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对政体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燕京防线瓦解前，他们认真考虑过三种选择。其一:退回混同江以东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恢复几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迁汴京，全盘袭用宋人的汲取和岁币体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能保证最后的高质量荣华富贵。其三:在黄河北岸恢复封建体系，至少是方镇体系，希望用残唐式缓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们同时做到了三者，前两项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效果。封建九公本来是最难对付的手段，最初几十年的效果确实不在河朔藩镇之下。河北、河东的散沙人口几乎不复存在了，但设防城镇和寨堡很少会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联络山东流寇，在金元宋之间合纵连横。木华黎和张柔的同侪虽然比武仙的同侪强大，却不可能一举荡平错综复杂的华北镇堡群，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也不过是同类的镇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镇体系比自己更长寿。哀宗逃离汴京后，一度指望河北诸公的援助，直到发现他们毫无勤王的兴趣，才绝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乱，元廷主要依靠山东诸镇出兵。忽必烈意识到领地制度的弱点，决定不让其他领主得到自己在关中封地的机会。这样一来，他就要更加依赖中书省了。只有行中书省才能组织复合型大军，给部落骑士和领地辅助部队提供强大的炮队和锱重部队。尽管廉价的部落军队和封建军队能够打赢野战，但长期和昂贵的攻坚战少不了行省战争机器。儒生和领主共同憎恶的聚敛之臣夺走了华北封建主义的复活机会，却没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样彻底消灭领地制度，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只是低贱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没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统的正式权力。大汗随时都会牺牲他们，安抚更加正统的权力。

部落、领地、郡县并存的格局既然无法改变，大都朝廷就特别缺乏召回临时派出机构的动机。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终依靠战争权力统治。战争权力的对象不是毫无战斗力的顺民，而是桀骜不驯的李檀式领主。行中书省为汗廷集权，效果像战争本身一样混乱。明儒经常责备元政不上轨道，其实是弄错了比较的标准。明代的行省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战争机构，而是常驻的文官体系，既继承了元代行省的战区规模和武断权力，又解散了元人无可奈何的部落和领主，自然变成空前细密的超郡县制。明末的巡抚、总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侪，由中央派出官员行使临时和非常的权力。他们的战争管理同样混乱，同样破坏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序。同样的循环在清代重演，巡抚、总督变成了超级郡县。新的动乱接踵而来，钦差大员用跨省的武断权力扰乱地方。