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头的“知识分子”们……
黄章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慰安妇 （瞎评：标题似不妥，应为“共产征女配妻”）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 ：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蝇子1729斤蚊子394斤
无论这个世界上曾产生过多少笑话，也无论将来还会产生多少笑话，下列这一则“笑话”必将长久地名列前矛。
河南省郑州市省直机关“七一人民公社”在一份建社工作总结材料中说，该公社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成绩斐然，搞几次卫生，就“扑鼠2230只，麻雀2045只，蝇子1729斤，蚊子394斤”。
——摘自《60年毛泽东要求大中小城市都搞人民公社》
麻雀、老鼠以“只”为计量单位，苍蝇、蚊子以“斤”为计量单位，这是郑州市“七一人民公社”的领导聪明绝顶之处。
可是1729斤的苍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而一只蚊子的重量有没有一只苍蝇的百分之一？394斤的蚊子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何保管、贮存、计量？实在令人无法想像。
笑话的功能就是能引人发笑，但是这一则“笑话”却让人无论如何笑不起来。那它若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你无法将其归类于幽默、故事、散文——它仍是“笑话”。
---红朝笑话：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河南林县在1959年推出的“觉悟票”。从觉悟票的说明看，它是一种奖惩性质的票证。觉悟票分为红绿两种，对“劳动好、干劲大、踏实”的发给红票，对“劳动差、没干劲、不能按时上下工”的发绿票，不参加劳动的不发票，如果全月都是红票，可以记在功劳簿上；如果一个月拿到七张绿票以上，就要记一小过。
但是 为什么是林县首先推出了“觉悟票”？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林县，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其60年代打造的红旗渠却成了毛时代的“全国著名的样板工程”，1958年11月1日毛还接见了县委书记杨贵。就是这个“一心为民”、赢得党心的杨贵，却被林县老百姓称为“杨鬼”。在毛死后不久，林县老百姓曾自发组织起来集会高呼：“打倒法西斯独夫害民贼——杨鬼！血债要用血来还！千刀万剐杨鬼以平民愤！”
为什么杨贵民愤如此之大？原来，1960年开始修建红旗渠时，杨贵为了赶进度，强逼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皆如牛马般劳动，导致伤亡者众多，而且还出现了羞辱女性的场面。“觉悟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可想而知。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修红旗渠参与者有10多万人，直接死亡为60多人，砸伤300多人。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访华，并拍摄了纪录片《中国》。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被安东尼奥尼拍入了镜头，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之下，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样板呈现出破败的房屋，泥泞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烟稀少，“这是林县，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虽然纪录片引发了中共的抗议，但镜头下的真实是没有人可以抵赖的，只是可惜安东尼奥尼没有将奇葩的“觉悟票”收入其中。
---大跃进时“觉悟票”出炉背后
作者： 林辉
全世界都知道奥斯维辛，我们却遗忘了夹边沟。奥斯维辛不曾有过人吃人，夹边沟却有。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每天热量摄入量应为3500千卡，轻体力的城市人为2000千卡。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 1534.8千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千卡，只有正常热量摄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当然，奥斯维辛也没有出现人相食。
---中国大饥荒50年祭
作者：杜君立
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几次饥荒。但与通常认为的不同，在现代社会自然灾害已不再具备造成大范围饥荒的能力，自然灾害一直被当做了引发饥荒的“替罪羊”。
从乌克兰饥荒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再到不久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饥荒。“天灾”被想当然的当成了导致大多数饥荒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1900年后，致死人数最多的几场大饥荒前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一些饥荒发生时的气候状况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在古代，自然灾害与大规模的饥荒的确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已经从技术上根除了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的可能性。发生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
1900年以后发生的几次大饥荒，很好的佐证了阿玛蒂亚的观点。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至少造成了250万人因饥饿死亡。而根据《Climate and food problem in Russia:1900-1990》对近100年苏联气候的统计，发现在当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虽然有旱灾发生，但并不是大范围和异常的，而且粮食的减产数也无法和饥荒致死的人数相对应。
对《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和《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120个水文观测点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学者金辉甚至认为这三年的天气甚至较常年还要好。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了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四川虽然在1959与1961两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较大,但是比1966年的旱灾受灾面积还要少30%左右。可在1966年四川并没有人口并没有负增长,而1959到1961年在四川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当然，这样的案例也不局限在中国和苏联。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有435万人沦为饥民。人们普遍将饥荒的原因归结于洪水造成的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但奇怪的是，根据S.R.SEN对1974年饥荒的调查发现，当饥荒爆发时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连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了5.3%。2010年发生在尼日尔的饥荒也是如此，当年，该国发生了干旱和蝗虫入侵，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只比5年来的平均水平减产了11%，并非不可收拾，却使得全国1/4的人口，即360万人无粮可吃。
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曾说过：“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现代的饥荒正是如此，每一次大饥荒背后都有“人祸的影子”。
还以“乌克兰”大饥荒为例，在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时。因为消息被严密地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使得外界根本不相信饥荒的存在。在灾区外，人们依旧过着像以往一样的生活，在欧洲的人们甚至还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饥荒发生时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于也在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而在灾区内，有至少250万人死于饥饿。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作者： 张春续
廖伯康: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1250万人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 ，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一九六二年五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一九六○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一九六一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
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
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一九六○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因到荥经
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台湾一份资料(1961)
当初被共匪重视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共匪拉拢的大陆工商界，在这次“五反”运动中，一举而被围剿，才开始尝到共匪的滋味了！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 早已禁上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公园树丛中，经常悬尸三五人不等，马蹄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
广州街头亦常见横尸。某客清晨坐上三轮车，向车夫惊述刚刚看见两具血尸，车夫笑答：“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
作者： 裴毅然
图： 上海三反五反的总指挥官，陈毅。
两桩血案
1952年3月底，上海棋盘街著名桂圆店鼎丰号，张老板坦白三次，店员（有的沾亲带故）仍逼他“彻底坦白”。恰张老板生日临近，备席两桌，除全家与十余名员工，还邀来主持“五反”的干部。干部一见酒席，避嫌欲走，全体员工挽留，张老板声明“明天一定彻底坦白”，或者宴毕立即坦白，干部这才坐下。美 酒佳肴，觥筹交错，张老板闩上店门。不久，声息渐微，竟至寂然。翌日，鼎丰号十时尚未开门，邻店报警而入，全体归西，张老板下了剧毒。惨案轰动上海滩。
广州“五反”比上海慢半拍。永汉南路汽车修理厂生意日衰，入不敷出，老板邵达祥准备关歇，政府不准。积欠员工三月薪水，员工（均为叔侄亲戚）大噪，借“五反”投诉邵老板逃税漏税，定于5月23日晚斗争大会。邵老板想想一直聘用照拂亲戚，得如此回报，22日深夜提五磅重锤连砸五名熟睡员工（邵松、邵均、吴增、苏华、苏沃），个个一锤完活，最后自砸，一案六命，上了香港《星岛日报》“广州专讯”（1952-5-26）。
1952年10月25日，中共宣布五反“胜利结束”，但毛指示“一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板，用来教育群众”。1953年2月28日，上海枪毙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1924～1953），“罪行”均为职工揭发、自己招供（刑讯之下求速死）、报纸渲染。抄没大康药房所有资产，其兄被逐、其妻自杀。
---击碎“中国梦”的五反血案
作者： 裴毅然
铁流：他亲自处决了自己的父亲
天翻地覆，锣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刚山成了接管当地的军代表之一。当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散兵游勇，地痞无赖，烧杀抢夺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断言，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各地很快响起了叛乱枪声，他父亲也卷了进去。镇压叛乱，安定社会，
成了当务之急。组织找他谈话，叫他去说服他父亲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归顺共产党。他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任务，只身回到乡里作父亲的工作。父亲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抓了不少起义的人，所以大家才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评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县里的军代表之一，你这样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革命家庭啊！”父亲道：“我现在闹了这当事，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曹刚山说：“组织上向我保证，只要你放下武器，跟着共产党，仍然当你的乡长，要是立了功还会受到奖励。”
天底下谁的父亲不相信儿子的话，难道儿子还会害父亲吗？曹刚山也决无此心，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由不得他了。在强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势下，叛乱枪声哑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曹刚山的父亲被通知到县里举办的“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全是国民党时代的乡保甲长与袍哥大爷，学习的内容是各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开始每周回家一次，渐次取消了，再后有了解放军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后是一个一个五花大绑推向公审会，吃了枪子儿。曹刚山的父亲曾逼死过人，有血债，属于镇压对象。
一天组织找曹刚山谈话，并告诉了此一决定，要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亲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坚决拥护组织上的决定。”这时，他考虑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点犹豫，没说晋升提拔，受到党的重用，就连这个军代表都当不成。组织上毕竟比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提出个新的问题问他：“你父亲被枪毙后谁去收尸？”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儿子，应该由我收尸，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这没有立场的事，猪拉狗扯，是他的活该。”组织上默然，不再说什么。回到机关，他的女朋友（即后来他的妻子），是个新参加工作的狂热青年，得知这事后向他说：“刚山，这正是你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是我一定向组织申请，亲自毙了他。”曹刚山全身震动，胆怯怯地道：“他是我父亲呀！”“什么父亲不父亲，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现在组织上不是号召我们要大义灭亲吗？你为什么不敢？”
他经过长久思索，终于下定决心，向组织写出书面请求，大意是“我父亲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划清界限，坚定革命立场，请求组织将执行枪决我父亲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他的革命行动很快得到组织批准。当他父亲插着用红笔勾了名字的死标，押上刑场，在执行前的一刻，突然转头怒视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里。”他不敢看，闭着双眼扣响了板机。自此，曹刚山成了地区红人，“大义灭亲”的“模范人物”，大家学习的“榜样”，各方面都一帆风顺，官位步步高升，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队的队长，尔后升为大队长，再后升为支队长，大权在掌，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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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5月，全国开展了反胡风的“机关肃反”运动，一夜，肃反领导小组对全区干部实行大搜查。搜查内容主要是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以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后在他日记上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妈妈爱我却不疼我，妈妈信任我却不用我，哪儿才是我的绿草？哪儿才是我的雨露？哪儿才是我梦想的王国？”很清楚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历史，他曾在大学二年级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地区“肃反”领导小组立即怀疑他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叫他如实交待问题。他说，参加“三青团”是党组织的决定，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但拿不出来任何文字性的证明材料，找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吧，那负责人解放后不知在何处工作，根本联系不上，最后作为悬案存盘。
“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被清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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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刚山来到唐家山劳动改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这个派掌权，一时那个派掌权，不久林彪倒台，刘张下马。他认为机会来，便在狱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诉信，把他说成是个“被迫害对象”，并在学习会上大诉其苦。犯人一封封检举揭发材料送到中队，中队送到场部，王管教看着叹气，低低骂了句：“老马不死旧性在。”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认为能对自己前途有利，便会大打出手。此时的王管教不但不再关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车头”。先是通过中队撤销了他的学习组长，再后是送入大部队的“严管队”。“严管队”24小时有武装看守，白天劳动由武装押着，吃饭解便要喊“报告”。曹刚山成天不仅叫喊无罪，还为被打倒的刘、邓叫屈，认为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居然向毛泽东写了封“万言书”。内容写的什么，不得而知，自场部收到“万言书”后，他又从严管队升了一级——关进了场部小监。王管教专此找他谈过一次话：
“曹刚山，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无罪可认。”
“你为什么要诬蔑无产阶级专政？”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党的主席提意见。”
“你在找死！”王管教气得跺脚。
“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王管教口里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最后还是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加判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刚山不接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继续叫喊无罪，再次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公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犯了方向性错误”，还说“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国将不国，家将无家”，并用他切身事实作为佐证。由于他攻击到毛泽东的要害，上面批示下来四个字：“立即杀掉。”
判处死刑后，他戴上脚镣手铐，关在黑洞洞的小监里，成天倚墙思索，只要一合眼，就看见被他毙了的父亲：五花大绑，背插死标，又听围观人窃窃私语地议论：“听说今天杀曹乡长的是他亲生儿子，他可爱他儿子了。儿子生下来缺奶，他亲自养条奶牛，每天三次挤奶去喂，唉，真想不到……”
“什么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产党员，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稳立场能当官吗？”
“共产党提倡检举揭发，大义灭亲，不然怎么能把老蒋打跑？”
“你们说这些都是屁话，世间上总得有个章法，哪有儿子毙老子的？”
“我看那儿子会遭报应的，老天不惩罚才怪。”
当时他想退缩，收回写给组织的请求，可是刑场上千百双眼睛在看着他。此时，他父亲突然转过头，曹刚山依然看见那张慈祥的脸，那两道长眉盖着的亲切眼睛，花白胡须遮着的嘴巴张开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倒死在你手里。”
他慌了，双眼不敢看父亲，指头扣动了板机，“叭叭”一团火，一团绿阴阴的火光，带着呼啸的铁弹飞了过去。父亲一个踉跄，半边脑袋不见了，绿绿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脑花，红的鲜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杀了他，想不到而今轮到我了。”他一惊是个恶梦，突然疯狂地叫起来：“报应呀！报应呀！”
“你叫什么，”监视看守他的武装跑来训斥他：“什么‘报应’？”
他不愿捧诉曲肠，怪模怪样地一个劲狂笑，突然喊出了极反动的口号：“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
王管教闻讯赶来，当机立断，火速下达命令：“快用力，把他舌头割了。”
武装、干部、狱医，十多个人涌进小监，用铁锤和手钳敲开他的口腔，并用外科手术器械开口器扩张嘴巴，再用舌钳将舌头拖出。王管教亲自持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顺着他的舌根一转，立即满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再也喊不出什么话语了，口腔里不断夹着“呼呼”的惨叫，喷出如注的鲜血。慌乱之中谁也没有料到，曹刚山这时突然飞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妈叫娘在地上滚成一团。一个虎彪彪的武装，从地上拾起锋利的尖刀，抱着曹刚山的腿，把脚筋给他割断。所以在全场万名犯人的公判大会上，大家看到的曹刚山脸无血色，罩着带血的大白口罩，四个武装架着他听宣读《判决书》。
他死了，他和他父亲一样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亲死前没有割舌头，挖脚筋，只是枪眼穿的脑袋。他虽然保存着完好的脑袋，胸腔上却有数十个弹孔和刺刀扎下的黑洞……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卫生部长吴之理先生留下了一篇回忆——《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披露了真相，廓清了疑云。
这篇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上的文章的要点是：
一，所谓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全无事实根据，“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而且无论在朝鲜还是中国东北，在1952整个一年中，“没有发 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指控的根据等于零，这就是事实，这是最根本最雄辩的事实。
二，那么黑皮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调查团尚未进入朝鲜，就已经预先签署过了。这是由调查团副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发动的。他的理由是，朝鲜战场很危险，为了免得万一有意外，劳而无功，需要“预签”。其余的团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就听从了。这也是事实，证明这个调查团的科学性等于零。
三，这位卫生部长本人也不认为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他本人因此两次受到批评。一次是“中央来电”批评他“警惕性不高”，并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另一次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批评他，大意是：“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因为无法但又必须把铁证制造出来，他甚至委托防疫队的副队长，“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这也是事实，证明中央和志愿军司令员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等于零。
四，周恩来因此亲自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这又足以证明对美军的所谓指控和所谓调查是弄虚作假的产物，证明中共高层对这种弄虚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领导从来没有因此而向美国道歉，向全世界承认错误，也没有因此教育自己的党员引以为戒痛改前非。这又是一个铁的史实。
---鲍彤：闯祸不认错是中共的传统
在“刺刀見紅”和“不怕許光達死”的批示下，專案組提出要“血洗許光達”。於是，他們從總後勤部借鑑了23種“行之有效”的專案刑罰來對付許光達。肖思科在他的《超級審判》一書中，對這些刑罰做了描述：
1、車輪戰：日夜連續審訊；
2、低頭彎腰、罰站，瞌睡得碰牆壁；
3、下頦頂茶杯：把兩個茶杯摞在一起，下 邊放在衣扣上，上邊頂着下頦，使他不能動；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個矮木凳上，兩腳放在桌上，兩三小時不能動，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體操”：身體靠牆，兩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後頸骨，造成很長的時間抬不起頭來；
7、打嘴巴；
8、刮傷：在打得遍體鱗傷的時候，再用木棍撥弄傷痛的地方，增加痛苦；
9、“吃元宵'，集體拳打：審查人員站在四周，被審人員站在中間挨打，周圍你一拳，我一拳，捅來捅去；
10、用劈柴、掃把打：打雙肩、脖頸、屁股、踝骨，致使皮膚紅腫、溢血、潰爛，長時間還有紫色傷疤；
11、脖子上掛椅子、鐵凳子、磚頭：將椅子倒立後從背後掛在脖子上或掛鐵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磚，或脖子上套鐵絲，兩邊各掛三塊磚，也有時雙手各拿一塊；
12、“捏羊蹄”：將手指屈曲後用大拇指猛壓指甲處，痛得被審者在地上打滾，還不讓喊出聲，否則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後被審者手指溢血、青腫，致使手指變形；
13、讓被審人員站在磚上，將其手腕、大小指用紗布捆起來，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後將磚去掉，腳離地面；
14、雙手舉鐵凳：雙手將二十多斤重的鐵凳舉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煙頭燒踝骨：留下黑色傷痕；
16、逼着吃帶糞便的饅頭，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險些死亡；
17、擰大腿肉：看守者（註：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內側。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經常的，有時不願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強制在身上練針灸：看守為學針灸，以治病為名，在身上多次練針，想扎哪就扎哪，亂扎一陣，不准反抗；
20、頭頂大碗：為折磨人，曾幾次用大碗裝滿涼水，頂在頭上，每次半小時左右，還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髒水：天熱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給，逼着喝洗臉水；
22、煙頭燙嘴：不交代問題，審查人員就用煙頭燙嘴；
23、捆在椅子上：為了不讓走動，就用繩子將兩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23種刑罰並非解放軍總後獨創，更不是總後首長邱會作的專利，那是在中共倫理共識作用下，廣大黨內外積極分子長期共同創造的刑罰萃集。
---文革中受刑訊最重、死得最慘的大將許光達
作者：行之有道
紅軍殺紅軍 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歼灭红20军事件，可以说是唯一一件发生在中共党内、并以党的正规力量、消灭掉正规军级红军的灭绝性大事件……由于它发生在党内，涉及到成建制的军级红军（整整一个红20军），更涉及到最主要领导人，所以80年来，此事件一直讳莫如深。 所有此事当事人，记述此事不但被一笔带过，还得深深隐埋、 隐藏，将此事——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消灭红20军的经过，深埋在肃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中，予以最深的埋藏，不被外人或党史学者所识所闻。
他指派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率领一三军团部队对红20军进行秘密剿杀，制作隐密方案，以“开会”为名，诱杀并抓捕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集中到平头寨的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红二十军番号取消，余部军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
当时整个红20军副排以上干部，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熟悉他的当时执行任务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杨至诚所救，另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勤，末去诱杀被开会的通知地点平头寨而获幸免。后在八路军任团长，百团大战中牺牲，谢象晃革命胜利，49年后曾任江西省民政厅长，后至江西省人大副主任。
剿杀红20军的相关资料：XX回忆：红20军干部被诱杀的那一天早晨，天空阴暗，满天乌云，红军总部派来平头寨（亦称平安寨）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20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20军副排以上干部“全体集合”，到已布置好“会场”的平头寨X祠堂“开会”，当20军的干部一个一个按他们的要求进入会场时，旋即被他们缴枪、捆绑，立即被押解到谢田河滩，宣布以“AB团分子”的罪名，立即执行枪决，分批在平安河河坝上被杀死……
当时，红20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各级军官，除一个团副谢象晃被杨至诚保下来外，参加“会议”者全部罹难。据当地曾目睹枪决的老人回忆：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可见当时消灭红20军干部的数量……
当年红20军接获“开会”的副排以上军官、唯一的幸存者、时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老红军、长征干部谢象晃曾写资料沉痛地回忆：“警卫连到平头寨的一天早晨，令红20军副排以上的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枪杀。我因有幸被执行任务的杨至诚保下来，才免遭一死。”
红20军干部经过平头寨这样的“整编”后，红20军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下令解散，基层士兵被分散编入红七军。从此，这支在赣西南苏区骁勇善战、战功卓著的红二十军部队宣告解体，不复存在，被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彻底剿灭，予以清除。原因：只因他们反抗过毛泽东，并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处理掉毛泽东…
（作者：wangronghua555）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 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协肩陪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
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
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真假周恩来
作者: 赵无眠
无独有偶，邓颖超在直吏女师也是演新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总是担任男主角──恰与周恩来相反。她最早对周产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开的新剧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时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而他们最初的接触，也是在周听了邓的一次演讲之后主动上前招呼，并应邓颖超的邀请到广东会馆帮助他们排演新剧《花木兰 》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鲜反日斗士，曾开枪刺杀日本吞并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花木兰》是古代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虽是女英雄，却为男装，举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现者为多，演新剧正是他们初试婴啼的大好时机。只是有一点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代替以下也就罢了，为什么男校非要选以女主角为住的剧目，女校非要选以男主角为主的剧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显表演才华，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标新立异吧。
---真假周恩来
作者: 赵无眠
图：女扮男装的邓颖超和男扮女装的周恩来
博斯腾湖大捕杀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红色恐怖登峰造极。我和我初中时的老师张树人，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从塔里木荒原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向乌鲁木齐逃亡。那时南疆尚无铁路，我们坐班车途经库尔勒，当晚住在库尔勒汽车站候车室。班车到达库尔勒车站时，离天黑尚早，张树人老师呆在候车室休息，照 看简陋的行李，我就到车站附近的街道上转游。突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一些人围着看，我也走上前去看。
这是巴音廓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贴出的一张布告。布告上大约有20多人被判处死刑，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划上一道血淋淋的红杠杠。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长生，四川长寿人，25岁。布告上说，该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腾湖打鱼为业，其罪状是撕毁了一张毛主席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就像晴天起霹雳，立刻把我震懵了。这个年轻人我认识，我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腾湖，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因而认识一些在博湖谋生的盲流。这个徐长生，为人忠厚，仗义，怎么会有意撕毁一张毛像而被判处死刑呢？一个年纪轻轻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为这样一件事被随意枪毙了。他才25岁，正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啊！
接着看下去，布告上所有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几乎都是在博斯腾湖打鱼割苇捉水老鼠谋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我都见过，认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一个有杀人放火，行凶抢劫，或颠覆政府的确凿罪行。他们的罪名几乎全是因为说了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就随便找个借口，处以极刑。其中有个姓杜的，名字记不起了，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鱼、卖鱼为生，判处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个舅父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姑父是右派分子，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社会关系复杂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这张布告上所判的几十人，全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叫罗绪刚，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雇工剥削。他在大河口（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入口处）打鱼，两名从关内进疆的盲流小伙来投奔他。出于同情，他收留了这两个盲流，就被安个雇工剥削的罪名。
这张布告给我打下终身难忘的烙印，眼睁睁看着自己认识的一些人被无缘无故地杀戮，我只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间，生活在人间地狱。
博斯腾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个大淡水湖，位于和硕、焉耆、尉犁几县之间。湖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和两个澳门。湖中烟波浩渺，芦苇丛生，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就逃到当时还相当荒凉、人迹罕至的博斯腾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又有许多内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为了躲避公安部门、造反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陆续聚集到博斯腾湖。他们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划着卡舨（独木舟），或捕鱼，或割苇，或捉水老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白热化，这儿是盲流的乐园。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惨酷的红色恐怖，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据传公安部门发现湖中有敌特的电台活动，当局判断那里隐藏着苏修特务或美蒋特务。兴师动众大搜捕的结果，一个苏修特务、美蒋特务也未抓获，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的盲流。这些无辜的盲流成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的替罪羊，当局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杀戮判刑。
当年发生在博斯腾湖的惨绝人寰的盲流大捕杀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那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同胞的布告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时在我眼前出现，让我寝食不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开篇题辞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我是侥幸逃脱被捕杀命运的进疆盲流幸存者，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所历的告诉后来人。
盲流是当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仔和农民工的前身。由于其分散性，文化素质相对低下，他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我将这件至今仍被深深掩盖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以慰死者，以警来者。
---来源: 黑五类忆旧
作者: 李金
统购统销“夺农补工”，1956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49年农业产值远大于工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本已很穷的农村至1978年向城市输送了几千亿资金。毛泽东不承认统购统销对农业的“扼颈”，认为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至多是必要代价的“一根手指头”。
中共很清楚农民的“贡献”，但已开出红色支票，得 用经济绩效证明革命的价值，只能“暂时牺牲”农民。1962年7月中央党校，邓子恢〈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抖出统购统销之所以必遭农民抵制的底牌——
党中央的方针是以粮为纲，但价格上粮食不是纲，粮食的价格最低，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最少，一斤粮食平均不到一毛钱。按照去年的标准计算，农民卖100斤粮食给国家，他实际上得到的价格是7%，93%是尽义务，实际上粮食统购是最大的共产风，剥夺农民最厉害的在这里。怎么办呢？不统不行，统了农民吃亏，他就不种粮食，不种粮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后同归于尽。农业垮了，工业也垮了，现在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1980年，中共悄悄转弯子，“包产到户”（个体单干）合法化，粮食市场重新开放，粮情渐缓，1982年撤销粮食部，1983年铺开包产到户，1984年废社立乡，1985年裁废统购统销。这次不再敲锣打鼓，也用不着造势鼓噪，全国农民苦“统”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拥护。1993年9月1日，取消计划经济最后标志——粮票。
---从中共高官讲话看中共如何压榨农民
作者： 裴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