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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投稿:成都天府四中一个初中女生,因未完成寒假作业,被老师逼迫跳楼 https://t.co/GNuPrC0qZK

网友投稿:北京臻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刁难员工每天写2000字的工作总结,一个离谱的“绩效改进计划” https://t.co/0kWkQ2jkXV

广湛高铁项目之所以推进缓慢,主要是因为广佛交界处的征地拆迁属强买强卖。征地拆迁合同的保障性条款聊胜于无,征地价格低廉,征地拆迁推进工作不规范等,让当地村民反抗不止。视频摄于2024年2月27日 https://t.co/tNTKeccMnW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763058702570168320/pu/vid/avc1/406x720/bpjmLnGdAVOREC0d.mp4?tag=12

分享陳澄波畫作:淡水夕照、嘉義街外、我的家庭、自畫像。

陳澄波1895年出生於嘉義,日本時代進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他是第一位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畫家,代表作《淡水夕照》至今仍是台灣畫作拍賣記錄最高的保持者。

1947年228事件期間。當時的嘉義市長孫志俊要求駐守嘉義的軍方率軍隊進入嘉義鎮壓,而陳澄波代表民眾擔任「和平談判代表」前往嘉義水上機場和軍方談判。談判代表一到機場,就被趕下車,雙手被鐵絲纏繞反綁在背後,被衣服蒙住臉,遭到拘禁刑求。

3月24日他在警局寫下遺書,隔天3月25日(這天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美術節」)陳澄波以「叛亂暴動」罪名,遊街示眾。他跪在車上,雙手反綁,背上插著死囚牌。在嘉義市火車站前公開槍決,享年52歲。

出於當時政府的壓力,鄰近醫院拒絕出借擔架給他的家屬。家屬只好返回家中,拆下家裡的門板充當擔架,將陳澄波的屍體抬回家中。

一封深圳来信:母亲5件健康器官被深圳这家医院切割摘除后死去,法院判赔62万元

尊敬的邓飞先生:今日给您写信是想给您讲述一件发生在我家的悲剧。

我母亲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不适,没有任何症状,只是于2018年8月9日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体检,港大深圳医院以我母亲胆总管扩张为由将我母亲收入住院。胆总管正常值是6-8mm,我母亲的是8mm(在正常值范围内),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从这刻开始,我母亲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港大深圳医院给我母亲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行ERCP下管检查,在胰腺开口的地方切了一个8毫米的小口并做胰管刷检,结果刷检病理也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发现肿瘤细胞,至此体检应该结束,理应让我母亲出院。

但是,港大深圳医院却不让我母亲出院,而是安排我母亲就在这个有创检查的第二天,伤口还没有好的情况下,去做PET-CT检查,由于有伤口,PET-CT就在伤口的位置显示一小团高代谢灶(俗称伪影),这是因为PET-CT的追踪液会在有创检查的伤口炎性细胞处聚集形成伪影。港大深圳医院明知这个伪影是他们颠倒有创检查和无创检查的先后顺序形成,明知ERCP有创检查在此处刷检病理结果没有发现肿瘤细胞,明知PET-CT检查报告单上警告:仅供临床参考,港大深圳医院在此处病理结果没有发现肿瘤细胞的情况下,将他们制造的伪影故意说成“胰腺癌”,要求家属在“胰腺癌”手术知情书上签字,家属不是专业人士,完全被蒙在鼓里。

接下来史上最残忍的切割摘除开始了。因为是伪影,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病灶。主刀人纪某在没有病灶的情况下,不做剖腹探查,不做术中快速病理确诊,不将术中没有病灶的情况告诉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因为如果他按规定,但凡做了其中一样,手术都做不了,我母亲也就生还下来了。但是,主刀人在没有病灶的情况下,一上来就直接将我母亲全部胰腺、胆囊、脾、十二指肠、部分胃5个健康的人体器官切割摘除,一件一件地将我母亲的健康器官摘下,总共5件,残忍的切割摘除一直持续了十个多小时,我可怜的母亲肚子都空了!术后病理证实:所有被摘除的器官均为人体正常组织,均无任何实质性肿物,均未见恶性证据!

手术后,港大深圳医院未按规定将我母亲被摘下来的健康器官向我们家属展示,我们受害者家属不知道这些健康器官的真正去向!

由于太多的消化器官缺失,我母亲无法正常代谢,还要应对手术带来的多个并发症,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书,最终于2018年12月2日含恨离世!

一次体检,一条人命!

后经司法鉴定结果: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责任参与度是61%-90%。

2023年11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要求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受害人家属赔偿627645.68元,该赔偿已执行。

但是,在手术中没有发现病灶的情况下,仍不停手,仍强摘我母亲5个健康的人体器官!做出这样肆意妄为的事情的主刀人纪某,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是谁在庇护他?

如果这种制造伪影——切除伪影的套路不被制止、不受处罚的话,那么还会有更多的人因此受害!如果这种在没有病灶的情况下仍强摘人体健康器官的行为不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么谁来保卫普通人的生命权!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但谁来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做主!

写信人: 郇杰

2024年2月26日

美国最高法院开庭辩论:“公民有权持有机关枪么?”

1、 我写了这么多美国最高法院的案子,一直很想好好写、但还没来得及写的,是关于第二修正案的,也就是持枪权问题的案件。

2、 大家这两年,被美国的堕胎权、种族平权、特朗普的各种奇葩诉讼占据了眼球。但其实,美国的持枪权判例,也大大开了历史的倒车。这甚至是最严重的倒行逆施,因为这些年美国的大型枪击案、尤其是校园枪击案简直太多太多了。

3、 前年,在堕胎权案判决书发布的几乎同时,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判决,即Bruen案。保守派主笔的判决书宣布:持枪权的解释,严格按照华盛顿、杰斐逊时期的十八世纪文本和“传统”进行理解,凡是不符合国父设想的限枪法律,一律违宪。

4、 今年,最高法院别有用心地受理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庭,还没有宣判,但案情极其离谱。德州法律规定,家暴者不允许持枪。一个德州的家暴男,多次殴打伴侣,还多次在停车场等公共场合开枪。由于被法院开了禁令,他起诉德州,认为侵犯了他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为啥呢?因为,在18世纪,家暴不是个事儿,当时法律也没有禁止家暴男持枪……

5、 这种试探性的案件,不是真的关心家暴男的权益,他们就是为了用各种奇葩来蚕食限枪、控枪的努力,最终让持枪成为一种无人可管的超级权利。

6、 今晚,最高法院将迎来第二个案件的开庭辩论。

7、 美国之前的两党共识是,禁枪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在武器类型上,最好能限制在自卫程度,所以,机关枪是不允许普通公民持有的。

8、 官方定义是:机关枪,扣一次扳机,可以发射多颗子弹;步枪,一次发射一颗子弹。

9、 但是问题来了——有人发明了一种撞火枪托,作为配件安装之后,它能把半自动步枪瞬间改装成一梭子一梭子狙人的大杀器。现在的问题是:安装了撞火枪托的步枪,到底是不是机关枪?

10、 德州有个哥们开了个枪店,里面卖这种撞火枪托版步枪,但由于法律,这些枪都被迫上缴了。哥们就起诉了这部法律,认为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今晚就要讨论一下:“禁止机关枪”能不能被解释为“禁止撞火枪托步枪”?

11、 一个背景知识:2017年,拉斯维加斯音乐节,有个狠人扫射观众人群,杀死60人,打伤500人。他用的就是撞火枪托改装的步枪。

source (https://t.co/DEvNIQs2jP)

国内唯一进行表演的中华白海豚,是南宁动物园于2007年从野外抓捕回来的,中华白海豚恢复后并未被放归大自然,而是被圈养在小小水池里训作表演。其原本健康完好的吻部,也在被动物园圈养期间受伤断裂了(疑似为海豚抑郁自残所致)。2017年中华白海豚表演曾被公众抵制叫停,如今才过去多久,又开始死灰复燃。

因数量稀少,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海豚科中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竟被政府管理的南宁动物园训成了机械的表演工具!在表演过程中,主持人只用了“粉色海豚”来形容它,对它的来历、故事、珍稀程度只字未提,仿佛这样就能遮掩动物园虐待濒危动物的行径。

南宁动物园剥夺了中华白海豚重返大海的机会,非但没有改善它的圈养环境,反而一次又一次地摧残它的生命,最后还美其名曰保护、科普、教育…… 这是保护,还是在把中华白海豚推向绝境。

南宁动物园海洋馆表演现每天有五场,表演动物分别为中华白海豚、宽吻海豚、海狮。海洋馆是动物园里噪音最大的地方,每天长时间循环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海豚的声呐系统非常强大,音乐,欢呼,鼓掌,都会让它们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更残忍的是,它们还要拖着伤残的身体去做表演。我们之所以会说拒绝动物表演,是因为动物完成高难度动作的背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次次残忍的训练和难言之痛。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762433830848450560/pu/vid/avc1/852x480/NR0PucCfAlWcP09u.mp4?tag=12

2月26日江苏,中国公安半夜12点撬开民宅大门,不是抓罪犯,而是抓上访者。 https://t.co/V1wJSsc8Iq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762433566032699392/pu/vid/avc1/640x1136/esAQkDCWSt6RPOWB.mp4?tag=12

武汉一女子实名举报自己未成年时在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办公室被民警强暴,事后报警没人管,2月20日通过信访渠道举报案件被转回盘龙城经开区派出所,后有人打电话威胁撤案不然弄死你 https://t.co/RbOLOoIPaZ

在听贺欣教授的一个讲解,如果真的离婚闹上法庭,出现很极端的情况,女方死也要离,说不离婚生活没法过了,男方说我死也不离,如果法官要判我离婚,那肯定有人要死,要么我死,要么我家庭成员死,要么法院判了判决的人可能有危险,那这个婚这次肯定是不会离的,至少也是暂缓,这次是离不了的,因为法官要结案事了,要确定结案的时候不会出事。

他的观点就是,我给你判不离婚呢,肯定结案也结案这个事情也不会出现后续的伤人之类的,而且对于女方来说,现在不离也不代表以后不离,其实你一直要离婚,你来法庭的次数越多,慢慢地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事,男方不那么极端了,那这个婚就可以离。

贺欣教授说,这意味着男女得到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他还提到了家暴,家暴几乎不能让受害者在离婚的时候分到更多的财产,得不到补偿,即使被认定,但法官调理的时候不考虑这个。458个遭到家暴的女性当事人里只有3个因此得到赔偿。

“打了也就是白打了。”

他讲到的特别恐怖的一个点,他说家暴的内容,每个点抛出来都很糟糕。离婚诉讼里提出家暴的话,即使家暴是提出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提出家暴的很多事件里,家暴反而会阻挡离婚。因为结婚其实是在维持稳定。其实我听懂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个婚离了,可能让很多人遭受危险,但是不离,只有「你」,嗯,只有妻子会遭受危险。

中国日报给出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家庭里有三成到四成在遭受家庭暴力,而离婚诉讼里有60%的人是由于家庭暴力才来的。中国的离婚诉讼,22年比21年涨了一倍多,这个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同样更多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还有很多观点,一直在听,能理解其实离婚诉讼这里,婚姻其实是为了稳定,法庭也是在维持稳定,但这个过程里基本上都是女性在遭受伤害,婚姻对女方是不平等的。很多情况就不能公平。

【网评】确实因为家暴而离婚很难,更不用说经济补偿。但其实我一直很质疑所谓不判离婚,让男的在家打老婆就能维稳的策略是否真的成立。好比纵容虐猫会导致犯罪升级,一个能随便打杀老婆小孩的社会,真的会稳固吗?这不合逻辑

掉了六七百粉不说,怎么还给我刷点赞数据呢?😇 https://t.co/g7cvEwrbUY

网友投稿:河北工业大学姚教授因捍卫人的基本生存权被政治迫害

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在宿舍发现消防安全隐患→该隐患由校长造成,所以校长编造条款给学生处分→学生愤愤不平去找老师→老师为学生申诉→校长联系学生以处分不记档为条件让学生造伪证陷害该老师→老师被作伪证开除。

该老师熟悉各种规章制度,但因河北对该老师的政治迫害已经涉及河北省委高级领导(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法院,河北工业大学纪委),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请求网友帮助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761647928148717568/pu/vid/avc1/720x1280/qRCc1UK6Ck9xIs84.mp4?tag=12

网友投稿:中国12389举报网站连上传截图与视频都没办法,只能用文字描写问题。 https://t.co/SHozIMk8Od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燃烧起火事故其实每年都有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也不在少数。如果只是像宗教团体(图4)一样批评到“资本主义顽疾” “有钱人不买电动车”,枉为左翼

据统计,2022年,全国有1.8万起事故。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治理难题,主要解决3个问题:室内充电、飞线充电、楼道充电。几年前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技术就已经很成熟了,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2020年,我们孵化了一家做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企业,业务模式很简单,把充电桩安装到小区里面去,赚个电费差价,安全充电问题顺带着就解决了。我参与了前期大客户BD工作,首当其冲就和房产物业部门杠上了。

1. 小区物业要回扣。充电桩要进小区,第一关就是物业。物业的逻辑很简单——谁给的回扣多就让谁进,反正谁进来都一样,结果是很多杂牌子抢先进入。但充电桩安装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检修运营、线上体验优化。杂牌子都是赚个加盟费,搞一波就溜,所以很多小区的充电桩占着地方还不好用;

2. 房产局唱高调。小区的门路不好走,我们直接高举高打。我们做了一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管理系统,实时监测充电情况,可以协助消防和房产物业部门建立消防安全大数据,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这些部门都是好事。想方设法与房产局领导建联,得到与一把手汇报的机会,她听完后觉得很好,支持我们干。这个项目就转到了物业管理部门来落实,我们也满心期待紧锣密鼓地去对接推进;

3. 物业部门两张皮。对接了两周,发现完全推不动,侧面了解后才知道,物业管理真是有实权啊,下面好多小老弟巴结着。他们另外一家公司早就盯上了要做充电桩管理平台,但技术和业务都不懂。这家公司主动联系我们,要以他们的名义来做这个事儿,让我们来提供技术和设备,明晃晃的空手套白狼。我当时心想,大领导都支持了,我一家就能做,还需要你来插一脚?本来就是个薄利的惠民工程,经不起这么折腾;

4. 利益板结,无解。又过了两周,我发现这个项目虽然由我们提出来,但显然已经与我们无关了,除非接受他们的苛刻要求,只好退出。一年后,南京出台鼓励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政策,那家公司又找了我们一次,还是谈不拢。再一年后我们已转型做新能源充电桩出海。

而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率每年还在自然增长着。

乌克兰导演奥克萨娜·卡尔波维奇的纪录片《拦截》在本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中放映。

影片聚焦战争中真实截获的俄罗斯士兵及其家人之间的电话交谈,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平行世界,以作为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证据,以及俄罗斯本身对这些罪行同样可怕的反应。

以下只是电影中的几段台词:

◾️“妈妈,我非常喜欢实行酷刑!我可以告诉你我所了解和参与的酷刑”。 ——儿子,一切都很好。 如果我能在那里,我也会很享受。”

◾️“不,我在这里并没有变得邪恶——我只是杀死纳粹分子。昨天,我们走路的时候,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朝我们走来,所以我们把她们击杀了。——你做对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 — 是的,我不为他们感到难过。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离开。 — 没错,不要为他们感到难过。杀掉他们。”

◾️“你在那里看到北约基地了吗?” — 没有。 — 别对我撒谎——他们在电视上告诉我们,他们的基地无处不在。 — 别看电视,妈妈,他们说的不是实话。 - 你说他们没有说实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你被派到那里来保护我们免受北约的侵害。 你们是英雄。 告诉你的朋友。 ——我没有朋友了,他们都被杀了。 — 我为你和你的朋友们感到骄傲。 ”

◾️“你知道,这些邪恶的霍赫利人(对乌克兰人的贬义)生活得很好 - 真的比我们好。” - 嗯,这是显而易见的 - 西方维持着他们,他们害怕失去它并为此而战。”

◾️“我会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这里的一间公寓里,他们抛下一切逃走了。这里的一个家庭——有着十双运动鞋,全都是名牌的。我打包带走了所有东西,把它放进了我的背包里。 这些人把卡车装满了,但我没有卡车。

-你是个好丈夫,你很节俭-你把所有东西都带回家了。顺便说一句,索菲亚今年要去上学-也许你可以找到计算机?”

这部电影的导演奥克萨娜·卡尔波维奇希望俄罗斯人也能看到这部电影。

在中国传媒业求生的跨性别女性:我2023年回国去《南方周末》当记者,让我补上了国内职场歧视这一课

2023年初,封控放开之后,我从欧洲回国,到《南方周末》做记者,见识到了国内职场对跨性别女性的歧视会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理解了“中国特色的”性别暴力到底长什么样子,只是这学习成本有点儿高。

“你在这个办公楼见过有男人留长发吗?”

我在南方周末的前编辑姚忆江,在我提交入职所需文件后,谈论起了我的发型。姚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顺直男。在这次谈话之前,我知道他对我的长发有些意见,因为他曾多次试图让我剪掉头发,但当他开始讲“你的发型在编辑会议上被讨论过,我们的总编辑对此不满。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求职者在等着找工作”时,我仍然极度震惊。他的语气很温和,但言辞却很刻薄。这一刻,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遭受的歧视从微侵害(microaggressions)变成了公然的威胁。

那时,我刚刚回到中国待了两个月。此前我在欧洲生活了四年,这一方面是因为要完成我的硕士课程,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冠封控和清零政策让回国机票和隔离变得太贵了。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我预料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歧视,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特定法律保护边缘群体免受仇恨犯罪侵扰的地方,但我并不知道歧视在中国会真正如何发生。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社交过渡(social transition)主要发生在欧洲。留长发,尝试女性服装,参加女权研讨会,参加游行等等,我会说能有幸身处开明的人群中是我的一种特权。在欧洲生活时我的过渡得到了朋友们热情的支持。然而,当我踏上我曾经熟悉的土地中国时,情况就开始失控了。

“die Endlösung”

我于2023年1月抵达广州,开始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一职。我为这个职位努力了三个多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测试。我非常期待这能让我迎来疫情后的“正常生活”。当时姚是我的编辑。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广州南方周末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那时候我刚到广州3天。他带着一名女性下属朱莉(Julie)和我一起在那里开了个会。我凑巧几年前因为工作原因在网上认识了朱莉。会上我们主要谈论了一些关于我即将开始的这个职位一些细节,以及第二天去北京出差的事情。他在会议上形容我的发型“像个艺术家”。就在那时,他开始督促我剪掉我已经留了五年的头发。不过这是我在一个月之后回想起来才认识到的事情。这种评价有个术语叫“不受欢迎的评论(unwanted comments)”,是权力骚扰(power harassment, パワハラ)的一种。也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明白他不会停止因为我的发型而骚扰我,除非我剪成“男性化”的短发。

我是在二月初看透了姚玩的把戏。当时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国内外的新闻机构都将摄像机对准了这样的灾难。南方周末也是如此,但只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晚了一些。他们几乎是在全世界都知道两国民众正在死去的两天后才开始组织工作。姚用被派往边境地区做新闻报道的机会引诱我,但前提是我要根据他的要求剪掉头发。那时我一个北方人在广州初来乍到,还在适应这座城市里的生活。那时候我新租的公寓,连被褥都还没置办齐全,晚上我还要睡床板。因此其实当时如果真要派我去,我其实有很大压力。所以,我决定对他的“善意建议”不做任何反应。其实我一月份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几次,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他前后用这个诱饵尝试了两次。第一次他只是暗示交易的条件,即用剪发换取去土耳其的机会。但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的第二次尝试相比。为了打破我的防线,他试图运用三十年来磨练的宣传技巧。误导信息(misinformation)。他试图通过树立榜样的方式对我施加同侪压力。根据他的说法,有一名顺女同事莫妮卡(Monika)为了新闻事业牺牲了她的头发。他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女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男人)不能?” 姚口中的"真相"是被曲解了的,故事里的“修剪”被替换成了“剪掉”。

(2020年就出过“地方宣传机构宣传女性剪光头参加防疫工作,表现她们为’伟大事业牺牲‘“的丑闻,真不长记性。)

然后就是开头提到姚的“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工作还是头发”。这场对话发生在2023年三月初,而剪发的截止日期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次谈话发生在一个会议室里;会议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门是关上的。在谈话中,他让我再次介绍我的经验,然后突然开始“关心我家的经济困难”,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说南周主编对我的发型不满意。我感觉自己被迫要在两个不同的地狱之间选择,一边是“正常生活”希望的破灭,职业规划彻底被打乱,经济困难,另一边是性别身份被否定,尊严被践踏,好不容易建立的自洽被彻底打碎。我感到不知所措,然后陷入了强烈的恐慌,焦虑,然后是抑郁和酗酒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开始困扰我。

Misinformation

对于许多不在那种处境中的人来说,我的反应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对我来说,这就是近两个月精神折磨之后的崩溃点。恐惧是权力者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这正是我与姚共事的两个月里“过度反应”的实质。用什么才能制造恐惧呢?姚给出的答案又是误导信息。事实上,如果姚决定给你制造恐惧,那么误导信息将成为你的日常。2023年2月23日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一周年,美国总统乔·拜登当天在华沙发表了讲话。由于波兰在战争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打算写一篇关于波兰扮演何种角色以及为什么波兰扮演这种角色的文章。为此,我采访了几位波兰教授,还有几位布鲁塞尔的教授。这当中的一个曾经担任过波兰外交部长。姚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要求我写一篇关于这个前外交部长的独家专访,即使我提醒过他,这个人是个鹰派,有着强烈的观点。我在截稿日期前一天交了稿件给他,但随后姚就要求我重写整篇文章,因为姚不喜欢这个前部长的鹰派观点。或者换句话说,姚是普京入侵的热烈支持者。

(讲道理,当时如果不是最初是想写波兰和布鲁塞尔视角的冲突,可能第一波重写我就没素材了)

当时,朱莉正因为即将临盆而休产假。然而,姚坚持要我先把文章交给朱莉,然后他才愿意对其进行修改。这是不寻常的。我被要求大改波兰的文章大概有3次(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其实没差),还有几次小修订,理由是“你的逻辑不够强”。中间一度姚想要让朱莉来写这篇文章。事实上,姚的策略几乎让我无法发表任何东西。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不得不请朱莉在她休产假期间工作(有一次甚至是朱莉进产房当天,极端离谱),另一方面,我每次都需要等待1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得到我文章的反馈。姚的目的并不难理解。这是他“工作还是头发”策略的一部分,因为报社是算稿费的,同时也是他在向我展示权力。他试图用PUA技巧控制我逼迫我就范。此外,我甚至不被允许独自与我的受访者见面,我的计划采访被取消,我的采访渠道不被保护。对于一个工作了几年的记者来说,这是一种羞辱;对于一个职场中的跨性别者来说,这种骚扰行为会造成极大的创伤。

我从三月初那次“入职谈话”之后开始公开反抗。当时我去找南方周末唯一的女性副总编辑赛琳(Celine)投诉姚的骚扰行为。然而自那以后,我在南方周末没有能发表过一次文章。到那时为止,我差不多2个月的工作,一分钱也没拿到,出差北京还是我自己垫的路费。(当然,他们后来在5月付了稿费和路费,但那只是一种安抚)。更糟糕的是?姚的歧视和骚扰开始给我带来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并伴有明显的身体症状。我无法集中精力。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症状甚至在我摆脱了姚创造的有毒环境后还在折磨我。我曾经两次和他直接对峙。一次是在我和赛琳谈话后。当时姚向我吹嘘南方周末的历史,并声称我的发型会在高端场合玷污公司形象。第二次是在4月19日,当时我穿着黑色连衣裙,带着闪闪发光的银色耳环去了南方周末的办公楼。我在办公室待了大约3个小时后,他才敢和我说话。这一次是在开放的办公室里。尽管他曾经建议我们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谈话,但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次对峙中,他承认将剪头和入职挂钩。当然不出意外的,他再次试图使用假新闻技能。他试图说服我说我的技能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因为我的文章没有吸引足够的点击量。用点击量这个数据来搞假新闻很容易,因为我无法访问公司的系统,所以我也无法看到我文章的点击率。同时,“仅凭”一个记者的文章吸引了多少点击量来评估新闻技能是不充分的。“唯流量论”是三级小报儿用来评估员工表现的标准。

Collaborators

不幸的是,赛琳也参与到了我经历过的性别暴力中,只是她并不像姚表现得那么残暴(或者说伎俩不太明显?),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讲话也很“微妙”。通常情况下,当侵犯发生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已建立的渠道来处理施害者的组织中时,官僚主义就会成为性别暴力的放大器。这是因为当施害者和官僚体系试图让自己脱罪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受害者放弃维权。在这方面,我的案例并不是一个例外。赛琳就是那个扮演官僚主义角色的人。当然她宣称自己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公司。在2023年3月下旬,当我仍在犹豫是否退出时,我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不确定这是赛琳还是姚的主意。但是当我开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则我将公开丑闻时,赛琳在2023年5月威胁我说如果我违反了保密协议将面临“法律后果”。这甚至还不是她参与性别暴力的全部。她想把歧视和骚扰描述为我与姚的“个人冲突”,而不是一个社会正义丑闻,以此来让南方周末免受追责,但同时默认姚的偏见,并避免对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叙事表达赞同。这对于中国公共领域的顺直女来说是一个聪明的举动。由于审查和自我审查,跨性别者越来越难以在公共领域出现,性别问题在简中世界越来越被政治化,对于顺直女来说,“落袋为安”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也是简中世界一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RadFem)"*在社交媒体上对跨性别者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之一。一种恐惧,害怕失去她们已经获得的生活,这就像我在广州经历的恐惧一样。

*Disclaimer: 这部分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内部差异非常复杂,如果整体来说可能可以称为“trans-exclusive feminist”, 但是里面其实有的也可以干脆称为“conservative women”,可能也存在类似于strategical voter的群体混入其中,etc., etc., 但是对于这部分群体通常情况下在简体中文世界用“RadFem”“激进女权主义者”“激女”指代。

我于2023年6月初离开广州前往德国柏林,并警告赛琳将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开丑闻。然后,在我追求社会正义的旅程中,发生了最戏剧性的时刻。此前她在玩“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赛琳建议我在五月通过报社的“官方渠道”投诉。这建议就仿佛我甚至不知道这应该是一个选项一样。事实上,当我在三月底决定撤回我的入职文件时,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然而,人力资源部门甚至没有回复我的投诉信息。两个月后,就在五月,就在赛琳的“建议”之后,人力资源部门终于开始回应我的投诉。不过令人咋舌的是,人力给我的回复居然说:“给我一些时间来了解官方程序。”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人力资源部门居然需要在处理我的投诉之前先“学习”官方程序。这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报社实际上没有处理性别暴力投诉的官方程序,要么就是这些官方程序形同虚设。我曾经多次要求了解整个程序的全貌,但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两天后,另一个部门的一名官员就投诉事件联系了我,并表示将开始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只有这名官员负责。据赛琳和这名官员的说法,这个部门和将进行的调查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不会因为姚是南方周末编委受到影响。然而事实上,当时我多次要求暂停姚的职务,再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成功。这时起我已经对调查的独立性产生怀疑。此后一个月里,我一直在推动他们推进调查,但我得到的只是“你的案子正在调查中”。但就在我向赛琳发出警告后的2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名官员在一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第一次想起来要求我这个当事人提供证据。当时,她只给了我两天的时间收集所有证据,可见是有多着急。这几乎消耗了我对所谓报社“官方渠道”的最后一点信任。在我切断与这名官员的联系几天后,我得到了一张盖有南方周末公章的文件,上面写着我应该解决我与姚的“个人冲突”。正如你所看到的,调查所声称的独立性甚至不存在,因为他们的策略是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经过协调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停止尝试其他渠道,但这些尝试都没能得到什么实质性结果。最终,在2023年11月底,我在微博和Twitter上开始讲述这个经过,并向南方周末施加压力。他们没有对我做出回应,但是几天后我接到了一名广州警官的电话,告诉我不要再给姚发消息骚扰他。这名警官对我还算友好,但似乎并不真的想介入这个案子。不过姚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意道歉,正义还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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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从火灾里逃生只会出现在演习和视频中,没想到降临到自己身上,是这样的无助。

邻居敲响家门,我婆婆冲进我们房间喊失火了,我连着被子把孩子一把抱起就开始往外跑。慌乱中,扯了件衣服打湿水,捂住孩子口鼻。张总之前买了全家人的防火衣和防火面罩,跟我婆婆喊着赶紧拿出来!“来不及了,快跑吧!”一群人在门口催喊。

跑出家门,廊道已全是浓烟,一层楼的人无路可跑,跑进了最边上的一户人家里,好像这是此时最安全的地方。看着最迟跑进屋里的我们,他们说“你们快把衣服穿上,太冷了!”是的,我只穿了秋衣,光着脚就跑出来了,张总连裤子都没穿。看我抱着孩子,他们让我到床上,一个小女孩帮我盖好了被子。一个男同志随手抽出一条牛仔裤让张总穿上。一位老人打湿了不知道多少条毛巾,分给没捂口鼻的人。女同志在房间,男同志在外面想办法,打了好多桶水,但没看清往哪里泼了。一个女孩看着窗外说火好像烧上来了,怎么办呀。

“快跑!火烧上来了!来不及了!”男同志冲进来让大家赶紧跑。各家带着自己的人往门外冲。我抱着孩子起身穿上别人的鞋就开跑,爸爸一把从我手里抱走娃,我让他一定捂好孩子口鼻。他让我和他妈跟上。

楼道里有别人跑掉的拖鞋,个别年纪大的靠在墙壁跑不动了,每层楼道都有人到窗边借风透气。我们往下跑了四五楼,堵住了。楼下的浓烟已经完全遮住视线,呛得人无法呼吸。人群喊着底下烟太大,下不去了。大家议论起来,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没有个消防来指导我们该怎么办吗!”一位大叔生气地喊着。

我拉着一家人说,我们还是上去吧,这里烟太大。于是我们又开始往上爬,爬了两楼,我们都不行了,找了个烟小的窗边把头探出去,我一直觉得我们能好好的,这时泄气地说了声“感觉不行了”。张总说快把小孩抱着,我抱不动了,我婆婆赶紧接过孩子,他随后就瘫在墙边。他一直捂着孩子口鼻,但自己无暇顾及。

就在这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我抱着孩子坐在墙角,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有几个人也跟我们一样选择了哪儿也不去。一个阿姨说,他老公早就跑到一楼去了,她没跑成,说着说着要哭了。一对老夫妻,两人都戴着夹了湿纸的口罩,倒是很乐观,说这里烟小,火可能灭了,一会儿应该没事了。有个阿姨抱着孩子跑上来了,满脸熏得黢黑,说一开始躲在别人家里,后来烟大出来了,她还有个大女儿,分头跑了。说完,抱着孩子又往楼下跑了。上上下下很多人,张总看到往下跑的人,逮住机会就说“能不能留个号码,如果底下能跑得出去,麻烦打我电话。”大家都留了号码,但后来没有人打过来。期间,只有住在对面楼的闺蜜打了电话,问我们跑出来没。过了一会儿,楼道里就剩我们几个人了,出奇地安静,一个老人在楼下过道不停喊着“人呢,救命啊。”我们都听见了,但没人敢回应。

张总拨通119的电话,消防员找到了我们,告诉我们底下7楼烧得严重,烟大,楼上20多楼也烧起来了,让我们就留在这儿。然后救命稻草一样的人就走了。在窗边的我们,吹着零下的风,我抱着孩子,双腿露在外面,冷得麻木,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把他孩子的羽绒外套披在了我的腿上。就这样,感觉过了好久。

“底下能走了,可以下去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句。于是大家赶紧动身,我把那件孩子的羽绒外套还给阿姨,她说“没事,你抱孩子,冷。”我还是给她了,说你也有孩子。然后,我们就跑散了。

跑到地下车库了,张总说“终于安全了,你抱孩子在这儿等我,我去开车。”我一个人抱着娃蹲下,拿开捂口鼻的湿衣服,看着娃不哭不闹,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离开小区,天还没亮,我找到我的手机,得空看了眼时间,还不到6点。我们那幢楼还在烧着..

(居民火灾经历)

当一系列让人惊掉眼球的新闻发生在拼多多,不禁想起四年前黄峥进入中南海座谈会的那个下午,原来这一切都是党中央下的大棋 https://t.co/ppyz9f67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