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致电请示共产国际，国际的同志就找在莫斯科的王明商量，一时无法。恰好王明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 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其中斯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
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可否让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回答说这个问题太大了，须请示斯大林。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决定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还带去了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这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搬到中央苏区去的。
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过去只知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怎么决策不清楚。王明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一个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王明驳正党史十大问题
作者: 郭德宏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只有考虑到中共持续依赖莫斯科提供的权威的政策指导和方向指示，你才能真正了解中共当时的历史。
正是根据莫斯科解密的档案，潘佐夫在书中透露，在毛泽东当年通过在延安整风巩固其党内权力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背后的斯 大林在帮助毛巩固权力方面有时候甚至比毛本人更积极。斯大林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共1938年出版苏共的《联共党史》后，毛也开始效仿斯大林，开始改写党史，树立自己的正统领导地位。
此外，潘佐夫还提到已故前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斯大林递送情报，其后高岗被斯大林出卖给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斯大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并因此得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因此，“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潘佐夫看来，毛是20世纪“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
作者: 林辉
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按照三十年即可解密公共档案的规定，将“反左”、“反右”、“三年饥荒”和“十年文革”的档案公之于众，让公众自己从中判断。就像2013年俄罗斯政府将更多的苏联时期的档案，特别是把同前独裁者斯大林有关的历史文件放到互联网上供人们查阅，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苏 联时代和斯大林一样。
问题是中共的中央档案馆涉及中共秘密的数据如果公开，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据悉，1954年开始筹建，1959年建成开馆的中央档案馆坐落在北京西山的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门口有武警守卫。网上的数据显示，档案馆藏有档案80余万件，数据8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中共领导人的手稿。数据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到中共建政后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档案资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虽然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档案馆已向社会开放了数十万卷、册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数十种史料，但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许多绝密资料却甚少公布。
据说，只有一些达到一定级别的研究者在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入馆内阅读某些绝密数据，但却不能用笔记录，而只能靠大脑，能记住多少就记住多少。至于看到的内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自己掂量了。
而看过档案的一些学者私下表示，如果中共的那些档案数据真的被公开，所有看到的人一定会想将这个党彻底销毁。因为那里边充斥着的是无尽的阴谋、杀戮、争斗，记录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每个中共领导人的真实嘴脸和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恶行。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所顾虑，中共不敢也不愿解密档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中共真实的档案数据就绝不会公布，因为公布就意味着加速中共的垮掉。
---还原毛泽东中共只需做一件事
作者: 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