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上官云珠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图：上官云珠和姚姚
---作者： 韦然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日本进步书商大批订购毛主席的著作。
2.这位法国朋友，在轻工业馆展出的钢琴上弹出了一支他心爱的曲子《万岁毛主席》。
3. 中国红卫兵把他们创作的毛主席在长征时代的画像赠给日本青年。
4.交易会售出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的地方是本届交易会最拥挤的地方。
高文谦：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当然，毛 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着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
据成元功回忆，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成元功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
下午3时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吃饭，请转告大会堂准备点吃的，首长到后先吃饭后参加会议，并 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吃食要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
成元功当即告诉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
这次文革碰头会是解决一度被“打倒”的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出来工作及解决东北问题。
4点前，周恩来等领导都已到齐，就差江青未到。
4时15分左右，江青来了。站在接见厅门口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成元功行军礼后。上前告诉她：“开会在接见厅。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在旁边小山东厅，您要不要先吃一点？”
江青连吭都没吭，阴沉着脸，白了成元功一眼，径直走进接见厅，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不让我进！”
周恩来说，会议议题不是事先通知你了吗？成元功怎么可能不让你进？但她根本不听，吵闹不休。
周恩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然后约汪东兴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跟江青谈。江青继续吵闹，硬说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她，不让她进。
最后，汪东兴叫成元功、江青的秘书孙占龙，当着江青的面，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
江青明知自己不对，却不甘心认输，拍着桌子大叫大嚷：“你们都给我滚开，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
江青甚至当着周恩来的面，恶狠狠地说：“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事发后的一天晚上，江青打电话到中南海西花厅，要周恩来和汪东兴立即去钓鱼台。
周恩来以为又有什么紧急事，跟汪东兴乘车去了钓鱼台。
周恩来、汪东兴到后，江青叫把秘书、警卫员都留下，然后说：“成元功历史上就反对我，限制我和总理接触。”继续就成元功的问题纠缠。
周恩来解释了几句。江青拍着桌子说：“他至少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接着又说，警卫处处长曲琪玉等，要停止他们的工作。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不到一星期，成元功等被停止工作，集中到中央办公厅学习班，一学就是8个多月。
1969年1月5日，成元功与学习班的其他人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次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发配”到江西“五七学校”。他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成元功在江西劳动改造八年，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也没能回到周的身边。
---王友群：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也许纯属巧合？文革干将竟然多是山东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康生是山东胶州人，移居到诸城，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王洪文虽生在吉林长春，但祖籍山东肥城。次一级的风云人物、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关锋是山东庆云人，戚本禹是山东威海人，王力虽生在江苏淮安，但长期在山东工作……
据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讲，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李锐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过程中，李锐看了许多他以前从未看过的档案材料。
当时仍然在世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李锐把周恩来生前的一些东西销毁。销毁前，李锐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
“四人 帮”中的领头是江青。江青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也就是说，“四人帮”的总头目，实际上是毛泽东。
李锐说周恩来比“四人帮”还“四人帮”，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四人帮”，都是一伙的。
---王友群：周恩来为自保抛出卫士成元功
司马璐：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
图：1915年周恩来 （左二）在南开学堂新剧团扮演一位女性
正是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才走过了初创阶段的困难时期，，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由其资助的中共、东欧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掌握政权、祸害本国人民的邪恶之路。
据蓝英年撰写的《“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一文，共产国际资助各国共产党的珠宝、钻石等来自于从俄国贵族、官僚 、地主、资本家、教堂等“掠夺来的财物”。
文章提到，曾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其撰写的《记忆的漩涡》中记述了苏共对教堂的掠夺：“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后，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注：东正教的首脑）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
这当然是列宁的借口。事实上，早在十月政变后，苏共与拥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的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宁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这道命令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但大牧首的来信让列宁和苏共决心采取强力行动，没收教堂财物等。大牧首对教徒们表示，将祭祀圣物交给世俗的政府是亵渎神明，并警告信徒，如果执行政府法令将被逐出教会。他为此遭到软禁，并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
而在政府此后的没收行动中，不少信徒试图阻拦但被打死。据统计，1921年反教会运动中有近8000名神职人员罹难，很多人被折磨而死。没收来的珍宝价值400万到800万美元。
---财大气粗的共产国际背后是血腥掠夺
作者： 林辉
苏联“逼债”的真相
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中共官方的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此。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1、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借贷3亿美元，是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后来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搁置。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双方“共同负担”，而中共建政伊始，无力支付，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绝大部分半价提供的。中国欠下30亿元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而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大跃进”之后，中国无法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2、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我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3、1961年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还款——以后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氾滥。
4、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但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其实，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5、困难时期，虽然中国是在向苏联还债。但若要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同样不是事实。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作者： 师铁夫
苏联先后在中国建立过七个亲苏系统：国民党系统、共产党系统、陈济棠系统、邓演达系统、马占山系统、盛世才系统，以及佐尔格系统。佐尔格原为德共党员，后入苏军情报系统；但对于加入佐尔格系统的中国人而言，它亦是一个亲苏系统。二战爆发之前，由于同属凡尔赛体系的受害国，德苏两国曾作秘密“军事挂 钩”，并且协调外交行动。在此背景之下，佐尔格持德国护照，受德国驻华使馆、领馆保护，借用农业专家名义，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佐氏在华为苏联从而为中共建起、运转了一个庞大兼且有效的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对于中共内战取胜，理应做出了底定全域贡献；中共自己不能破译的敌方密码系统，必然交由佐氏属下住在上海租界宋庆龄宅阁楼之内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或者经由他们发回苏军情报部门破译。佐氏还应从旁说明了陈济棠系统的有关运作，例如，撮合“合步楼”（缩写HPL谐音。德国对华贸易专门机构）与陈济棠之间的合作，如进口德国机器、出口江西钨矿之类，不过佐氏似无直接露面。佐氏及其下属，以及之前的苏军顾问，还应买通了多个德国或者欧洲别国在华天主教堂、德国私人诊所，暗中为转送输共款项、治疗共干伤病服务。
---共军武器从何而来？秘密武器库竟在这
作者： 徐泽荣
1914年2月23日，纳·赛音朝克图生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37-1941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师范。
文化大革命中，纳·赛音朝克图受到迫害。1973年6月，纳·赛音朝克图在上海病逝，享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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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央召开政协会议，国内各地的代表们齐聚北京。
当天的晚宴上，毛主席抽出时间来到现场与大家交谈，还举起酒杯向每一桌的代表们敬酒。就在毛主席来到其中一桌敬酒的时候，一位蒙古族的代表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年轻人（时42岁）名叫纳·赛音朝克图，已经是内蒙有名的文化工作者，他的诗歌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
纳·赛音朝克图十分崇拜毛主席，更是极为欣赏毛主席的诗歌，听说今晚毛主席会过来，他在下午就创作了一首《我握着毛主席的手》。等到毛主席来到他们桌前敬酒的时候，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请主席听他朗诵自己刚创作的诗歌。
热爱文学的毛主席，自然不会拒绝他的请求，于是纳·赛音朝克图就当众朗诵了自己的诗歌，待他朗诵完毕，他已经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直接抱住了毛主席哭了起来。
图一： 那天，他当着毛泽东的面，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我握着毛主席的手》，“我紧紧地握住我毛主席的手，犹如被太阳的光芒照亮……”，然后情不自己，抱住了毛泽东…
金日成还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后来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4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然而，金日成并没有放过那些逃到中国的“延安派”人物，而是追杀到中国，找中共要人。最终，在苏联和中共的劝说下，金日成同意放过这 些人，但条件是中共将在朝鲜的驻军撤走。中国大陆这才有了前述撤军的公告。而金日成亦逐渐在朝鲜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成为了共产极权下的又一个独裁者。
牺牲了数十万军人帮助朝鲜的中国大陆，就这样被金日成变相赶出了朝鲜，而且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的12个展厅中，关于中国大陆军队的只有一个，其余介绍朝鲜人民军作战行动的均被解释成与中国大陆军队无关。不过，中国大陆对此却不敢吭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共内战时期，朝鲜也给中共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如果没有朝鲜的援助，中共军队在东北战场能否获胜也未可知。
中国大陆出兵朝鲜，不仅最后被金日成赶出来，而且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提案，中国军人史无前例、实至名归享受了丑陋侵略者的“辉煌”：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3月14日放弃侵占了70天的韩国首都汉城，退回3个半月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朝鲜。4月下旬，得到了国内大力补充实力大增的中国军队再次入侵韩国，又侵占了韩国大片地方，一千多万韩国人一而再地饱尝中国侵略者施加的战火蹂躏。1951年5月18日，为了间接帮助联合国军执行公务，打击肆意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47票赞成这个提案，8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埃及）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加表决。没有任何一张反对票。
由于外交侏儒毛泽东实在太矮，站在凳子上还是看不见联合国外交舞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断产生重大失误，自绝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中国大陆还首次遭到国际社会“禁运”的制裁。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称：“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侵略者——中国大陆地区，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抵制。
---志愿军被金日成赶出朝鲜之谜
作者： 颜昌海
图： 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居然第一次被冠以“侵略者”的头衔。
从朝鲜战场战俘营回来的老同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号召学生参军，那时我正读初三，同班同学当中有五人报名参了军，其中就有一位比我大两岁家住寒亭的同学。这位同学当时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不久他去朝鲜参战，还给班主任和同学来过信，诉说战争如何艰苦，合着雪吃炒面等等。可不久再也没有收到他 的来信，，后来停战谈判，交换战俘，也没有他，于是当地政府就认为他已经牺牲了，家里也挂上了“光荣”牌（那时烈、军属家都挂光荣牌），还享受某些优惠待遇。
1991年他突然从台湾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珠光宝气的夫人。这一下不仅他的家人、同学，连同当地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首先把他家的光荣牌摘了，然后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称他为爱国台胞，并动员他给家乡投资。他亨亨哈哈地答应着，之后并未见行动。
过两天他请老同学吃饭，饭后他执意要到我家“拜访拜访”。，就领他到了我家。我首先问他是怎么去的台湾。他说，刚去朝鲜打仗，虽然艰苦，但很顺利，一下就打过了三八线，但实际上这是美军学习中国的引敌深入，不久美军仁川登就把我们的后路掐断了，大部分人牺牲了，我们几万人当了俘虏。我问，你怎么去的台湾呢？
他说，遣返战俘时，中国方面提出应全部遣返，联合国军方面提出应自愿遣返，不得已，中国同意了。一位中立国印度的官员主持，愿意回国的进一个帐篷，不愿意回国的进另一个帐篷。我选择了进另一个帐篷，留下了，后来就被送去了台湾。我又说，老兄，当年你可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思想非常进步，不仅入了团（那时能入团的同学很少，不像现在，中学生基本上都是团员了），还积极争取入党。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后来当了右派反革命，在监狱劳改队里呆了二十多年。咱俩可说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那遣返时，你怎么不选择回国呢？
他说，唉！老弟你不知道，去朝鲜参战前，部队首长教育我们说，宁死不当俘虏。当了俘虏回来，不仅给家人丢脸，个人的后果也好不了，不像外国，当了俘虏回来一样像英雄般地受欢迎，所以我选择了留下。
我沉默了，他说的并非假话。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少从朝鲜遣返回来的战俘，是党员的大都丢了党票，有的复员回家，有的被调往黑龙江军垦农场开荒。我又问，看来老兄你已经发大财了，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话说，你已经是“大款”了，现在衣锦还乡，你是怎么发起来的？
他笑笑说，我发什么大财，是什么大款！在台湾，像我这样的充其量不过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刚去台湾时也是很困难的。先是当了两年兵，退役后发了点抚恤金，我就用这点抚恤金开始做点小生意，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总算有了点根基，才有条件回来看看，想对父母二老尽一点孝心，不想他们二老已经过世，还听我小弟说，老人家是在三年灾害期间饿死的。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心里有愧，愧对自己的父母亲人。
我又问，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搞的一团糟，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现在台湾反倒发展起来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的确做了真正的反省，台湾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土改。台湾的土改差不多与大陆是同时进行的。大陆的土改是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但没过几年又把农民分得的土地收归了国有，这恐怕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素之一。台湾的土改是国家用钱将地主的土地买下后无偿地分给农民，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发展工业，美国又向台湾开放市场，再加上朝鲜、越南两场战争，美军的许多军需品都是直接从日本和台湾购买的，遇到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打拼，所以台湾发展起来了。
快到夜里十二点了，我送他们回宾馆，临走我又问他，还想不想回大陆定居，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条件回大陆买一套小别墅住倒也不错，大陆的物价便宜。他笑笑说，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入了加拿大籍。加拿大地广人稀，住房水电都很便宜，环境非常好，等我们老了爬不动了，到那里去算了。还说，现在大陆开放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来看看，欢迎去我家坐坐，并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作者： 陈奉孝
图： 1954年，志愿军战俘中的拒返官兵。
瞎评： 所谓“长征”就是以数万人的生命护卫几十个人的“中央”逃窜，中央红军主力在湘江被歼后，八万多人剩下三万，到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与张国焘徐海东刘志丹等残部汇合后才四万余人，老蒋用了个废物张学良鄛匪，这才让毛泽东的党中央起死回生。
长征先是要去湘西与贺龙二方面军汇合，湘江被何健狙击，惨败只能掉头进入贵州。遵义会议后，准备在贵州建立根据地，被老蒋一路赶入四川。毛、张反目，毛带红一，三军团北上陕西，在哈达铺，才从旧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最终北上陕北，这才得以苟延残喘。如果不是张学良一时糊涂，就只能逃窜去苏联。
蒋根本就没有把红军消灭的想法，一边追赶（护送），一边吞并地方军阀，还多次和苏联联系要回蒋经国，一直到红军完全安全，苏联才同意送他儿子回国。
不曾想他玩砸了，多年后成了台湾岛主。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中共的宣传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中共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 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招兵，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何涤宙的文章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1934年4月28日，中共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因周恩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
“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史学家揭秘：被删除的红军“长征”真相
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秘密的撒旦教徒。从撒旦教分化出来一个分支，名叫光照帮。1776年5月1日，由亚当･魏萨普在德国创立，这是一个极其秘密的政治颠覆性组织。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可归纳为：废除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即“共产”）；废除家庭婚姻与伦理（即“共妻”）；废除宗教信仰 并用“新宗教”代替（即“唯物主义无神论”）；废除国家，用国际主义替代爱国主义（即“解放全人类”）；最终摧毁一切社会秩序，通过世界革命，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大家看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苏共和中共的社会实践，与光照帮说的何其相似？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共产党，但却很少人知道光照帮，更少人知道共产党跟光照帮的历史渊源。光照帮对世界的影响和渗透相当广泛，且极为隐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费边社会主义等，这些颠覆性的暴力革命运动，都是光照帮在幕后策划。而且，《共产党宣言》也不是马克思原创，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有的文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其主要思想和观点都是光照帮的。1938年，苏联的雷可夫斯基，因为反对斯大林被逮捕，他说；“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就是光照帮独裁专制。”
光照帮的政治纲领，其实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雏形，其胃口之大，是冲着毁灭全人类来的，跟魔鬼撒旦的旨意不谋而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众矢之的下的光照帮为了自身安全，需要找一个可靠的掩体，它们瞄上了共济会，开始向共济会渗透，并且在其中秘密发展。于是，光照帮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在共济会组织里的秘密组织。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苏共党徽的“五角星、锤子、镰刀”三元素的来历，给出一个明确的论断了：五角星，来自撒旦教的标志。锤子，来源于共济会，因为在共济会的仪式上，“石匠大师”手里拿着锤子，锤子是石匠的工具。而镰刀直接就代表着毁灭与死亡。在西方文化里，魔鬼与死神害人的凶器，就是用镰刀。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按照辈分排，撒旦教是共产党的“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爹”，苏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中共不但是真正的邪教，而且已经恶贯满盈，天谴在即。
图1：撒旦教标志
图2：1930年中央苏区证件上的“斧头镰刀”或“锤头镰刀”党徽图案。
---您知道中共党徽藏着什么秘密吗？
作者： 掸封尘
傅国涌：民国年代媒体记者退还“红包”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要穿越戈壁、荒漠前往新疆采访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 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在那里度过了40个日夜风光的嘉宾生涯。另一方面，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与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你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5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他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问明原由，转身交给了会计。他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自己都不管。
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仁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二千。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发明，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不能很好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
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还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这样的话，今天恐怕已是空谷足音。
图1：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胡政之（右二）和張季鸞（左二）在香港合影。
图2：1939年春节，香港《大公报》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罗集谊、杨历樵、徐铸成、胡政之、张季鸾、金诚夫、杨刚、蒋荫恩夫人。
图3：1941年5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成為第一家獲得國際性榮譽和獎項的中國報紙。
图4：1947年，徐铸成为当年的《文汇日记》题词。
1947年国军占领延安后当地百姓样貌(1/2)
以下的照片就是国军占领延安后由各界记者拍摄的历史画面，对大家了解当时的各种真实情况有极大的帮助，因为画面会说话。
图1：国军占领延安后，大街上出现了小摊贩。这种情景在延安已经很久看不到了。
图2：47年4月6日开始，国军向延安民众发放每人2万元的法 币救济金。建筑物上写着：国军为人民服务处。
图3，4：排队领救济金的男女老幼。民众衣着容貌无意间被照片定格下来，成为客观记录.
图5：等候领取救济金的延安民众。
图6：去领救济金的延安民众。
图7：胡宗南在延安和蒋介石的秘书沈焕昌时的合影，背景是中共边区银行边上的窑洞。
没有底线的人就不是现在文明人。共产党培养的党性就是磨灭人性，换个角度看就是没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