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的“小儿麻疹”

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 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陶杰：余英时 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

捆绑加悬吊

比捆绑更残酷的是捆绑加悬吊。这是最常用的刑讯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正吊：受难者两臂向上，用绳子紧紧捆住双腕，更有甚者是用铁丝捆住受难者的两个拇指（笔者1962年在四川磨床厂集训队见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逼迫一个年轻人承认偷了别人的毛衣），悬吊在横梁或树枝上。在身体重量 (包括施刑者可能另外施加的重量)的牵拉下，手腕或拇指部会有剧痛，同时胸腔因牵拉而变形，长时间的悬吊可造成受难者呼吸困难，这与十字架致死的生理类似。

倒吊：即把受害者的脚腕或大脚趾（其它指趾关节会因承受不住身体重量而完全拉断）用绳子或铁丝捆紧然后悬吊起来。这种方式，会使受难者的头部充血，长时间倒吊有可能会出现昏厥和七窍流血的情况。遇上凶狠的狱卒，还会对被倒吊的人施以毒打，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悬浮吊：某些劳教所或监狱使用一种特殊的悬吊方法，就是将受难者吊到仅仅足尖着地的高度，使受难者既不是完全靠手腕或拇指承受全身重量，又不能完全靠脚趾尖支撑身体，极为痛苦，这是中共狱卒创造的用刑方法。

猴子抱桩：将受难者两手前绑(也可只绑拇指)抱住被迫弯曲的两膝，从膝弯处插进一根棍子，在棍子两端用绳索吊起(也可将棍子架到一定高度的其它器具上)。这时受难者的臀部、阴部和脚心完全暴露，利于施刑者使用其它迫害手段。受难者在这种姿态下，手腕(拇指)、膝关节、腰部、颈部都将因身体各部分的重量受到挤压、扭曲和牵拉，痛苦异常。

大挂:将受难者双臂反绑(或双拇指反绑)吊起，用其自身重量造成肩关节脱臼。肩关节是人体四肢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大、最易脱臼的，所以这样用刑时间不长就会给受难者造成最大痛苦，甚至终身残疾。

坐飞机:有的地方叫“鸭儿凫水”，与大挂类似，是将受难者四肢同时反绑吊起,受难者的身体横悬在空中。

其它捆绑、悬吊类的酷刑还有“吊半边猪”(只吊受难者一侧的肢体)、“仙人指路”(绑吊双脚和一臂)等等，都属于上述悬吊酷刑。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吴法宪打陈再道耳光：1967年7·20事件后，7月23日凌晨三点，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要他和钟立即赴京“开会”。7月26日下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事实上，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则摆出斗争 陈再道的架势。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狮”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

陈再道挨了打，仍据理申辩：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不等他讲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先撕陈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图1.2.：陈再道文革中遭批斗。

图3：邱会作、李作鹏和吴法宪在一起。

没有被发表的“毛语录”

如果要问，哪一条堪称“第一毛主席语录”，一般人都认为是：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一条语录概括了伟大领袖一生，不畏天地，勇敢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近年，笔者看到早在1921年上半年，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28岁时所说的：

“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后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这条语录的来源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第一好友萧子升的回忆。

1920年冬，留法勤工俭学的萧子升由巴黎回到北京。1921年3月，毛萧二人在长沙见面。此时的毛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大多数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的组织。

从1921年3月起直至7月，两人不断讨论社会主义革命，这段语录就是毛泽东在批驳萧子升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时说的话。

笔者认为，这一条没有发表，甚至没有被发现的“毛主席语录”才是真正的“第一毛主席语录”。他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的全部所作所为，全部政治艺术，尤其是我们深切感受的毛泽东在建政后的执政表现。

在他28年的执政中，他搞了5、60次运动。固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更是一个运动未完，另一个运动已始；大运动套小运动；小运动演变为大运动。

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之中。

运动给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带来的全都是恐惧与灾难，即使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即使是整人者，运动也并不给他们带来什么欢乐。他们战颤着去积极、恐惧地去整人。

说毛时代的中国是绞肉机，是角斗场，每一个觉悟过来的过来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虚妄之语，而是真真切切的实际。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无休止地搞运动，这一段语录就揭示了其真谛。也就是所说的“经常保持压迫”，只要“压迫得法”，也就是“为政不差”了。“为政不差”也即是“独裁无虞”了。

也许，毛泽东早就忘了他28岁时说的这段话，但是这段话所表达的理念早已深深地浸染了他的灵魂与血肉，他的压迫之法是入了“化境”的，化纸笔于刀枪，变腐朽为神奇。

啊，这“第一毛主席语录”，竟是在毛主席还远没有当主席时说的话。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我写《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时，其中一章谈有同性恋倾向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与中共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暧昧关系，有关路易‧艾黎部分主要资料即来自安琳出版于2003年的一本学术著作《中国友人-路易‧艾黎之迷思》（Friend of China-the Myth of Rewi Alley）。安琳在这本书首次披露，中共 十大国际友人之一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同性恋者。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1987年在北京逝世，是支持中共政权的著名国际人士，他终身未婚，中共的宣传和他自己的声称都说，他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选择了独身生活，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幸福。但安琳的研究发现，这个为了中国革命的堂皇说辞根本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路易‧艾黎不结婚不是为了中国革命，而是他不爱女人。（同性恋的周恩来用婚姻来掩饰其性倾向，他曾劝路易‧艾黎结婚，但路易‧艾黎仍然坚持独身，在这一点上他比周恩来更忠实于自己。）安琳的书还指出路易‧艾黎这类西方同性恋者来到中国，初衷并不是来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来寻求性自由，因为在1949年前的中国，比起基督教世界的西方，同性恋者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安琳的警告

作者: 蔡咏梅

司马璐谈周恩来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 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观音和如来佛的仁慈的外貌，与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南昌暴动时，中共打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并把张发奎等国民党人列为“委员”。张发奎愤慨的说：“他们拉了我的部队，拆我的台，还利用我的名字。”周恩来则托人向张发奎传话说“我们是拥护张总指挥的呀！”

周恩来之所以极富欺骗性，是因为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

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在司马璐看来，周恩来具有若干现代知识，外表上文质彬彬；他政治嗅觉敏锐，手腕灵活，予人以一种开明的印象。当他和你握手时，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喜怒哀乐，表情逼真，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司马璐说，“周恩来少年时开始演戏，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我常想，周思来如果早年选择戏剧这一行，一定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大演员。我听他讲话或做报告，有时激动得泪如泉涌，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周恩来有时遇到对手难缠，会痛哭失声。他多才多艺，既是政客，又是演员。他的政治技巧既是灵活的，他对共产党的所谓原则的坚持又是僵硬的。他对人永远温文有礼，他的政敌很难从他的讲话中抓到口实。他是共产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最快的自动认错做检讨的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

司马璐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相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1960年，有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青年问周恩来：“听说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很激烈，是真的吗？”周恩来哈哈一笑说：“我不知道的事，你们倒知道了。”

“周恩来要打倒一个人，必定高举他。周恩来要打倒蒋介石，必定高举蒋介石；周恩来要打倒毛泽东，必定要高举毛泽东。他的聪明是懂得和利用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踏脚石。”司马璐说。

司马璐还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复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中共一大到六大，基本上都是共产国际直接指挥的。一大至五大是陈独秀当家的。周恩来在五大中担任秘书长，渐露头角。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复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而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

中共历史上所谓路线斗争，从“五大”以后，每一次都与周恩来有关。国际的每一个指令，周恩来无论理解不理解，总是冲锋在前；继而国际的又一个指令，说中共没有好好执行国际的决定，犯了错误，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检讨自己。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作者: 袁斌

手铐和脚镣用途变了

通常手铐和脚镣用在逮捕和押解途中，只起限制罪犯活动能力之用，到了看守所或监狱的犯人一般是不戴手铐、脚镣的。被中共大肆宣传“惨无人道”的渣滓洞、白公馆也只是对死刑犯戴手铐、脚镣。其他犯人是不戴刑具的，他们还可以在监狱里绣红旗，排演节目。在中共的监狱里，手铐和脚镣既 然叫做“戒具”就等同于富贵人士戴的戒指了，一旦认为谁需要戒掉什么，就赏给手铐一副或脚镣一副。参加劳动的犯人，出工前“管教”人员把手铐打开，让这个犯人上山从事繁重的劳动，收工回来，狱卒会不失时机地马上给他戴上，不会遗忘。关禁闭的犯人终日被锁在黑屋子里，且大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手铐、脚镣。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瞎评： 这个制度最早出现在江西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者就是后来飞机摔死的特务头子邓发。首长的警卫人员也是红军保卫部派来监视的特务，红军副总参谋长龚楚当年就是支开警卫员，携带几个心腹而成功叛逃。

华国锋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中央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中央警卫局的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 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们来翻译得更直白一点：

第一，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即便首长是正国级高官，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们只听命于中央警卫局。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保卫的首长，他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目标。

第二，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同时负责监视首长的行踪，并及时报告给中央警卫局。

第三，首长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方开会时，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首长在会场内的命运，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掌握。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会场警卫抓捕某个首长，他们将立即照办。

所以从这个层面看，中央警卫局可就不是个单纯的安保机构了。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让他的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这样，当时中共最高层官员，全部处于汪东兴领导的中央警卫局的严密监控下。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掌大权后，没有担任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但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把军权，也就是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邓小平把原隶属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改划到自己掌控的中央军委，中央警卫局局长由他的亲信杨德中担任。杨德中还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掌握那里的动态。

邓小平通过这种手段，将陈云、杨尚昆、习仲勋等中共元老，以及前后两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个人安全，掌控在自己手心里。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高官都不敢挑战邓小平。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中央警卫局从中央军委重新划归中央办公厅，从此至今，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变。

---作者： 【百年真相】节目组

捆绑

捆绑通常的作用是限制受难者的动作，古今中外均有用绳子捆人的记载，中共掌权后，把捆绑发展成一种作用于肢体、关节的酷刑。主要通过绳具使受难者的肢体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牵拉关节、韧带和强迫反关节来给受难者制造痛苦。捆人方法是狱警的必修课，1958年大跃进以后，捆绑技术愈加长进，文革期 间几达登峰造极，就笔者所见，记录如下：

小绑：只绑双手，身体其它部位不着绳索。被绑者伸出双手，通常是手心相对。用细绳在两个手腕部位紧紧地缠绕三至五圈，再将绳子穿过两臂之间的空隙，紧紧缠绕三至五圈，然后打结。多用于临时捆绑，可牵引行走。或用于吊在树上、房屋的横梁上，施以暴打。苗溪茶场大坪监管区有一名叫高万志（音）的犯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逃跑被捉回后，吊在树上，管理员亲自动手用乱棒将其活活打死。施刑者后被调离，不知如何发落。

押解式捆绑：又叫穿小麻衫，犯人从颈到肩至大臂都被捆绑，小臂与双手不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且与颈、肩、上身固定在一起，无法活动，小臂和双手可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是为了让犯人在押解途中既无充分自由，又能勉强自理生活（比如吃饭、喝水等）。顾名思义，此种捆绑方式常用于长途押解。

四马攒蹄：人匍匐在地，将其手脚用绳子捆在一起。

五花大绑：这是监狱中最常用的捆绑方式。通常用棕绳或麻绳，先把绳子（七米左右）对折，或在对折处作一小绳圈；把绳圈搭在被绑者的后脖颈上，然后向前顺两肩拉过，像献哈达一样，绳子垂在胸前；把绳子从两腋下穿至后面，在上臂缠绕两或三圈,下臂缠绕两圈，把绳子两头拉到后背中间合并，向上引过后脖颈的绳圈，再将穿过后颈绳圈的绳子用力向下拉，同时把被缚人的小臂尽量向上托送，使被绑者两大臂反向叉拢，双腕在背后向上交叉，尽量托至两胛之间；用拉下来的绳子牢牢捆住手腕，最后打死结。

无论哪种捆绑方式，被绑者的苦痛程度与捆人者的力气大小、狠毒程度密切相关。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对敌人要狠”；在雷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煽惑下，狱卒们大多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逞淫威。逮捕人的时候，横眉怒目、咬牙切齿，对准被捕者的腿肚子冷不丁地横踹一脚，将人踢倒在地，掏出绳子来，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几个凶狠的狱警合力捆一个人，被捆人当场昏死过去的屡见不鲜。一根轻柔的绳子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监狱里，捆绑是司空见惯的刑讯逼供和突显淫威的惩罚方式，以我所在的苗溪茶场十三中队为例，在1966年至1972年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捆绑，每天都会听见被捆绑者凄厉的叫声，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彭德怀）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归黄泉，这期间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 长一段时间落在红卫兵手上，红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中南海的一般群众高，革命性也强，花样精也多。仅北航红旗那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他本来也可能是不准备亲自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技痒，也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已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的了，好不容易等来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司令的身上，一手叉腰，一手伸出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彭几个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也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老人家发动的，也有许多是单位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虽有老人家的因素在内，但彭德怀主导和原创的成分也很大。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

但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逃兵、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苛厉了。

彭的话不可全信。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悔，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彭老总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他都占全了，他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 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手铐 脚镣

一般的手铐是由两个可以开合的金属卡环和中间一根大约30厘米长的链子组成，表面比较光滑，多为钢制，外面镀铜镀铬，这个叫“洋手铐”。中共监狱中多半用的是“土手铐”，凡有锻工的监狱均可自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两个端部有孔的半椭圆形铁环，由粗钢锻打而成，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空 间，中间穿一根铁栓然后上锁。犯人的两个手腕挤在这个椭圆环里贴的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隙，两只手不可能有活动的余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推广于全国各地监狱。

中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文件中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囚犯，采用九公斤重的铆钉式死镣；此种脚镣对犯人脚踝伤害较大，犯人常使用旧布缠绕保护脚踝。行走时戴脚镣的人可以用绳子系在锚链中间的环扣上，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拴在裤腰带上，分担一下脚下的重量。

通过控制镣链长度限制犯人步幅，使其不能走快；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脚铐就属于此种类型，质轻而链短，通常此种脚镣的整体重量为两公斤左右。常可见到犯人戴着脚镣一路小跑，但由于步幅很小，行动还是受到了较大限制。

中共监狱里的脚镣也有创新，重量增加了，从七、八公斤到三、四十公斤不等。苗溪茶场十三队李盛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反革命，已平反）戴了七年十四公斤重的脚镣；胡世富（半文盲，木匠，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二十公斤重的脚镣；费宇鸣（四川江油建设银行干部，反革命，已平反）、王地山（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南下干部，反革命，已平反）戴的是十二公斤脚镣。据说云南昭通监狱有一副六十四公斤的脚镣，两个硕大的脚箍之间有七节锚链，链环所用钢条的直径为三十五毫米，王志仁（某兵工厂技术员，反革命，已平反）、陈礼昌（云南昭通新生电机厂厂长，反革命，已平反）戴过这副脚镣。其重量大概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有的地方，脚镣中间不是锚链而是一块形如汽车钢板弹簧、长约尺许的扁钢，人们可以想象戴着这种脚镣的人如何走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手铐、脚镣戴法

前铐：这是最常见的戴法，即两手在胸前戴铐子。戴前铐，两手上可举过头顶，下可伸到两腿之间，可以拿勺吃饭，拿碗喝水，可以自己解裤腰带，可以洗手洗脸。

除了前铐以外，还有在其他国家没听说过、中华几千年历代王朝和国民党的监狱里也没用过、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戴 法。

背铐：又称反铐、后铐，即把两只手反在背后，紧紧地戴上铐子。“前”“后”一字之差，滋味迥然不同。手背在后面，戴上中间没有链环的中共特色铁铐，两手紧紧地贴在一起，下可触及臀部，上可抬到腰间，左右只能在两胯之间，活动范围小多了。手可以拿勺、拿筷子，但是移动不到前面来，够不着嘴，拿起来也没用，所以吃饭只能像猪、狗一样用嘴去啃，甚至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用爪子爮（pao）两下子，戴着背铐却无能为力。1968年，我在小监里戴了九个月的反铐，对个中滋味有切身感受。读者把两手背在身后试一试即可体味中共之“人道”是何等之人道。

苏秦背剑：又称扁担铐，一只手从肩膀上举到脖子后面，一只手从下方伸到背后，然后将两只手铐到一起。此为更“人道”的戴法。

胯下之辱：又名骑马铐、抱腿铐，一只手从前方伸到两腿之间，一只手从后面伸到两腿之间，用铐子把两只手紧紧地箍在一起。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副县长张万寿因对大跃进的某些做法持保留态度，被毛泽东的爪牙、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成反革命，入狱后，专门给他带上十多公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他戴过“骑马铐”。张万寿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共产党的副县长尝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监狱整人之凶狠。1962年，他被甄别出狱以后，谈起此事还唏嘘不已。

烟杆儿：四川省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常用的戒具及戴法，其他监狱尚未听说。张先痴所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有细致的描述。远远望去，佩戴这种戒具的人貌似老农嘴里叼着一根烟袋杆儿，近处细看，原来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钢箍，两手带着钢铐，钢箍与钢铐之间用一根烟杆儿粗细的钢棒栓连在一起，最短的钢棒只有20厘米，最长的钢棒大约50厘米。狱卒的心越狠，烟杆儿越短，佩戴着短烟杆儿的人，两手只能在下巴颏附近左右移动。

手脚并铐：一个人腰弯着，将其右（左）手和左（右）脚铐在一起，不要一小时，腰部就有断裂的感觉，三个小时就会昏厥过去。

连物铐：将罪犯的右手铐上，而后将其连在刚性物体（钢水管，铁栏杆等）上，使其不能挪动地点。

抱物铐：先将罪犯右手铐上，令其抱住物体（树木，电干，栅栏）再将其左手铐上。也可采用后铐的方法。

四马攒蹄铐：需和脚镣并用，犯人俯卧在地上，将罪犯的双手背铐后再和脚镣（或用手铐铐住双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各种手铐、脚镣的戴法，非身临其境，实难想象。高唱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酷吏用尽心机折磨在押人员，其歹毒残忍远在希特勒之上。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许昏死过去，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有点技术，虽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 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惨死于厕所的马桶上!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活的“政治恩仇”，很少人能潇洒。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一到下一次运动就发芽了。

文革给无数“有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还有一个姓都的，一个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

“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升了官。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

美国罗斯-特里尔的书《我与中国》书摘，其中有一段他在曼谷时，采访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这位前总理回忆起1975年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

“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西方国家把他叫做强盗、罪犯、凶手。”毛泽东继续悲观地说，每个来见过他的人很快就倒台了：尼克松、希思、田中 角荣、惠特拉姆。克立说自己倒是愿意冒这个险。毛泽东接下来说自己快要不行了。我告诉他，克立对我说：“不可能，因为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笑了，猛地拍一下椅子的扶手，跳起来，接着和每个人握手。”

我觉得这段文字里的标点符号有点问题，但这是原文，描写的情景很生动。

克立说“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听后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显然对这句话认可并满意；接着又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还跳起来，和每个人握手，那是被这句话刺激得十分兴奋。如同当今的歌星，唱得高兴了，走下台来与观众握手一般，这叫“互动”。

要知道那是在1975年，离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能够作出如此剧烈的动作，那这个兴奋的程度应算是顶级的了。

毛对这句话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满意的是“坏蛋”二字，按他一贯的思维逻辑，敌人所说的“坏蛋”就是革命人民拥护的“导师”；而且不仅是“中国的坏蛋”，而是“世界的坏蛋”；不是一般的坏蛋，还是“头号坏蛋”；而且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这就等于承认他是世界头号革命大导师。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仍然有趣，却更不可理解：

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毛泽东给克立提了四条建议：“第一，不要对他们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都是厚脸皮，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二，不要上去就杀人，他们会认为战死沙场是英雄。第三，别派军队到丛林里，共产党人会跑，你自己的部队就会分散。你一撤退，共产党人又来了。第四，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

无法想象，毛会认为共产党人都是厚脸皮的人，当然他也并不否认自己也是厚脸皮的人。更难想象只因为克立说了他一句满意的话就引克立为知已，竟会给这个资产阶级头子出防共、融共、将革命消洱于无形之中的主意。

毛当时是心情太好了。这种话也就是毛这样的人能说，别人说说看，立马就是是叛徒。

---不可思议！毛泽东这样指导泰国总理对付共产党人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 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从1958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1979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CCTV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无已；“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等违宪行为。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小监

1958年，我进入中国的监狱以后，才知道在每个阴森恐怖的监狱中除了集体居住的监舍以外，还都修建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禁闭室，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有称小监的，有叫独居的，有叫小号的。小监是“保密”的，相当一部分在劳改场所关押了五六年的人员，直到离开那个劳教或劳改场所也不知道小监的位置和内幕 。我有幸坐过四川磨床厂的和苗溪茶场十三队的小监，也听难友说过其他监狱的情况，现披露一二，以立此存照。

四川磨床厂位于成都市闹市区，，进门右侧是办公楼，靠里面一点，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那是干部食堂，隐蔽在干部食堂后面就是小监所在，小监和干部食堂是共用一个屋顶的，中间隔墙把小监和食堂分做了两个部分，，十个小监连成一排，每间的面积约为三平方米（一米五宽两米长），高约两米。没有床铺，没有桌椅板凳，有门无窗，门中间开了一个距地面一米六左右、宽约22厘米、高约15厘米的通气孔，外面钉着拇指粗细的钢条。室内没有灯，通道里有电灯。这是我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小监。

成都动力机械厂，，有一个神秘的院子，，院子深处修建了一排平房，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之用。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高度一米左右，人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蜷伏其中交待问题。那是用来关押“反改造分子”的。谁是反改造分子呢？全凭管教干部一句话。

苗溪茶场十三中队在修建监舍的时候专门修了一排面积特别小的房子，一共十间，内部尺寸是1.75米见方。用来单独关押“危险”的犯人。苗溪茶场除每个队都有小监以外，还在场部附近、两山之间的夹沟内修建了直属场部的集训队，据闻惨不忍睹，惜未能亲身体察。

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对张志新之死的报道中说：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可见不仅四川监狱有小监，辽宁监狱也有小监。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全国一盘棋。

2012年媒体爆出法西斯式的“棺材仓”。该种小监在湖南省邵阳市龙溪监狱内。狭小的空间，四周全部由厚重的钢板焊接而成。双层铁门，门上开了一个送饭用的小窗口，地面是水泥浇筑的，在左侧留了一个排泄孔。囚室长2米、宽1米、高1.6米，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污浊。没有灯光，没有被褥。只有苍蝇、蚊虫、虱子。医生指出，假如一个人长期被关在狭窄空间，身体屈曲，筋络无法舒展，会令关节硬化，失去活动能力，同时也会引致肌肉萎缩、手脚无力。关节硬化和肌肉萎缩很难完全复原，即使离开恶劣环境，手脚也只能恢复部分功能，落下终身残疾。再加上墙壁、地板太硬，没有软垫，皮肤受挤压容易溃烂。著名人士李旺阳曾多次被关押在“棺材仓”里，2012年不堪折磨，弃世而去。

雷马屏农场的小监是一个旧式的羊圈，地面上还散落着羊粪。

峨边沙坪茶场某中队的小监只有鸡笼那么高，重庆市公安局的蒋伯龄被划为右派后曾在沙坪茶场长期关押，在其遗作中有简略的描述。

据了解，位于城市的监狱，都有小监。位于山区的监狱，除了场（厂）部直属的集训队以外，各个中队都有小监。希望司法部门的有识之士，将中国这一特色作为一个课题，切实调查，如实描述，为中国监狱发展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一次全场宣判大会。会 场设在距离我们４大队（叶村）１０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 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 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二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 钢丝车（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 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二排，高举着上 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 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 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 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 装士兵迅速地押上二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 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二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人实际是判 处死缓刑却被陪毙）……。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 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最后 ，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 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最恐怖的１９６９年－－我的心路历程

火　戈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