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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发布指导案例 关注以金融“创新”为名及金融黑灰产犯罪动向
指导性案例以金融犯罪为主题，涉及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资、伪造货币、POS机套现等犯罪行为
资料图：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表示，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案件18万余人；起诉非法集资案件11万余人，18个省级检察院结合本地金融犯罪案件特点制发检察建议21份。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发布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以金融犯罪为主题，涉及私募基金型非法集资、伪造货币、POS机套现等犯罪行为，分别是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郭四记、徐维伦等人伪造货币案，孙旭东非法经营案。
具体而言，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是一起涉私募基金的新型犯罪案件，对正确区分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具有指导意义。张业强案件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进行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私募基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只需经过备案、无需审批，但不能以私募为名公开募集资金。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试点拟扩大至50城 支持企业投资参股办学
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聚焦多个新兴产业对企业提供更细化的激励措施；在“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储备项目库中，新增200所左右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
湖南省邵阳市职业中专学校，学生在进行半自动印刷机实践操作。财新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将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产教融合建设下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和重点任务。图：IC photo
【财新网】 自2019年首个试点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国家产教融合建设已进入第四年，试点范围有望继续扩大。
财新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将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下称《方案》），提出产教融合建设下一阶段的行动目标和重点任务。
产教融合，指企业与学校通过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活动，共同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其核心在于实现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同时也满足学生就业需求。其出现是为应对中国经济转型对人才转型的要求，已成为国内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路径。
SLF利率紧随7天期逆回购下调10BP 新一轮降息或已开启
6月15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的可能加大
6月13日晚20点，人民银行发布了最新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隔夜、7天和1个月SLF利率分别为2.75%、2.9%和3.25%，均下调了10个基点（BP），与同日上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降幅一致。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上午央行逆回购利率刚刚下调，当晚常备借贷便利利率（SLF）就全线跟随下调。6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MLF）下降的可能性更大了。
6月13日晚20点，人民银行发布了最新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隔夜、7天和1个月SLF利率分别为2.75%、2.9%和3.25%，均下调了10个基点（BP），与同日上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降幅一致。当日，央行开展的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由2%降至1.9%。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下调SLF利率主要是跟随上午的逆回购利率调整，进一步加大了两天后（6月15日）MLF利率下调的可能。华西证券固收研究报告也指出，除非央行有意扩大利率走廊宽度，否则SLF利率通常跟随逆回购和 MLF 进行调整、且往往同幅变动，一般没有必要单独调整SLF利率。
新加坡部长颜金勇：依赖创新与高质量劳动力提升竞争力
支离破碎的地缘政治格局给多边贸易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开放经济体都依赖繁荣的多边贸易体系
2023年6月13日，新加坡，新加坡共和国贸易及工业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在亚洲愿景论坛的闭幕晚宴上致辞。图：财新
【财新网】 6月13日，新加坡共和国贸易及工业部长颜金勇在财新国际举办的 亚洲愿景论坛 https://topics.caixin.com/2023/asia-new-vision-forum/?cxapp_link=true 的闭幕晚宴上致辞时表示：“过去两天时间，来自10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大家就全球经济、气候变化等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的话题发表宝贵见解，共同探索通往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颜金勇表示，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和气候领域的重大转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挑战。短期内，持续的全球通胀和疲软的内需将继续拖累经济的增长。尽管亚太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可能性较低，但各国仍会感受到经济放缓带来的溢出效应。支离破碎的地缘政治格局给多边贸易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开放经济体都依赖繁荣的多边贸易体系。
民企发展和地方财政及居民收入的相关性
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及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成显著的正相关。民营企业越是发达，地方经济越是繁荣
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金额137.9万亿，其中，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合计53.3万亿，占比由2018年的29.7%上升至38.6%，考虑到经济类型分组之间存在交叉，我们推测民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中的占比实际上已经超过五成。图：视觉中国
一、最近五年民营企业的营收规模快速增长但利润和税收增速下降
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金额137.9万亿，其中，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合计53.3万亿，占比由2018年的29.7%上升至38.6%，考虑到经济类型分组之间存在交叉，我们推测民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中的占比实际上已经超过五成。
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是77.7亿元，2021年上升至263.7亿元。由于股市和房地产估值的因素，2021年500强民企资产总额较上年下降9.1万亿，跌至41.6万亿，户均832.8亿元；同期营收总额合计38.3万亿，户均由2012年的211.5亿元提高至766.4亿元；税后净利润合计17277.9亿元，超百亿元的有37家（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全国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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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5月CPI增4% 核心服务通胀粘性依旧
5月CPI同比超预期回落后，美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市场对6月不加息的预期明显提高，从73.5%的概率上升至93.1%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2日，顾客在美国加州米尔布雷市一家超市购物。图：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财新网】 作为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份重磅经济数据，5月美国CPI同比超预期回落，实现十一连降，增幅4%，低于彭博预期值4.1%，亦低于前值4.9%；环比微增0.1%，略低于市场预期。
核心CPI同比涨幅降至5.3%，与总体CPI同比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环比增0.4%，其同比、环比增幅均与彭博预期值一致。
数据发布后，美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表现较强的纳指涨0.78%，道指涨0.22%，标普500指数涨0.43%。
最新封面报道｜给电网定价
输配电价改革终迎突破，电网“购销差价”盈利模式走向终结
2022年9月18日，浙江湖州，国家电网员工对一处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开展专检验收作业。历经20年的电力体制改革，发、售两端已基本引入竞争机制，输、配环节是改革需要攻克的“堡垒”。
文｜财新周刊 赵煊 范若虹
2023年6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更细化、更透明的输配电价，被市场视为深化电力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类似高速公路的“过路费”，输配电价就是电力网络提供输电、配电等“过网”服务收取的费用，这在用户侧是电费账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网企业来说，则是核心利益之所在。
5月15日，输配电价第三监管周期启幕，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526号）（下称“526号文”）。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于2014年启动，以三年为一个核价监管周期，分别于2017年和2020年完成第一监管周期（2017—2019年）和第二监管周期（2020—2022年）的输配电价核定。
重卡电动化进展缓慢 宁德时代发布底盘换电方案
重卡常常需要长距离行驶，各类新能源技术应用在重卡产品上都有困难
由于采用标准化设计，宁德时代的换电站可以实现不同车型、不同品牌一站通换。Deepway创始人万钧告诉财新记者，该公司电动重卡产品结合宁德时代3块换电块，最长续航可达400公里。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6月12日， 宁德时代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445133 发布重卡底盘换电解决方案“骐骥换电”。宁德时代（300750.SZ）重卡换电生态负责人朱正良称，该方案采用标准换电块，每块电量为171KWh，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1至3块电池，换电过程仅需几分钟。
换电和充电是电动汽车的两种补能方式。换电是在车载电池电量即将耗尽时，用户驾驶车辆前往换电站换装一组充满电的电池。这种方式在乘用车和商用车领域都有应用。2021年，工信部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重卡示范城市共有三个。
宁德时代方面透露， 宇通客车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000138 （600066.SH）、 福田汽车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000213 （600166.SH）、 吉利控股集团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026619 旗下商用车企业和卡车初创企业Deepway都是宁德时代重卡底盘换电方案合作方。朱正良称，换电块选用宁德时代最新长寿命磷酸铁锂电池，可充放电1.5万次。由于采用标准化设计，宁德时代的换电站可以实现不同车型、不同品牌一站通换。Deepway创始人万钧告诉财新记者，该公司电动重卡产品结合宁德时代3块换电块，最长续航可达400公里。
老挝副部长：数字化转型有其本土特色
期待国际间的专业组织、公司与老挝合作，以培养老挝的青年人才接触世界先进科技
2023年6月13日，新加坡，首届亚洲愿景论坛，“以数字化实现包容性增长”主题讨论，老挝科技部副部长Santisouk Simmalavong发言。图：财新
【财新网】 6月13日，老挝科技部副部长善迪苏·西玛拉翁（Santisouk Simmalavong）在财新国际举办的亚洲愿景论坛上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人类活动正在逐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如何推进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议题。”
在科技发展的全球浪潮下，老挝的数字化转型有其本土特色。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有一年半时间，铁路建设过程中就涉及数字施工和智能建造，从工程测量、设计检验等方面均有科技的应用。如今，货物品类也扩容至电子、光伏等多种科技产品。
乌军反攻启动斩获少量战果 俄乌同拒在当下启动谈判可能性
在博雷尔看来，“普京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在此之前，人们不应期待和平谈判能够开始。”
当地时间2023年6月13日，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一栋住宅楼遭导弹袭击，现场浓烟滚滚。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都对外宣称“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经开始”的近日，俄乌双方也对近来一系列各方提出的劝和促谈倡议，做出回应。
6月11日，俄乌两国均表态称，在当前条件下，进行谈判是没有可能的。
引起这一轮俄乌两国回应的和平倡议，分别来自印尼、巴西和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六国。他们此前曾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其构想。
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在6月初的香格里拉峰会上曾提出，应以“双方立即停火；各自后撤15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部署到当地；以及在‘争议地区’组织全民公投决定归属的方式，尽快解决俄乌冲突。
解药｜渤健阿尔茨海默病新药获专家认可 对比上一款有何差异？
背后体现出FDA对β淀粉样蛋白假说的认可
资料图：渤健（Biogen）公司办公楼。渤健与卫材合作研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lecanemab（商品名：Leqembi）的确证性临床试验数据获得FDA咨询委员会的6:0全票认可。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日前，渤健与卫材合作研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lecanemab（商品名：Leqembi）的确证性临床试验数据获得FDA咨询委员会的6:0全票认可。
1月6日，lecanemab已获得FDA加速批准，定价为2.65万美元/年；7月6日前，FDA将作出决定，是否将Leqembi的加速批准转为完全批准。虽然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不对FDA具有约束力，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FDA会与咨询委员会保持一致。
加速批准为加速新药研发周期，适用于治疗严重疾病，且相较现有疗法有显著优势的药物。获得加速批准后，药物仍需在两三年间补充完成确证性临床试验，证明临床获益，以转为完全批准，否则注册证将被撤回。
FTC向法院申请禁令 要求阻止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FTC称，微软已经提到，可能在不知会FTC的情况下，在6月15日之后的任何时候完成收购
资料图：美国洛杉矶，动视暴雪公司展台。2022年1月，微软宣布将以687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图：视觉中国
【财新网】 微软收购 动视暴雪 http://www.caixin.com/hot/dongshibaoxue.html 一波三折，美国监管部门近日要求法院出面阻止该交易。当地时间6月12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向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旧金山分院发出请求，申请法院临时限制令并授予初步禁令，阻止微软（NASDAQ：MSFT）收购游戏公司动视暴雪（NASDAQ：ATVI）。
FTC在请求中称，收购不仅会减少竞争，还会抑制创新，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并伤害数百万受益于游戏机和订阅服务竞争的美国人。FTC指出，在高性能游戏机、多游戏内容订阅服务和云游戏订阅服务的相关市场上，收购都可能造成垄断。
中阿企业家大会签数十份合作协议 相关投资待落地
金额最大的是华人运通与沙特投资部签署的备忘录，总金额高达56亿美元，计划在沙特设立合资公司，生产电动车。但该项目目前仅是意向，能否落地尚待观察
当地时间2023年6月11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企业家大会在当地开幕。图：Fayez Nureldine/新华视觉
【财新网】 沙特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企业积极布局。6月11日至12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企业家大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中沙双方在会上共签署29份备忘录（MOU）或投资协议，总价值约100亿美元，涉及新能源汽车、能源、技术等领域。财新统计，上述协议中，披露金额的超过76亿美元，超过一半的项目没有写明投资金额。
金额最大的是国内电动车企业 华人运通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3703293 与沙特投资部（MISA）签署的备忘录，总金额高达56亿美元，计划在沙特设立合资公司，进行电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华人运通是一家初创企业，旗下汽车品牌为高合汽车（HiPhi），创始人兼董事长丁磊曾任 上汽通用 https://s.ccxe.com.cn/entities/companies/200018255 总经理。不过由于产品瞄准的是50万元以上的超豪华车市场，高合汽车已发布两款车型，在国内销量不佳。
当前经济形势“十问”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1】。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2】。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 ，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3】。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5】，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6】。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7】。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
参考文献
【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4.
【2】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巴曙松、王劲松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3】大衰退.辜朝明.喻海翔译.东方出版社.2016-12.
【4】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2.
【5】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3卷）.罗伯特·蒙代尔.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1.
【6】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Samuelson, Paul A. Murray, Janice.MIT Press.2011-1.
【7】同意的计算.詹姆斯.M.布坎南.图洛克.陈光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
一日图闻｜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逝世民众在其住所前悼念 、美国载有8500加仑汽油油罐车起火致州际公路坍塌
新加坡部长杨莉明：数字时代创新需要各国合作
期待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制定一种平衡、渐进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法
6月13日，在财新国际举办的亚洲愿景论坛上，新加坡共和国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主管智慧国计划及网络安全事务部长杨莉明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数字时代，在加速创新和防止数据滥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当今各国政府的决定性挑战之一。”图：财新
【财新网】 6月13日，在财新国际举办的 亚洲愿景论坛 https://topics.caixin.com/2023/asia-new-vision-forum/?cxapp_link=true 上，新加坡共和国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主管智慧国计划及网络安全事务部长杨莉明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数字时代，在加速创新和防止数据滥用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当今各国政府的决定性挑战之一。”
除了新加坡正在实施的数据政策和投资外，国际关系对于实现数字时代的合作同样重要。杨莉明表示，希望各国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确保关键的数字交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无缝、安全地进行，从而提高效率并支持创新。
梁建章：应对低生育率危机，教育如何减负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的金钱和时间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河南焦作，高三学生在教室里复习功课。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图：视觉中国
“内卷”这个词最近两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当。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它们会继续增加焦虑，让家长们在高考筛选的“剧场”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负。
据世界银行和OECD的数据，中国学生平均每周学习的时间比发达国家多了十几个小时，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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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是最难就业季，大学生的稀缺性还不如20年前高中生？
图源：Pixabay
撰文｜张天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的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4月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超过20.4%，消息甫一发布，便引发了大量讨论\[1\]。
当我们讨论就业难的问题，经济增速放缓是最常被提到的因素，但除了经济大环境之外，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错配也不可忽视。今年4月城镇失业率为5.2%，比2019年的年均水平（5.3%-5.5%）略低，而青年失业率却从2019年的11.9%到现在突破20%，几乎翻倍\[2\]。
青年就业率低迷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回顾过去的报道可以看到，“最难毕业季”、“最难就业季”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年年都会成为热议话题。
从稀缺性上看，大学生还不如20年前的高中生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而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仅为100.9万人。20多年的时间里，高校生增加了不止10倍\[3\]。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1998年中国职高加普高共招了930万人，但去年本专科招了1015万人。去年研究生招了124万人，比1998年本专科合计招生还要多。从稀缺度角度来讲，现在大学生可能还不如当初的高中生。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绍，对高等教育有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划分，以毛入学率划分高等教育处于的阶段。毛入学率低于15%叫做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大于15%低于50%叫做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超过50%，叫做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
199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5%，到2002年已经增长到15%，达到大众化阶段。2019年毛入学率达到51.6%，标志着高等教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4\]。
最初提出这三个阶段划分的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当高等教育的年龄段入学率低于总人口的 15% 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靠天赋。当比例超过15%时，接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当参与率超过50%时，接受高等教育就成为一种义务。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过程中，文凭早已不能成为一份好工作的保证，大学生的光环也在迅速褪色\[5\]。
作为高等教育的后来者，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大多希望通过扩张高等教育，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在短期内扩张了高等教育系统，基本都是只花了两三个十年就达到了普及阶段。
李志民表示，中国2002年前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之后只用了不到二十年，高等教育就从精英教育阶段到普及化阶段，中间跨过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由于发展太快，全社会仍然用精英教育思想要求已经普及化的高等教育。
问题也随之而来，在高等教育扩张迅速的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以及在就业市场上的工资溢价（大学毕业生收入高于高中生的百分比）往往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高等教育扩张速度是最突出的之一。根据2012年的数据。韩国25-34岁的人群超过60% 接受过高等教育，55到64岁的人群还不到15%。这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差距高出一倍多。
高等教育飞速扩张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很快出了问题。2014年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到 60%。更严重的是，兼职和劳务派遣等非正规职位的比例很高，2012年韩国非正规就业的比率在经合组织中排名第四，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多\[6\]。
在东亚这些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地区，大学毕业生也变得很难找到与其学历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部分人就只能从事对技能要求低于自己教育水平的工作。过去这种现象被称作“过度教育”。
但在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晓光看来，“教育失配”是一个被公众更易接受、不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他把教育学历和职业岗位之间的不匹配称为纵向失配，将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之间的不匹配情况称为横向失配。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李晓光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陆瑶教授、上海纽约大学的吴晓刚教授合作探讨了教育失配在中国高学历群体中的情况。研究发现，国内大学生出现纵向失配的比例大约为24%。
纵向失配者的工资要比同等文凭的纵向匹配者低15%左右。同时，纵向失配者的工作满意度也往往更低，而且离职倾向更高，换工作的频率也往往更高。
从变迁趋势来看，出生世代越晚，纵向失配的情况越明显。从中国现实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高级化，中国纵向失配几率随着时期进程稍有下降。但是，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越晚出生就意味着越激烈的学历竞争，由此纵向失配随着出生世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大家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是越多了，但是同一个教育文凭的相对教育位置是下降的。在80年代，一个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比较稀缺，可在当下本科文凭已经非常普遍。同样一个教育文凭，在劳动市场当中相对位置是下降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教育失配急剧上升。”李晓光说。
和劳动力市场脱节的象牙塔
毕业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专业和岗位不匹配，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难题。历史上，精英教育时代大学教育只是被看作社会地位的标志。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只凭着学历就能找到好工作，至于在大学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外面的世界没有太大关系。但高等教育扩张后，情况出现了变化。
高等教育扩张前，普通大学和大专的区别更为明显，普通大学专注于纯知识生产和学术教学，而技术机构往往旨在提供有能力的劳动力，强调知识的应用。但在高等教育飞速扩张的地区，这个平衡往往会被打破。
毕业生和雇主需求之间是否脱节，也和宏观的制度环境有关。李晓光介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各国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的连接强度会影响就业状况。
一项比较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研究发现，德国的高校毕业以后的失业率风险最小，毕业生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匹配度很高。关键在于，几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有结构上的差异，德国的教育系统有着更强的职业针对性，而美国的教育系统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更松散，就业更灵活\[7\]。
李晓光也评估了中国的情况，结果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之间的联结强度相对较低。2015年麦可思研究院的抽样调查数据也表明，无论中国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毕业生，其基本工作技能普遍低于所从事工作岗位的要求\[8\]。
这也是学生找工作难，雇主却抱怨招聘难的症结所在。在缺乏校企合作的环境下，高校和企业都认为培养人才是对方的责任，让这个问题更难解决。
针对这点，李晓光认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做自己的事情，而要注重产学研的转化，推动知识在校园和企业之间的双向流动。
在产学联系方面，加拿大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了一个正面的例子。以最早开办合作教育的滑铁卢大学为例，它们的本科合作教育为期5年，4个月一学期，在校学习和企业工作学习相互交替，整个本科期间可以在企业实习5次，而且往往会在不同雇主处工作以了解不同工作环境。合作项目由加拿大合作教育协会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项目适合学生学习、真正从事生产性工作、能按正式员工标准领取薪酬等\[9\]。
加拿大产学合作教育的成绩，和它们分权化、相对平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有关。相比强调高校科研产出的中国、美国等国，加拿大更强调大学在教育上的能力，尤其是学生的学习环境。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更偏向人才培养、为大学所在区域发展服务，而不是看重科研绩效。
在陈志文看来，加拿大这种“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也应该有更多的高校定位于服务本地、培养应用型人才。看重科研的985名校可能不该效仿这种模式，但中国有2760余所高校中，至少四分之三应该走这种路线。
同质化的专业
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往往是通过开设新大学、扩充现有大学的院系、将大专和学院升级为大学等方式。尤其是升级这种方式，能在短时间以低成本造就数量众多大学，是各国高等教育扩张期经常出现的一种办法。大专、学院在短时间内批量升级为大学，也让高等教育变得同质化\[10\]。
中国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李晓光表示，过去20年，高等教育内部有大量学院升大学的情况。在高等教育的分类里，大学往往培养综合性或通用性人才，而学院主要培养专业性人才。
如果专业性院校升级成为综合性大学，就需要具备相对完善的专业体系。在现有投资、专业设施都有限的情况下，新开设的大学面临着种种资源限制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一个可行的路径就是去效仿那些成功大学的专业设置，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高等教育内部专业设置的趋同，最终也会影响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面，专业设置逻辑都是高度的相似，不管是985、211的还是普通本科，不管是东部、中部、西部的高校，专业设置都差不多。”李晓光说。“专业趋同最终导致的一个这种结果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相似的人，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人。”
高等教育这种同质化的高速扩张，自然不能带来合理的专业结构。陈志文认为，现在大学作为就业市场的供给方，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大学招生的13个大类中，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是工科，第二是管理类，第三是艺术类，第四是文学，工科之外的几个专业就业前景都不好。在高校20年来的扩张中，大量的学校设置了管理类、人文社科等开设成本低的专业。名称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无视社会需求的卖文凭。
李晓光还认为，由于制度上的限制，即使专业设置落后于就业市场的现实情况，大部分高校仍然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创新专业设置。
李晓光介绍，国内的专业设置大体上有两种审批方式。第一种审批方式适用于985这类高校，它们有自主设立学科点的权限。教育部只会每年开设新专业的限制名额，但不限制具体开设的专业。
第二种方式适用于非985高校，这些高校没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限，审批由教育部负责。它们开设新专业要经过层层审批。通过省级审批来到国家级，过程中就会淘汰掉大量的申请，最后剩下少数几个进入最终的答辩。而负责答辩的专家参考的标准，就是教育部以往的专业设置标准。这样的审批过程，会限制高校专业设置的方向。
当然，并不是所有专业都是如此。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新兴的交叉学科，国家层面是有特批权的。不过这样的创新还是有限的，绝大多数专业设置的逻辑仍然是趋同的逻辑，普通高校会去模仿那些名校去设置专业。
这里暴露的一个问题是学校的自主权低下，无法根据现实情况调整专业设置。李志民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管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专业计划和招生方案不是依据产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还提到了更多乱象，“大学在设置学科专业时，有的是由行政部门、领导拍板，选择能快速扩大规模的所谓热门专业。”这些扎堆开设的专业很快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近年来专业调整中撤销较多的专业，大多是多年前的“热门”专业。
专业设置趋同和国内的学科评价体系也有一定关系。近年来，交叉学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这一过程依然存在专业趋同的风险。学科交叉的本质，其实是对各个学校的专业设置的一次改革或创新，鼓励各个高校按照自身的优势专业突破学科边界、加强交叉融合和提升办学质量。但高校建设交叉学科之后，最终依然需要面临学科评价这一关。
学科评价体系的逻辑，在诱导甚至限制着真正的学科交叉和专业设置的创新。许多高校因为设置新专业时面对未来学科评价的不确定性，会模仿顶尖高校的学科交叉设置，一旦顶尖高校设置某些领域的交叉学科，则后进者很有可能会选择跟风，完全不顾自身的学科优势。因为顶尖名校的影响力，新设立的交叉门类在未来更有可能进入评价体系。
“这样的一种制度的逻辑会导致真正的交叉学科设想，或者刺激专业创新的可能性，并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了新的一轮的趋同。”李晓光说。
孔乙己的长衫脱下之后
大学生就业一代比一代卷，但退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学历的泛滥没有停止大家对学历的追求，反而是加剧了对名校的追逐，体面工作的门槛也水涨船高。
曾经大学文凭能够保证一份好工作，但现在它只是参与就业竞争的入场券而已。大学生被迫参与一场无望的竞争：人人都踮起脚尖，谁都看不到更好的风景。但如果不踮起脚尖，甚至都没有机会看到风景。
对这种尴尬的处境，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体会自然是最精确的，因此才有了“孔乙己文学”、“脱不下的长衫”这种自嘲。
可放下身段并不是随便说说那么轻松，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的现象。7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层的，往往被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体面工作，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钱少事多保障差的工作，劳动力在两者之间几乎是互不流通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四种行业失业率一直都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包括住宿和餐饮服务；艺术和娱乐；零售；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这四个行业和一些专业服务（房屋清洁、草坪护理等）通常工资低、比其他工作需要更少的教育、兼职工人的比例高。其中最弱势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也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集中的行业\[11\]。
在中国，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城乡之间、体制内外就业的待遇区别明显，有研究者把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三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包括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以及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共五类。另一种划分方式则强调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待遇差别明显\[12\]。
中国大学生多数会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2011年的一项研究统计，从职业流向来看，四分之三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中，硕士生这个比例超过80%，博士生超过90%。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本科生起薪要高20%左右，男性、党员、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13\]。
如果毕业之后进入外卖员、快递员、摆摊这些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就很难有回到主要市场的机会，这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都走上了一条辛苦得多的道路。甚至就算是送快递，新兴和民营企业快递员相比国营离职时间也更快，而离职快慢和工作时长有着显著关系，工作天数越多离职就越快。
李晓光的研究也发现，教育失配是一种长期现象，往往伴随整个生命历程。摆脱教育失配仍有可能，但往往是在职业发展的早期，中年之后可能性就很小了。“只有凤毛麟角的人能从教育失配当中摆脱。”李晓光说。
李晓光与合作者郭小弦、李韵秋的新近研究中发现，教育失配者比教育匹配者的工作跳槽频率更高，但是工作跳槽并不是摆脱教育失配的保证，绝大多数跳槽者也不过是从一份教育失配的工作转到另一份教育失配的工作。
这也意味着，“孔乙己的长衫”如果脱下来，想再穿回来就很难了。相比于做出这种艰难的决定，更多人选择了二战考研、二战考编。这也是无奈但合理的选择，只要劳动力市场的鸿沟仍然存在，弱势行业的待遇无法提升，毕业生就只能卷起来，竞争那些不多的岗位。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3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 国家统计局.
2.数据概览：2019年1—12月份就业收入相关数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数据 \| 24年间毕业生人数增超10倍，2023届毕业生就业更“难”？-新浪网
4.王建华, & 邬大光. (2003). 论争与反思--对我国高等教育"前大众化"阶段的思考. 现代大学教育, 000(001), 48-52.
5.Trow, M. (1973).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6.Mok, K. H., & Jiang, J. (2018).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hallenges for graduate employ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East Asian experiences and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63, 44-51.
7.Bol, T., Ciocca Eller, C., Van De Werfhorst, H. G., & DiPrete, T. A. (2019). School-to-work linkages, educational mismatch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2), 275-307.
8.赵晗. (2015, November 5). 全球教育学者：大学教育普遍与职场脱节- 财新网.
9.查强, 朱健, 王传毅, & 杨秋波. (2015). 加拿大大学均衡性和产学合作教育的发展.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05), 101-107.
10.Chan, S. J. (2017).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the case of Taiwan.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Diversity of Learning and Changing Labour Market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01-218.
11.Lambert, T. E. (2023, January). The Great Resig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pp. 1-14). Routledge.
12.杨金阳, 周应恒, & 严斌剑 (2014). 劳动力市场分割、保留工资与“知识失业”.
13.马莉萍, & 岳昌君. (2011).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 (3),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